罗纳德·里根对校园的无政府主义有着自己的理论。大概回溯到1964年12月，伯克利名誉校长爱德华·斯特朗对占领了斯普洛尔厅的几百名学生说：“请离开吧！”里根认为康奈尔的暴乱正是“请”这个字最简单的后果：请是不起作用的，635个法律执行警官才有效。他下了命令，“任何以武力取代理智说服的人或组织”，一旦过了给出的“15分钟权衡时间”，就要“采取不管暴力与否的任何手段”当场加以驱逐。
1969年2月5日，里根在旧金山罢工期间说：“那些想要学习和想要传授的人，必要时应该以刺刀加以保护。”2月15日的圣迭戈，赫伯特·马库赛的合同期满等待续约，当地人把他的假人模型吊在了市政厅的旗杆上。2月圣迭戈校长公布了马库赛的连任声明。随后，圣巴巴拉大学宣布雇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理查德·弗拉克斯，他当初在芝加哥险些被棒击至死。里根说雇佣弗拉克斯就相当于雇一个放火狂在爆竹厂安捻子。马库赛教授步入门槛，开始了对建筑的占领。罢课期间，伯克利世界解放阵线粗暴地推搡着想从萨德门进入学校的学生。里根出动了加州公路巡逻队到伯克利，然后告诉新闻秘书：“今晚可以好好睡觉了。”
这便是事件的背景。
伯克利大学推倒了房屋来建设足球场，但一直未能建成，在城镇中心留了一块恶心的空地。伯克利《芒刺报》带头呼吁要求改善空地状况，用以国家支配。民主党大会后，芝加哥市拍了一部自我辩护的宣传片，题为《他们又种了什么树？》，伯克利的怪人们便决定在空地种树。
这个地方被叫作人民公园，成为了整个社区的聚集地；它没有得到可行性研究、土壤测试、预算和分区条例的支持。假山成型了，操场也活跃起来，里面有给孩子玩的沙箱和吊杠、移植的三棵苹果树。当时罗杰·海恩斯校长下发了一条严正提醒，称“财产属于学校机构，任何未经授权之人不得使用”，“人民的革命玉米园”则宣称要加盖围墙，以“方便地再次确定地产属于学校的这一事实”，并谴责人民公园的建设者未能组成“负责的委员会”，导致校方无法与其协商。
这是5月13日。两天后的午夜，加州公路巡逻队员和身着防弹背心的伯克利警方保卫下，工人开始给公园装铁丝网。消息传开了。中午，守护私人财产的军队受到了无情的耻笑。2000人自发地聚集在斯普洛尔广场，他们曾于1964年在这一大学广场聚集，围住了一辆警车。伯克利自由教堂的理查德·约克牧师穿着五颜六色的法袍讲话：“穷人和受尽社会冷眼的人们试图在旧空地上建立新世界，我们承诺站在他们一边。”伯克利学生的当选主席发出了动手的号召：“去把公园夺回来！”
他们有6000人之多。有人开了消防栓，警察又关掉了。人们开始扔石头，警察放了催泪弹筒。伯克利激进分子记起了1967年的血腥星期二，他们在奥克兰边境被阿拉米达县警长打过。记录上，星期二成了星期四。
学生开始移动，企图控制市中心。警长副手持枪冲进人群。一辆SUV被推翻，着了火。警官开始用猎鸟子弹射击人群。
然后猎鸟子弹用光了。
有人开始从上面扔砖头。警官向屋顶喊话，企图捕获他们。两个街区外，25岁的詹姆斯·莱克特逃跑时，一个警察击中了他的背部。他流血倒下了，一个弹夹的鹅卵石大小的双O铅弹撕裂了他的胃、脾、胰脏、肾、肠子和心脏的一部分。一个朋友抓住了他，以免他掉到地下街区去，另一个朋友徒劳地乞求警察把防毒面具借给这位伤者。半小时后，救护车赶到。莱克特被抢救了回来，但只是有生命迹象而已。
9点，里根启动了国民警卫的三个营。伯克利码头，坦克时刻待命。加州公路巡逻队和10个海湾地区群体的宪兵执行着宵禁和公开集会的禁令。5月19日，詹姆斯·莱克特在医院停止了呼吸。一个右翼市议员为射击辩护：“要是我有枪，被逼得走投无路，我也会用。”伯克利的嬉皮士考虑接受了他的意见。次日，上千人聚集在教工碰头的斯普洛尔厅里的维吉尔纪念馆。结束后，他们发现出口被刺刀堵住了。人群试图从另一方向突破，被催泪瓦斯和警棍逼了回来。大约700人回到了主广场上，包括一些曾在校方发起的、关于如何处置人民公园的调查里投过票的人。
里根称，公园的建设是在“有准备有计划地挑起对抗”，而警察所打击的是“装备齐全、很早就已囤积各式武器飞弹的大批暴民”。
下午1：58，投掷化学毒剂前，里根通过扩音器向斯普洛尔广场做出了预告。
直升机在头顶盘旋。
700个学生被警卫军紧紧包围着。
西科斯基直升机俯冲到了离地200英尺。一片恐慌的尖叫中，人们横七竖八地倒着；他们意识到自己被困了。飞机舱内鼓起白色云雾，警察和警卫军从三面同时放入更多瓦斯。
（或许有些医学预科生读过最新一期的美国医学协会《今日健康》杂志，里面有一篇“医学摘要”：“军队病理研究所报告，13个经受过催泪瓦斯的患者中，有14只眼睛被移除——其中5只是在受伤两个月后，9只是在大约15年后。”）
人们开始弯腰呕吐。风把化学毒雾带到了学童的野餐地上空。考威尔医院的病人无法呼吸，护士忙得上气不接下气。
巡逻直升机的一段对话被人听到：
“拿支点22口径的步枪，做了吧。”
“我不是暴力型的。我真的不信任——你知道。”
“不过还是挺有趣的。”
“嗯，不管怎样，做这活得要06式点30的枪。”
一则标语：这次是气枪，下次呢，炸弹吗？
128人受伤——“其中包括25名警察。”《滚石》杂志骄傲地报告道。美国白人住宅区史上第一次处在军事占领之下。警卫军不敢吃嬉皮女郎给他们的橘子和饼干：万一被下过迷药了呢？一个年轻上校对自己的职责反感不已，他联合了有同感的警卫军退出战斗，扔掉了步枪和头盔。作为民权战争中一个转变立场的英雄，他上了《滚石》的封面。
17天占领期中的第5天，里根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一个留着小胡子的愤怒记者提高了嗓门：“超过100人被射伤！瓦斯，致死毒气——”
里根和学校老师一样严肃：“一旦战争疯狗被释放，你就得想到会发生什么事。双方都是人，都会犯错——”
记者：“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因为伯克利有人被射被杀！”
声音响成一片。
里根的声音突然响起：“谈判？谈判是什么？”
一个蓄胡子的中年记者试图解释：“里根州长，大学可以为所欲为地压制大多数学生要求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大学是公共机构——”
里根打断了他，吼道：“全部都因你们而起，你们这些懂得更多的人，这些年纪够大、该明点事理的人让年轻人以为他们有权选择想遵守的法律，还借了社会反抗的名义！”
他突然笔直地站起来，把摄像师推到一边，离开了房间。同日，即5月21日星期三，尼克松宣布了最高法院的人选——沃伦·伯格，特区巡回法院的上诉法官。尼克松读了一份讲稿，之后印在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拒绝守法的社会问题从未达到今天这种规模”，欧洲国家“行动更快，更有效，在被指控对象是否有罪的问题上更为直接”。
随着周末临近，伯克利学生报纸刊载了一则社论，与政府分庭抗礼：“我们要那个公园。我们要那个公园，或者赔掉整个学校。”
人民公园战斗中，有一场后卫战争。约翰·列侬和他的新任妻子大野洋子移到了多伦多费尔蒙酒店，为越南和平演出宣传。相机闪烁、话筒攒动中，明星纷纷拜访他们的房间，谈论世界局势。一位灰白头发的教士和列侬排练了一首新歌：“给和平一个机会”，他说：“两人之间的爱意能够延伸到全人类。”约翰和洋子两人每天对伯克利现场直播，试图缓和局势。
当反嬉皮士的漫画家艾尔·凯普登门拜访时，“为和平卧床”行动气氛高涨。
凯普一脸笑容，大步走进了列侬的房间，介绍自己是“可怕的极端保守法西斯分子”，要求坐在一些“硬东西”上。他逼问这对新婚夫妇：“二战时候怎么办？希特勒和丘吉尔都去睡觉了怎么办？”
约翰回答：“那么很多人都能一直活到今天。”他问这位卡通画家现在正为伯克利的和平做些什么。
“我在给警察鼓劲，这就是我现在做的……你们这些人在伦敦也有房子。你们会允许他们像在伯克利一样砸碎你家玻璃，在你家家具上排泄吗？”
凯普开始骂大野洋子是“悍妇”，看起来是想激怒她丈夫揍他。新左翼激进分子不是唯一了解激化矛盾才更有宣传价值的人。
“我画画赚钱，和你唱歌一样。这就是目的。”
现在这位披头士像是快出拳了。他要卡普离开。卡普丢下一句：“要原谅你的不是我，而是你的心理医生。”
这强调了尼克松之国的原动力：战争和停战努力在电视上看起来都差不多。看起来都和战争差不多。
5月15日，第101空运师的伞兵席卷了被美国人称作937高地、越南人称做邑巴山的目标地区。美联社5月19日发了一篇极富感染力的报道。“伞兵下了山，绿衬衣被汗浸透，武器尽失，绷带棕红一片，染上了泥土和血迹。”报道称他们诅咒了电台中代号是21点的指挥官：
“该死的21点不让我们死光就不收手。”
后来这一地区以汉堡高地之名为人所知。士兵以美国人的获胜方式攻下了目标地；633名北越主力士兵被杀，美军的损失还要再加100。接着，他们以美国人的丢弃方式舍弃了越南的这块高地；“我们不再这样争夺地形了，而要跟在敌人后面。”指挥官克雷顿·艾布拉姆斯解释。“这根本没意义。”军队回应说。这句话一路传回了家乡。
第一个破坏尼克松越战问题和谐期的政客是麦戈文，3月17日他在人头攒动的参议员议事厅说：“没时间‘考虑军事选择，提高谈判地位’了。在礼仪和常识的名义下，不管辞藻多么华丽，不答有多少空洞的胜利预测，现在的战争政策都不能再继续了……我相信唯一可接受的目标就是立刻停止这场厮杀。”通常为了充实记录，议员做长篇演说时都会找一些关系好的同僚旁听，并对演讲加以褒扬。但加州的艾伦·克兰斯顿和爱荷华的哈罗德·休斯完全没料到有这些话。他们缄口不语。泰德·肯尼迪告诉记者，对他来说，麦戈文的话“有些草率”。
现在，两个月过去了，肯尼迪转向了麦戈文的立场。5月24日对新民主党联盟的讲话中，他说汉堡高地袭击“残酷而野蛮”。5天后，他说它“毫无理智、不负责任”，“疯狂——代表了一种心态、一个政策的宿疾，需要立刻引起注意”。
总统注意到了泰德·肯尼迪。尼克松对肯尼迪的一切都极其关注——自从1964年约翰·肯尼迪在第一次选举中击败了他，抢了他《洛杉矶时报》的头版。两位肯尼迪成了尸体，他才坐上了总统位置——然后他亲眼看着这一火炬传给了这个35岁的年轻人，他曾因作弊被哈佛开除、但已作为1972年民主党提名热门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
肯尼迪的幽灵在白宫絮叨不散。入职第五天，对埃利希曼口述备忘时，尼克松说：“不顾及老人的能力，能控制的内阁席位用了至少90%的新人……肯尼迪进来时就是这么搞的。”总统访问欧洲的首次旅行中，他尽可能快地离开了柏林：这是“肯尼迪之城”。他厌恶“共和国战歌”：“这是肯尼迪之歌”。
盖洛普5月的月度投票问题是“下个四年，你最想看到卡片上的谁控制民主党的计划和政策方向？”爱德华·肯尼迪的票数比穆斯基和汉弗莱加起来还多。财富的大学调查中，问到“你最崇拜这些人中的哪个？”肯尼迪排第一，美国总统排第三。埃利希曼建议监视肯尼迪。3月26日，尼克松同意了他的提议。
尼克松无论如何都没法喜欢上参议员或国会议员。他觉得他们和媒体一个德行，可以随便批评人，不用负责。他自己党内的国会领导也只能严格获取他立法策略的最基本信息。新总统第一年的国情咨文一般是将立法议案公之于众的时刻，而尼克松根本没做这一演说。他连自己的一些国会联络员的名字都不知道。一个伊利诺斯的共和党人在国会议事录里纪念了在越战中死去的33000人的名字；尼克松潦草地写了条命令：“哈洛——别让他再见我。”女儿特里西亚1971年在白宫举行婚礼时，尼克松没请一个国会议员。他觉得这些立法人——小肚鸡肠、哗众取宠、傲慢无礼。
其中最差劲的是读了宪法的人，尤其是宪法第I条第8款，赋予他们“宣战……筹款支持军队……为政府和陆海军规章编写条例”的权利。尼克松把自己统治下的外交政策制定看做自己的特权，这些干涉快把他逼疯了。
有一天尼克松对助手大发雷霆，要断绝与《时报》和《圣路易斯邮报》的所有联系。接下来他又加上了《华盛顿邮报》，之前它操之过急地公布了6月8日总统与南越主席在中途岛的会谈。（FBI告诉他俄亥俄州立大学是反战声潮最大的学校之一，之后尼克松决定找个借口出国，好逃掉原定6月8日在此大学的演讲。）尼克松每天几个小时一人独处、思考，或者向霍尔德曼发牢骚，抱怨工作人员没能让媒体都把他写成每天工作20小时的人，还说他才不在乎什么公关。
学年结束时，法律执行官总结了大学校园里84起纵火、爆炸和爆炸未遂行为，另有27起发生在中学。加州参议员委员会通过了大约100个反校园暴力议案。西弗吉尼亚通过了一条法律，宣称任何未能遵守任一法律执行官命令的人均属“暴乱分子”，法律执行官中包括代行职能的旁观者；还宣称法律执行官对暴动者的死亡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