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革，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的社会保障观念产生了重大变化。人们普遍认为，通过国家干预，建立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制度不仅可以解决社会矛盾，而且对于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也是有利的。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战后西方各主要工业发达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它们先后通过社会立法，建立起以保险为主要特征，包括大量的社会救济或社会补贴、社会服务等项目的社会福利制度。尽管各个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奉行的宗旨、采取的措施和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但是，由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使得各国在社会保障的理论与实践中必须与工业化进程相一致，必须建立一个与社会经济繁荣相一致的社会保障体系。
（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目标
西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社会保障的发展与西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
这里的社会民主党，泛指“社会民主党国际”成员，包括西方各国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已成长为重要的政治力量，有的成了执政党，有的成为联合政府的重要成员。这些政党都把实施和完善社会保障看作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它们的目标和纲领不是改变和废除私有制，而是主张通过某种程度上的计划经济、劳资合作、高额累进所得税等方法，来调节分配、稳定经济，从而达到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１９５１年社会民主党国际大会发表的《法兰克福宣言》把医疗、休息、学习、住房等列为基本权利，认为保障这些权利是“社会民主”的基本价值，并且认定国家是实施普遍福利政策的主要政治工具。当时，英国的工党、联邦德国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等都把上述目标列为它们党的主要宗旨，都为本国社会保障的不断普及和完善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
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破坏是空前的，人民群众的生活在战后初期处于极度困难之中，各种商品奇缺，民众生活困难重重，尤其是战争而造成的大批寡妇、孤儿、无家可归的老人、伤残者和失业者，这些人需要社会给予救济安置，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这种客观经济社会形势，为社会民主党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这些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以后，便适应这种需要，以保障公民基本生活为口号，开始建立起全面的社会福利制度。
由于社会保障的刚性特点，社会保障一旦成为政治竞选的有效筹码，便成为西方各政党竞选中普遍使用的口号。各国政党在竞选中都以加强社会保障或不削弱社会保障开支的口号，作为获取选票的重要手段。这种政治理念和选举政治的双重作用，使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措施日臻完善。英国、丹麦、荷兰、法国、卢森堡、联邦德国、意大利、爱尔兰和瑞典等国都根据本国的特点，制定出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保障措施。其中瑞典最具典型性，其目标是“不仅缩小社会各类人收入水平的差距，而且还要致力于缩小每个人不同年龄阶段的收入差距”。
（第三节）当代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一、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并向高水平发展，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达到高峰，形成了以高福利为特征的强大社会保障网络。这种“普遍福利”的社会保障，有利于社会的公平与稳定，有利于缓解经济危机。但是当这种社会保障超过经济承受能力时，就显现出它自身的固有弊端。尤其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石油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危机使世界经济出现了“滞胀”，导致失业率和财政赤字大幅度上升，福利国家先后陷入困境，出现了所谓“福利病”现象。自诩为“福利国家”的英国得了“英国病”；有“福利国家橱窗”之称的瑞典得了“瑞典病”。美国朝野也为是否削减社会保障支出而吵得不可开交。
“福利病”最集中地体现在高额的社会保障支出超过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出现了入不敷出的窘相。
这些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所暴露出来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严重削弱了国内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在发达国家，过高的社会保障水平严重地削弱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许多西方国家，社会保障费用在劳动力成本中的比重很大。如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瑞典等国，社会保障费用已占劳动力成本的２５％-３０％；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失业率已达１０％左右。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这些国家由于过高的社会保障费用，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还会进一步下降，导致雇主向国外转移资本或进一步减少劳动力雇用量，从而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使西方国家经济长期处于“滞胀”和缓慢增长状态。
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西方国家经济“滞胀”的迹象已有所表现。从１９７３年底石油危机爆发、１９７４至１９７５年西方国家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经济结束了持续２０多年的大发展时期，转入一个“滞胀”和缓慢增长的时代。经济增长速度普遍大幅度下降，通货膨胀严重，失业人数剧增，对外贸易增速显着减慢，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受到严重影响。“四高”（高失业、高赤字、高负债、高通货膨胀）现象如幽灵一样紧紧纠缠着西方各国。
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从繁荣转入滞胀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第一，资本积累过度，生产能力大量过剩，市场相对饱和，限制了固定资本投资的进一步增长。由此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大大降低，利润率下降，进一步限制了固定资本投资的增长。第二，国际货币体系垮台，国家金融市场更加混乱，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阻碍了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加上石油大幅度涨价的严重冲击，致使西方国家的经济难以承受，全面陷入停滞局面。第三，西方各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高，石油危机爆发时又未能采取有力的应变措施，以致经济发展受到石油涨价的极大影响。第四，西方各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产业所占的比重较大，缺乏市场竞争力。同时，在新技术革命中起步迟缓，导致以电子技术为主的高技术落在美、日之后。第五，西方各国的经济一体化进展缓慢。西方共同市场建成后，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在７０年代一直不大，相反地，在经济困难的时候，西方各国都加强了非关税壁垒，市场仍然处于各自为阵的分散状态。
（二）国家财政负担沉重
由于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严重，企业和政府的收入不断下降。
同时，失业和贫困者增多，又导致社会保障开支随之增加，其结果是西方各国的社会保障开支迅速膨胀，成为西方各国经济和财政的沉重负担。特别是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先进、昂贵的医疗设备的采用，医疗保险开支惊人地增长，１９６５至１９７５年，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医疗保险开支的年增长率是１４．７％，荷兰高达１７．９％，这是社会保障开支急剧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部分国家社会保障支出情况参见表２-１）。西方各国社会福利开支的增长速度比政府总的财政开支的增长速度还要快（表２-２）。
为了应付庞大的福利开支，西方许多国家不得不靠举债维持。
１９８２年底，瑞典国债共达３７７０亿克朗，其中外债为７２０亿克朗，平均每个瑞典公民负债８６００克朗。８０年代初，丹麦外债达到１４００亿克朗，占丹麦国民生产总值的３０％，平均每个丹麦人负债２９０００克朗。
而６０年代初，丹麦外债总共只有３亿克朗，还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１％。联邦德国的国债从１９７０年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２０％，上升到１９８１年的３５％，１９８２年底更达到６０５７亿马克。１９８４年初，法国外债超过６０００亿法郎（其中包括１４５０亿法郎的短期债款），每个法国人平均欠债达１３０００法郎。
（三）管理体制僵化，效率低，成本高
管理体制僵化的突出表现是，社会保障制度不能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保障对象的变化进行及时地调整。战后西方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普遍出现了出生率下降、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现象，产生了日益严重的人口老化问题。社会保险的对象过去一直是职业生涯稳定的产业工人，而现在由于妇女劳动力参与率不断提高，职业流动性增大，非全时工作和非正规部门就业人数增加，使社会保障的对象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变革。另外，随着经济发展的缓慢与“滞胀”，失业人数增加，社会保障基金的支出随之扩大。由于社会保障水平过高，导致人们的社会保障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人养成了对社会保障的依赖思想，造成了社会保障基金的巨大浪费。
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也日益暴露出诸多弊端。（１）国家机构庞大，雇员过多，官僚主义严重，效率低下，浪费惊人。（２）由于有些具体规定不合理而造成各种漏洞，例如，由于享受医疗补助的规定不尽合理，造成药品浪费惊人。如法国医院的预算是由一年中病床使用率来决定的，因而医生就有意使病人延长治疗时间，仅此一项就造成国家在保健开支上每年要增加１５％-２０％。（３）办事人员利用职权徇私舞弊。许多人为了享受社会福利，总是想方设法少报收入，争当“穷人”，千方百计偷税漏税。
（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面临的突出矛盾
在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面临的最大矛盾是要求削减福利开支与保护既得的福利权利之间的尖锐矛盾。在西方国家经济增长迟缓和停滞的情况下，庞大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包袱，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提出必须对已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１９８３年５月，荷兰决定从当年秋季起削减所有社会救济金（包括失业救济金）１０％-１５％。１９８３年６月，联邦德国也采取了类似荷兰的削减社会救济金的措施。１９８４年１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提出，她执政的责任之一就是用斧子砍社会福利费用。１９８４年，法国政府在其预算中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
但是，社会保障具有极强的刚性特征。几十年来，西方各国民众已习惯把享受福利作为一种权利，谁也不肯让已经得到的福利突然消失。
西方一些福利国家不断削减福利开支的行动，遭到国民的强烈反对。
１９８４年伦敦市民举行示威游行，反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削减国民保健服务”动议。１９８２年，联邦德国先后爆发了两次５０万人的大示威，抗议政府的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主张。在西欧各国，青年人对政府削减福利开支的抨击尤为激烈。政府如果强行削减，势必引起混乱。一位丹麦官员说：“丹麦的任何一届政府，如果敢于触动一下这个国家真正的社会制度的话，它必然会受到致命的打击。”意大利全国社会预测研究所副所长多梅尼科·米尼内把福利制度描绘成“一幢不能被铲除的摇摇欲坠的大厦，因为千百万人都依靠着它的四壁”，社会福利已成为西欧各国人民生活中根深蒂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已经享受的基本权利，没有一个政府能把它再收回来。因此，西欧福利国家普遍陷入削减福利开支与满足公众要求的两难之中。
二、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与主要措施
为了摆脱社会保障改革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困难，西方各国专家学者纷纷出谋划策，提出种种不同的改革政策主张。典型的观点有以下两种：
一种观点认为，必须用“选择性”的社会安全网制度去取代建立在“广泛性”基础上的全民福利制度。这种观点是１９８３年７月由英国《泰晤士报》提出来的，其立足点是把社会保障局限于只帮助“真正贫困者”，因此，必须限制现在所有公民已经取得的福利，不再实行建筑在“广泛性”基础上的社会福利计划。但反对者认为，以“选择性”代替“广泛性”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早在中世纪，就存在着救济贫民的社会福利，一直到２０世纪初，英国人才首先把对无业贫民的救济转向解决贫苦工人的失业、疾病和老年赡养等问题，把社会福利由救济变为权利。
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期，英国推行“贝弗里奇计划”，从而奠定了社会福利“广泛性”的基础。现在要把大多数人“广泛”享受的社会保障，退到只有“真正贫困者”才能得到的“选择性”社会保障，必然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
另一种观点认为，必须实施“工薪者基金”的社会保障措施。这是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由瑞典提出来的，其基本观点是：工薪者基金的来源是增收两项企业税：一项是２０％的超额利润税；另一项是０．２％的工资总额税。基金主要用于投资，所得利润的３％作为职工养老金，以补充国家养老金。这种观点认为，设立这一基金有利于增加资本积累，加强生产性投资，从而增加社会就业，减少通货膨胀，有利于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缓和劳资矛盾。反对者认为，“工薪者基金”不是一种新的创举。
早在３０年代，有的国家就提出这种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荷兰、丹麦和联邦德国曾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但都未能取得有效的成果。这种措施的实行，不仅削弱获得新的资金来源，而且会使国内投资利润减少，造成资本外流。
西欧各国政府在实际的改革中，并没有选择这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更没有放弃“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模式，而是采取现实主义的稳步推进策略，在原有的制度框架内开源节流。其具体思路是：扩大社会保障基金来源，改革社会保障付费办法，通过扩大就业来增加社会保障费源与减少社会保障支出，对社会保障的实施办法进行结构性改革以降低管理成本和减少浪费。
１．提高个人缴费上限，征收社会保障税，扩大社会保障经费来源
西方各国扩大社会保障经费的来源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提高雇主和雇员的缴费率，取消个人的缴费上限，二是征收社会保障税。
提高雇主和雇员的缴费率是许多国家的选择。例如，德国提高了养老保险缴费率，法国提高了综合社会保险费率。提高或取消个人缴费的上限，也是西欧许多国家先后采用的办法。社会保障缴费的缴费工资有上限和下限要求，高于上限的部分，一般不进入缴费基数，工资低于下限，则不必缴费。如法国投保人员年收入６８７６０法郎以上的部分，不必缴纳保险费，６８７６０法郎便是缴费工资的上限；缴费工资下限一般均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上限和下限按计划进行定期调整。
１９７９年后，西欧国家为了增加社会保障财政收入，改变了按计划提高上限的做法，采取了一系列临时性的提高缴费工资上限的措施。为了增加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收入，有些国家还对某些保险项目彻底取消了缴费上限，即在限额以上的工资要全部按照百分比缴纳社会保险费。
另一些国家则征收社会保障所得税，以弥补社会保障经费的短缺。
１９８１至１９８５年间，征收社会保障所得税的国家主要有比利时、法国、联邦德国等。基金征收途径有如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