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华兹（-），美国人，犹太移民后裔。生前担任过哈佛大学威廉斯历史学与政治科学讲座教授。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罗曼语系（拉丁系）语言与文学系，后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
“二战”中参军，因有语言天赋，被美军派去学习日语，参与协助情报部门破译日军密码的工作，由是开始将目光转向东亚的历史与文化。战后，史华兹回到了哈佛大学，投身于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费正清的麾下，在哈佛大学获得了东亚研究的硕士学位（他的第二个硕士学位）；年，又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史华兹执教于哈佛大学政府与历史系，直到年退休。主要代表作有：《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兴起》（哈佛大学出版社年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哈佛大学出版社年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哈佛大学出版社年版）。此外，他还有多篇颇受关注的论文，这些论文多收入《中国及其他》（年）一书之中。
史华兹一生的主要学术兴趣在于中国思想文化史，是极少数对中国思想史作过贯通性研究的美国学者之一。他的三本主要代表作，《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探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分别以先秦、近代、现代作为研究对象，横跨了古代（先秦）、近代与现代，并且在每一段上都作过相当深入的专题研究，他是一位思考精深、视野宽阔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大家。
本书出版后，被美国汉学界公认为一部体大思精的学术名着，颇获好评，是研究中国先秦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的必读书之一。余英时先生认为，这是一部对此后几十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着作。在获得好评的同时，争鸣意见也不断涌现，在学术界还引发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争论。此书中译本的出版，既能为我国先秦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一种富有参考价值的学术专着，又为我国学界进一步探讨有关问题提供了相关的参考材料。
下面我们对本书两个关键术语的翻译问题作一点说明。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之中，史华兹使用了两个专门的用语“vision”和“problematique”，本书将其译作“通见”和“问题意识”。
“vision”常见的用法有“洞见”、“想像力”等，在宗教上用作“显圣”、“异象”，对应的世俗含义是“幻像”。在现代文论中，它的常见译法是“视域”。史华兹在本书中频繁地使用该词，为其赋予了一些比较特殊的含义，与上述用法均有或多或少的不同。综绎全书，我们将其译作“通见”。
“通见”指某个学派大部分成员共通的总体观点与立场，代表了学派的总体特性，是一个学派进行内部认同的特征。更具体些说，通过这个词，史华兹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如下的画面：在一个学派兴起之初，学派的始祖提出了学派的总体观念图像。这种观念图像的组成要素并非一个个精确表述的命题，也不要求所有的观点之间保持前后高度一致的逻辑关系。换言之，它不同于符合严密逻辑的公理化数学系统。毋宁说，它描述了这样一幅动态均衡的观念图像：它既包括了已经明说的、又包括尚未明说的内容，它既包含了从某个角度看问题同时又提示了从其他角度看问题的视野。这幅观点图画的局部与整体之间也并不绝对地符合逻辑，甚至还包括某些局部性的冲突与不协调。换句话说，这幅动态均衡的观念图像可以涵摄不同的解释成分，包容因为不同的解释性视角造成的矛盾与冲突。
此时，它就叫作“通见”。
“problematique”是法文词汇，不见于一般的英文辞典。本书将其译作“问题意识”。在汉语中，似乎对“问题意识”一词没有明确的界定。这是一个自上世纪年代以来逐步流行于我国学界的新范畴。人们有时会说“某位学者有较强的问题意识”，通常是指这位学者在学术研究之中善于提出问题，善于发现前人没有注意到的学术疑点。
综观全书，史华兹所说的“问题意识”向我们描绘的是如下的一幅画面。上文说过，当学派内部保持相对均衡时，这个学派的形象是：“vision”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但由于各种原因，学派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开始出现分裂，这幅动态均衡的整体画面将遭到破坏，此时，在这个学派画面之中，“problematique”将占据主导的地位。此时，学派内部的“问题意识”非常发达，派内不同的立场与视角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进一步占据显要地位，但是，整个画面仍是一个整体，只不过更为破碎，各个部分更为不协调而已。
将“problematique”译成“问题意识”，其中使用了“意识”一词。但应当指出，“problematique”的重点并不在于描述某种“意识”或主观的能力，而是对于某种学派在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客观特征的描述。换言之，史华兹引入“problematiuqe”一词，主要是用来描述一个学派内部面临着剧烈的矛盾冲突、不断产生内部分化过程的学术画像。它看重的不是某个学者发现与提出问题的能力，而是一个学派在发展到某一阶段时呈现的特点。
本书之中，同时包含了“vision”与“problematique”的典型例句是：“他们大多为孔子光芒四射的通见所倾倒，聚集到了孔子的周围，并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渴望接受这一通见，然而，每一位门徒又不可避免地从他自己的特殊视角去看待（通见的）整体。这些视角通常是僵硬而夸张的，特别是，在他们的再传门徒之中，这一通见与既得利益关联在一起，从而使整个格局愈显复杂。因此，通见（vision）被转化为问题意识（problematique），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它还继续保持着它作为一个完整通见的地位，并且召唤着人们对其作出创造性的新诠释。”②这一句话对于我们全面判断史华兹对“vision”与“problematique”的用法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
在本书初译完成之后，曾读到墨子刻先生的文章《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上的一些问题：一个后休谟的看法》③，很有启发。墨子刻先生对这两个概念的解释与此不尽相同。他主要讨论了“problematique”，没有涉及“vision”，不过从他对“problematique”的讨论似乎可以推测他对“vision”的看法。他说：“研究文化的方法很多，有一种看法认为每一个文化有一个根本的核心，而其他的观点都围绕这个核心，……我不能接受这种意见，我和史华兹、贝拉、艾森斯塔特等人一样，认为文化是上述的会话。史华兹经常提到problematique这个字，这个字原先是法文，可是史华兹没有斜体印刷，所以现在也可算英文了，意指文化是一个辩论的过程，而在此过程背后有一些共有的范畴或预设（premises）。例如孔子和墨子都认为古代有圣人，这是他们共有的看法，即共有的预设。然而此外还有两人要辩论的事情，有辩论必有共有的语言或预设，有预设必有辩论。所以在这样的problematique中预设与辩论是交织在一起。……强调problematique者觉得这两方面是分不开的。”
我们的理解与墨子刻先生有两点不同。其一，墨子刻先生认为problematique用来解释“整个文化”，而我们认为在本书之中它描述的是学派，我们的结论来自于阅读史华兹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取材较墨子刻先生为窄。其二，在墨子刻先生的解释中，“problematique”一词包括了本文中的“vision”与“problematique”两个概念。用墨子刻先生的语言讲，“vision”强调的是共有的预设，而“problematique”强调的是辩论。总的说来，从史华兹全书上下文来看，将“vision”与“problematique”理解成形容学派（或在更大尺度上，文化）发展与分化的动态过程中的两个方面，似乎是较为妥当的。
“vision”与“problematique”两个概念的提出，是史华兹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见解。这两个概念涉及到史华兹个人对于人文学术方法论的一般见解。
在此简要谈一谈我们阅读本书的一点感想与体会。相对于自然科学，人文学科有一个显着的特点：每一位人文大师的背后，都有或强或弱的学派（一个学派或多个学派）影子。在自然科学中，虽然也有学派存在，但不像人文学科那么普遍与明显。古今中外的众多人文大师，经常以学派的创始人或成员的身份而闻名于世。例如中国的儒家、道家，西方的柏拉图主义（或新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伊斯兰教的苏菲派等等。一个学派有可能会持续存在很长的时间，会经历很多谱系的变换，成员的观点之间有可能会存在很大的分歧。同一学派内部呈现出很大的分歧，这一现象在中国比西方更为明显。④因此，人们凭什么说这些看上去相互矛盾、互相反驳的思想家与学者构成了一个派别呢？这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算得上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重要问题之一。
通过细绎本书，我们感到，史华兹有这样的一种主张，即：一个学派不是一种静止不变的单一存在，而是一种由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动态互动的部分组成的动态整体。学派的内部成员在基本立场方面保持一定的认同（不一定保持完全一致）、但在某些方面保持了高度的分歧对立与批判意识。
当学派内部认同的意识占上风时，史华兹称这种学派处于“通见”占主导的状态；当学派内部相互质疑、批判的意识占有上风时，则称这种学派处于“问题意识”占上风的状态。因此，要研究一种学派，人们必须同时具有两个视野，一是它的“vision”，另一是它的“problematique”。
译者最初将“problematique”译作“问题情境”，但在译文的语境之中，“情境”一词有时会与汉语的行文习惯冲突，有文气不畅的缺点，刘东先生将其校改作“问题意识”，比较符合学界的用语习惯，较好地解决了行文的晓畅问题。
本书的翻译与校改经历了比较长的过程。在初译稿完成之后，对全书的贯通性理解方面尚存在缺陷，文字上也存在着较为生硬、欠缺打磨的问题，需要寻找一位校者。由于本书学博思精，寻觅校者不易，为此延缓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最后只得由本书的主编刘东先生亲自出面从事校订工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作。从事过翻译工作的人都知道，校稿是一件苦差事，是费力甚多、无名无利的苦活。刘东先生是位大忙人，教学、科研、出版组织工作缠身，要让他腾出时间，从事校订书稿的具体工作实属不易，促使刘东先生下此决心的，是他对于史华兹先生学术思想的敬意以及为国内引进这部汉学研究名着的竭诚之心（他主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已有十余年之久）。由于刘东先生工作繁忙，难以抽出整块的时间来完成这本厚书的校订，直到年春季“非典”期间，刘东先生才挤出时间完成本书的校订工作。刘东先生的校订使得本书的译文质量有了显着的提高。对于刘东先生为本书校订付出的辛苦劳动，译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刘东先生校订的基础上，译者对此稿又作了最后一遍查订。尽管如此，限于译者的水平，这部译稿中仍然存在着不足乃至错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对译稿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的何兆武先生促成了本书的翻译；此外，何兆武先生还校订过本书导言的部分译文，在此谨表谢意。本书第二章前半部分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的彭刚先生所译，在此谨表谢忱。本书初译稿完成后，曾在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国际汉学着作选读”课上多次讨论过部分译文，不少研究生同学为译稿提出过中肯的批评意见，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之中，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周文彬先生、王保顶先生本着严谨负责的态度，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长期辛苦的劳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释
安乐哲与郝大维合着的学术着作ThingkingthroughConfucius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书题为《孔子哲学思微》（江苏人民出版社年版），在为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安乐哲引用了他的老师、知名的中国思想史与古文献研究专家葛瑞汉教授在评论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时发表的一段意见，表明了葛瑞汉、安乐哲等与史华兹在学术立场上的区别。葛瑞汉声称，自己的立场是“透过所有的相同点，去揭示那些与受文化制约的概念系统相关的，以及与汉语和印欧语言结构差异相关的关键词汇间的差别”，而史华兹的立场是“运用那些超越文化和语言差异的概念，透过所有表面的不同，去发现中国思想中对普遍问题（universalproblems）的探索”（见序言第页）。后来，有学人将两种思路分别称为“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在我国学界，这段话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此后，安乐哲与郝大维合着的ThinkingfromtheHan的中译本（中文书题为《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原》，江苏人民出版社年版）出版，激发了更多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兴趣。
②《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英文原文，第～页。
③文章见：《学术思想评论》，贺照田主编，第五辑，辽宁大学出版社，年。
④关于这一点，请参考，J.BHendrson，Scripture，CanonandCommentar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NewJersey，，p..关于这部着作的简单介绍，参见笔者对本书（韩德林，《经典、正典与注释》）所写的简单提要，见《国际汉学着作提要》，江西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