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要研究汉武帝与儒家的关系仍是极其困难的课题。他明显把他那个时代的儒家——其中有许多来自于像齐鲁这样的古老文化中心——看成是关于过去的文化与宗教遗产方面的专家。他向他们寻求有关神圣风俗和仪式方面的信息，以便有助于为他的王朝建立宇宙论的合法性。即使就这个时代而论，“儒”是否就必定意味着要在更深的层次上信奉儒家的思想仍悬而未决。然而毫无疑问，许多人仍在某种意义上把自己看做“儒家”。不过，他们的主要吸引力之一，来源于拥有皇帝认为是重要的信息。同样，大多数儒家也支持皇帝反对在前一任统治者——尤其是可恨的窦太后——的统治时期占据着主导地位的黄老道家。在司马迁的记述中，汉武帝特别沉湎于在山东的泰山举行所谓的封禅祭祀。根据那个时代尽管起源模糊但却占据着主导地位的观念，如果能够“成功地”举行这一令人振奋的祭祀，就意味着证实了天地间所有的神灵对于现任王朝将给予高度的支持。司马迁说：“在举行这些仪式的时候，数不清的神灵中，没有任何一位神灵会不欣赏品味纯正的祭祀仪式。”如果与正确地举行仪式有关的传统是一种古代的神圣传统，那么，“儒”就必定是这一传统的守护者。然而，许多儒者坦率地承认，他们缺乏祭祀仪式方面的知识，即使是对这方面的知识比较自信的那部分人之间也不能达成任何一致的意见。司马迁明确地暗示，事实上，从道德上讲，皇帝并不具备举行仪式的资格。最终讲来，儒家并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于是他随时愿意接受“方士们”的建议。不过，他还是继续把“儒家”当做古代神圣典籍的守护者和解释者而予以对待。
宇宙论儒家与帝制国家
毫无疑问，董仲舒要求皇帝罢黜“百家”并建立正统官方学说的建议，对于倾向于高度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立场的汉武帝来说，肯定颇具吸引力。因此，过去有学者强调，董仲舒的“宇宙论儒学”已被证明是特别有利于帝国专制体制的学说。藉助于把汉王朝整合到王朝的宇宙循环轨道之中的方式，这种儒家模式为新的集权化官僚制国家祝福——这标志着与过去的“封建”模式实现了惊人的决裂。后者大致上是孔子的理想，孔子把它就看做是“周王朝”的模式。在董仲舒所有的作品中都包含有下列思想：即孔子的伦理以及《春秋》大义对于现实的高度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因其还残存有被称做“国”的“封建”单元，这一国家模式本身多少有点得到缓和）也是适用的，就像它们适用于过去的封建朝代一样。事实上，在他的全部作品中极力试图掩盖这一现实：和过去相比，政治体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总而言之，某些学者强调，由于“五经”已经成了精英教育的垄断性基础，而且其他思想模式受到了罢黜，董仲舒的思想不过是为巩固帝制政体服务的、极端专制的思想而已。
然而，其他方面还有待陈述。尽管董仲舒的宇宙论儒学肯定了普世君主在宇宙论中的地位，不过，就以汉武帝为例，董仲舒似乎也把它（译者按，宇宙论儒学）设想成为起到禁止和限制作用的武器。对董仲舒，司马迁怀有极大的敬意，这与他对他当时某些占居领导地位的儒家政治人物的蔑视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认为，在董仲舒的宇宙论中，他是用吉兆与凶兆——它们在董仲舒的宇宙论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来限制皇帝的专制愿望。我们还被告知，因为对高祖陵庙火灾的批判性解释，董仲舒有一次险些丧命。（译者按，《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着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讽。
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
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他显然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这是皇帝错误行为的后果。在他的“历史哲学”中，董仲舒不仅强调邹衍的“五行”循环学说，还强调了他自己的阴阳转换学说。根据这一学说，从一个朝代转向下一个朝代的过程中，还应遵循文化复杂性原则（文）和质朴性原则（质）的转换原则。
董仲舒认为，周王朝的文化机器发展得有点过度，在此之后，汉王朝成为周朝的真正继承者，它的主导性原则应当是严格的质朴性原则。面对着举动狂热而又喜好奢侈糜费的皇帝，他强调政府应减轻百姓的负担，无为而治。
当然，这些内政和外交方面的建议都是不受欢迎的。
考虑到这一历史背景，人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皇帝更倾向于寻找“方士”，而不是董仲舒的儒家宇宙论，因为方士们许诺能为他提供直接的途径，让皇帝得到神灵的欢心。可是，董仲舒却严格地强调某种秩序的重要性，这种秩序并不总是能对皇帝最高的企望给予回应。令人吃惊的是，在董仲舒的着作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他信仰过神仙崇拜。
可以肯定，董仲舒不是一位信奉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者”，他拥护将宇宙论儒家钦定为真正的正统学说，这其实不过是在战国和西汉的长期间断后又重新肯定了这一古代的观念取向而已。这一取向认为：正确的秩序和“正确的教义”必须一致（政教合一）（而在上述的长期间断时期，这一原则已被搁置了起来）。这是“诸子百家”的大多数领袖人物共享的一种取向，尽管他们被迫容忍思想上的多样性，被迫容忍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混乱局面。例如，荀子就愿意把其他各家的思想看做是含有真理的成分。然而，所有有限的和偏于一个方面的视角，只有在儒学的整体综合框架中才能找到适合于它们的位置。惟一可能类同于“多元主义”潜在倾向的思想模式是黄老道家，它在汉代初期的岁月里达到了其影响的高峰。假如人们想尝试着概括这种多元主义的基础，它似乎是这样的：依赖于如下的信念，即以不可言说的、永不穷竭的“道”观之，所有的思想和方法（术）都具有同等有限的视野和同等有限的的洞察力。
关于汉代初年黄老道家对相关性宇宙论学说的态度，也颇有趣味。
这里有一个前提：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准确地表达了黄老的观点。假如这一前提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阴阳家是和其他五家一同被讨论的，并被认为对人类经验的某些领域提供了合理的、然而却是有限正确的观点。其缺点是：“鼓励了迷信禁忌，它用畏惧来限制人。”然而，与此同时，“它能使人们与四季的秩序保持一致”。（《史记·封禅书》：“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这里所指的似乎是《月令》中描述过的一类特殊的相关性宇宙论。统治者应当依照与季节循环相对应的仪式而行动，但所潜含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这样的行动只能处理某些有限的经验领域，正如儒家的礼制规定主要适用于处理适当的家庭及政治关系的领域一样。
伟大的道家圣贤统治者将会求助于阴阳现象的专家，求助于儒家礼仪，还会求助于法律和官僚制组织，只要这些设施是适当的。他将会把处理“具体细节”的问题交给他们。他具有更高级的灵智，这使得他既能理解所有学派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又能理解哪里是某个学派的有限视野可以适用的适当领域。司马谈不仅仅把这些“家”看做是自成一派的学说，还把它们看做是专业化的活动——它们需要特殊的才能、方法或技巧（术）。人们的确想知道，司马迁本人对流浪武侠或私人武士（游侠）等等的辩护，是否也许可以被看做是对他父亲的黄老道家的“多元主义”立场的进一步发展，以对抗汉武帝为“儒家的”学者官僚们建立社会权力和特权垄断地位所作的努力。可以肯定，汉武帝并非仅仅依靠孔子的“儒家”。在他的“宗教”关怀方面，某些得宠的谋士是方士，而在国家的政策方面，他相当倚重桑弘羊这样著名而露骨的法家。然而，在他的教育政策中，孔子的“五经”课程表被确定为一切精英教育的基础，这却为常规的儒家身份理想最终占据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因而，假如西汉的黄老道家的影响代表了朝向一种知识的和社会的多元主义趋势，那么历史表明，它是瞬息即逝的插曲，即使它的精神在司马迁的著名史学名作中保存了下来仍如此。
在儒学演化过程中，在整个西汉（公元前～公元前年）甚至在东汉（～年）的大部分时期内，无论是在官方儒学还是在一般的高层文化思想中，相关性宇宙论都作为得胜一方的学说而出现，直到东汉时期，才遭到日益增强的挑战。
尽管司马谈提到，他对这一派的观点有过种种的焦虑和担心，但却是儒家第一次作为钦定的“官方”信仰宣讲自己，反映了人类对自己具有的理解能力的高度自信心，它相信，人类能够理解宇宙界的运行机制及其在人事界中的相应运行方式。它以儒学特有的形式，培植了人们认为天是完全可以测知的信念，并藉此对儒家伦理规范的内容提供了毫不含糊的支持。孔子（见《论语》）、孟子还有荀子都没有在如此深的程度上把他们的信念建立在这种自信心之上——这是他们对自己解读“天”的设计图与运行图的能力所具有的极度自信心。对董仲舒来说，“天”之道是可知的和透明的，连一点明暗对比处理（chiaroscuro，译者按，西方绘画术语）也不需要。惟一的神秘之处在于，人类拥有破坏整个体系和谐运行的邪恶的人为力量。
伴随着公元前世纪到公元世纪期间出现的巨大危机，知识精英中善于思考的成员对这一体系的信心开始减退了，这或许是无法避免的历史趋势。尽管这段时期的历史将远远超出本书的范围，但人们在东汉时期可以辨认出一种努力，它以神圣正典的新的解读方式为基础，将儒家的基本真理从相关性宇宙论的全面包围中解救了出来。
事实上，相关性宇宙论遭到了日益增强的挑战，甚至还受到激烈的攻击。然而，作为国家儒教的一方面内容，它从未完全消失。即使是世纪的皇帝也会感到有责任对自然灾害的发生下罪己诏。然而，考查自从宋代初年的儒家“复兴”以后就主宰了中国知识界的“新儒家”思想发现，从总体上讲，它使得相关性宇宙论大大地“边缘化”了。
然而无论如何，与相关性宇宙论有关联的关键范畴——阴阳概念、五行范畴以及其他范畴——仍然是人们普遍接受的、用于谈论自然以及人类生活的各个具体方面的语言。它们深深渗入到民间文化之中，并且主宰了医学、堪舆学和其他为人们所接受的“科学”所使用的语言，而没有遇到很大的挑战。人们因而禁不住再次追问：为什么中国人（除了很少的例外）没有设想出其他的范畴来替换它们，以便理解自然界的结构？也许只好再次回答：他们的基本关怀也许放在了其他地方。著名的朱熹几乎将全部精力都用于为人类的道德奠定基础，他也似乎十分满足于依据“五行”来分析“气”的概念。这五个范畴对于他的分析目的来说似乎就显得足够了。实际上，他对于创立一种有效的化学科学根本没有兴趣。用席文（NathanSivin）的话说，任何人，只要他僵硬地将他自己的问题强加到另一文化的思想中，“也许就从来也不会发现，他的原始材料所致力解决的问题原来处于十分不同的方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