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预计，人们对于民间文化史的关注将会不断增加，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如果有人对于古代“高层文化”的文本继续保持研究的兴趣，就应当心怀歉意。这些文本的作者可以归属于统治“精英”队伍，就好比现代西方的“知识分子”与我们社会的“精英”制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样。但这种联系既不能使得我们更容易由此预测他们的观点，也无法消除他们无法回避的利益背景。事实上，他们所代表的思想潮流必定会对后代的整个统治阶级以及民间文化产生深远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而且，就像生活于其他古代高级文明之中的他们的同龄人一样，他们和现代的学问家同样都是对生命和实在这类普遍问题充满着关怀的真理追求者。这些思想拥有它们自身内在的、可供比较研究之用的价值；而且，它们提出的某些具有深刻意义的问题，至今仍能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它们没有过时。
这项事业的另一重限制条件当然就是语言本身。我们所处理的文本不仅是以汉语写成的，而且是“古代”汉语的种种变体。关于这些古代文本的文献学解释，即便是在“传统的”中国文化自身内部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任何现代西方译文之中必定包含有运用现代西方语言范畴与思想范畴所作的解释。因而我决定，在这本书中，主要依赖我自己的译文，即使我也引用了他人的不少译文。
的确，假如我们接受了语言决定论，也许可以质问从事这项事业的可行性。我所指的语言决定论，并非指乔姆斯基（Chomsky）关于所有语言都存在着天赋的普遍深层结构的学说，而是指这样的学说：它主张不同的语言（或语族？）只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表象着同一种实在而已。不仅是明说出来的思想，甚至连文化都是由先定的（pre-given）语言的基本特点所塑造的。
正是预先确立的语言（preestablished language）概念本身存在着疑问。
难道我们能够假设，在公元前年和公元前年，形态古老的汉语会与公元前年的汉语有着同样的句法和语义性质吗？在多大程度上文化取向必定是由语言塑造的？难道文化取向不可以有助于语言的形成吗？
我在本书中还是不打算处理这些重大问题。然而，人们并不能绕开这个主题。关于语言的文化后果，人们有过一些概括，这些概括的基础是这样的：在句法体系或语言的符号库存（semiotic reservoirs）中，存在或不存在着那些明确的语言设置（language of explicit devices），它们能够表达或不能够表达某些特定的区别（distinctions）。讲英语的人可以说“a book is on the table”（有一本书在桌子上），或是说“the book is on the table”（这本书在桌子上）。俄国人就必须说“book on table”（书在桌子上），即使他的语言中也存在着很多在英语中所没有的明确的语言设置，难道我们因此就假设：语言中没有定冠词和不定冠词的俄国人就不能在他的宇宙之中把握住这些冠词所指称的那些抽象区别吗？或者，在见不到此类明确语言设置的地方，言语行为（speech act）就完全依赖于情境与语境吗？俄国人十分清楚地知道“桌子上有什么？”与“书在哪里？”这两类提问是有区别的。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语言是极其简约的，譬如说，它缺乏单复数、冠词和表示抽象性的后缀。它十分依赖于情境性的语境，或是依赖于大家都能理解的上下文。但是，仅仅凭借着缺乏明确的语言设置这么一点理由，人们又能够推论出多少东西呢？
举个例子来说，我倾向于否认中国古典语言缺乏抽象的能力，尽管它缺乏抽象性的后缀。汉森（ChadHansen）注意到，中国思想并不太关注“与抽象实体有关的理论”。我承认，从总体上讲，中国思想并没有将其知性的注意力集中于抽象理论自身之上（大多数讲印欧语系的古代文明也同样没有）。然而，那些被我们译作“人文性（humanity）”（仁）或“合道义的（righteousness）”（义）的术语，当人们讨论它们时，的确与具体的例示分离了开来，就基本意义而言，这些术语的确是抽象的。当然，当人们产生了追求某种类型的推理的气质倾向时，就如在古希腊那样，某些语言因其自身原因可能要比其他语言更容易“接受”这种类型的哲学推理，这样说也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我却要辩驳，在公元前世纪和公元前世纪的中国，某些中国人已经开始关注被我们称做逻辑和认识论的问题，而且他们的确成功地探索出了一套处理此类问题的术语。这如同在五花八门的语言决定论之中，西方的分析者似乎一刻也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某种能力——这是一种运用他自己语言的范畴来理解他所要描述之语言的“内在原则”的能力。
然而，不论人们对语言决定论持何种态度，跨越文化与时代障碍的可翻译性问题仍然是很难克服的。当我们不假反思地将我们的现代西方范畴应用于中国古代文本上时，当然不能假定存在着像词典一样精确的逐字对应的等价关系。不能设想，诸如自然、理性、科学、宗教和自由之类的术语（它们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之中深深地埋藏着无数层的意义）能够与诸如“道”、“理”和“气”之类在中国文化内部同样有着复杂历史的术语恰好吻合。有人认为，此类词语完全可以不假反思地付诸运用，而不必介意它们在西方或在中国曾经有过漫长而又紊乱的复杂历史，这种想法对于比较思想研究的事业只能是一种阻碍。然而，也有人持有与此截然相反的想法，认为它们根本就不能够利用，这也同样地是“为文化所限”（culture-bound）。一个中国术语的语义范围事实上可以在许多点上覆盖另一西方术语的语义范围。因而，不要去争辩是否如“宗教”一类的术语可以适用于中国，或诸如“道”一类的术语是否能够适用于西方这类问题，人们必须尽可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之中，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使用这类词语。西方范畴是无法回避的，即使我们在本书中偶尔也会采取将中国术语原封不动保留下来的做法，这和人们从古希腊思想中挪用诸如“物性”（physis）和逻各斯（logos）之类的词语时的做法是一样的。促使我写作本书的是这样一种信念：超越了语言、历史和文化以及福柯所说“话语”障碍的比较思想研究是可能的。这种信念相信：人类经验共有同一个世界。
文明、文化和思想
我已经提到过从新石器时代到“文明”兴起之间的过渡时期。要讨论这一过渡时期，就必须以完全“单线条”的和跨文化的方式，依照世界历史的共同“发展”来加以讨论。文明的因素在各个地方似乎或多或少都是相同的。随着人类从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演进，我们看到国家的兴起、阶级的分化、城市的出现、文字的发明、灌溉和战争技术上的重大进步、开始使用货币、宗教和书写专家的兴起等等。
当然，并非世界上的所有地方都曾发生过朝向文明的演进过程，在这一点上，人们可以完全同意列维斯特劳斯的看法，那些没有加入这条道路的人类社区，在面对着人类命运压力的时候，仍然还是像他们过去一样行动。
相当一部分人类并没有“向前”进化到文明状态之中，仍然是个没有确解的问题，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地理和气候的制约作用。
在其他情况下，理由就不那么清楚了。然而，无论如何文化仍然是一个超越了“原始”“／文明”这种机械区分的范畴。
然而，假如文明的重要“历史进展”都属于单线条的演进历程，那么，为什么还要强调文化的差异性呢？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思想史家必须与那些强调文明内部存在着文化差异的文化人类学家一同从事这项事业。假如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去沉思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印度的艺术成就，很明显，我们就会被它们在宗教和文化上不能通约的差异所震动。然而，即使我们转向某些人会认为是“更硬”的领域如社会、技术和政治发展，我们也会发现，上面所列的各项“文明”要素并没有以相同的步伐或是以相同的方式在所有这些文明中发展起来，它们也并非都必定在充满于这些文明之内的文化取向中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在中国，城市的作用似乎和美索不达米亚并不相同，普世“帝国”（universa“lempire”）似乎在印度要比在中国出现得晚得多，而且它们所起的作用也次要得多。张光直认为，从起源看，在中国和在美索不达米亚，书写的作用也十分不同。如果我们假定，其起源可追溯至公元前年的半坡陶器铭文的确是后来文字系统的萌芽状态，那么张光直认为，它们可能就是家族、家系和氏族，或者这些当中某一个的某个部分的“标记和族徽”。他注意到，把符号用于社会团体的身份认同，就与“近东文字起源于记账系统”形成了鲜明对照。不论这一假设是对是错，其中心论点还是可以成立的。在不同的社会综合体中，文明的“因素”
可以起着十分不同的作用。
然而，与某些文化人类学家不同，思想史家必须对所有那些为整个文化提供了超时间的、超问题意识的“关键答案”（keys），对提供了导致得出“西方文化是x，中国文化是y”之类鲁莽的、全球性命题答案的一切努力保持着深刻的怀疑。和希腊古代思想一样，中国古代思想对古代文明的那些问题也不会提供单一的反响。从轴心期时代这些文明的共同文化取向之中所兴起的并非是单声道的反响，而是得到相当程度认同的问题意识。当人们从整个文化取向的层面下降到问题意识的层面上时，跨文化的比较就会变得激动人心和富于启发性。真理往往存在于精细的差别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对于x文化和y文化的全球性概括之中。尽管人类还存在着由各种更大的文化取向所造出的迄今未受质疑的差距，但在这个层面上，人们又再次找到了建立普遍人类话语的可能希望。
总而言之，我想再次强调这项事业的若干限制条件。在处理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时，我不求面面俱到，也不追求要处理现代的中国、日本和西方文献中所提出的全部问题，毋宁说，我是将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对我来说似乎具有特别重要性的论点和论题之上。
尽管我也试图与文献学研究（从事辨别真伪、标定时代以及文本重建等等任务）的前沿研究保持一致，但我并不试图概括这方面的学术成果，也不试图对于那些我倾向于并加以支持的（文献学）观点给予长篇大论的辩护。但我不以为这些问题与思想无关。要是真的有人能够证明，老子文本中的思想在孔子以前已经编撰成书（crystallized），就会影响到本书中所提出的某些观念和假说，即便它不会影响到其他的观念和假说。思想史因而就成为很冒险的事业，但冒险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既然现有的古代思想史方面的文献数量巨大，我也不试图对它们进行全面的综述。我的参考文献表主要提及的是书中提到的以及关于某些其他重要论题的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