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却否定任何关于政治使命的观念，并且相信，在这样的世界上，养活自身的惟一诚实的方式是靠人们自己的体力劳作。对老人来说，子路和他的师傅从其他来源获得了他们的收入，仅凭这一事实，就足以对他们进行批评。子路接着发表了评论（他的评论意见很显然地反映了他老师的意见）：
“不去［尝试］在政府中供职是不对的。如果人们不能对支配着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的适当规定置之不理，那么，又怎么能够把国君与大臣的关系置之不理呢？在渴望着维护自己个人正直德性的时候，人们却颠倒了整个的更大关系样式［大伦］。一位［尝试］在政府中任职的君子，所做的是正确的事情。他很清楚地知道，目前‘道’并不占据有主导的地位。”（《论语·微子》：“不仕无义。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这位老人不仅仅对孔子，甚至还对获得过更多精英认同的、不言自明的文化取向提出了挑战；该取向相信，社会秩序是一个最终必须从中心（center）着手加以处理的“整合的体系”（integratedsystem）。除非统治精英所代表的社会整体能够为人们营造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否则，大多数人单靠自身的努力，并不能成功地过上模范的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
在中国近年来对孔子的批判中，很有趣地处理了这位老人对于孔子的指责：孔子及其弟子们“五谷不分”。然而，子路的论点并没有因此而被完全驳倒。只要人们假定，社会秩序必须通过政治秩序加以改造，人们就不太可能摆脱自身对于政治阶级的依赖，这个阶级并不指望从“耕作五种谷物”中获得收入来源，即便他们有能力辨别它们。这位老人究竟是一位历史决定论者，一位不相信人类的努力可以影响秩序与混乱的循环过程的人呢？——在有秩序的时代，他也许还是愿意在政府之中“供职”的；还是一位主张自主自足的个人道德与家庭道德的拥护者呢？——他们主张不依赖政治秩序的中介性的作用。文中并没有交待清楚。
在《论语》中，还提到了其他“偏离正道”（deviant）的思潮。我谨慎地使用这个术语，因为《论语》全书中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即孔子本人的通见是以一种对于整体的概要性的、均衡的通见（synopticbalancedvisionofthewhole）为基础的。《论语》中一段文字魏礼是这样翻译的：
“君子能够毫无偏见地从所有的侧面考察某个问题［周］，小人之所以怀有偏见因为他只是从某一个侧面考察问题。”（《论语·为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当然，这种解释的侧重点是在知性思想方面。然而，许多中国的注释家却根据道德气质倾向来处理这个问题，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趣的。“周”，或者说“全面”，形容非常正直（integrity）人的品格，他们忠心、诚实、值得信任（忠信），总是从大多数人（公）的利益来看问题。小人（平庸的人）总是根据小团体的片面利益和个人私利看问题。然而，在这两种解释中，我们都发现存在着全面性（comprehensiveness）与片面性（one-sidedness）的对立。我认为，这不仅对于儒家思想，而且对整个中国思想都是有待深入展开的问题。究竟是由于缺乏全面的通见而扭曲了人们的道德气质倾向，还是由于不均衡的道德品质遮蔽了人们对实在的认识，这个并不专属于儒家甚至也不专属于中国的问题。在儒家内部，特别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发现了如下的高度自信心：他们相信，在君子或圣贤身上，高级知识和伦理完善两者是融贯一致的，正如在颜回身上体现的那样；颜回总是能够看见“整个画面”（wholepicture），而很少偏离“仁”道。
紧接着，下一段又讨论了“偏离正轨”（deviancy）的问题。这里采用的术语是“异端”，本书中常常译作“heresy”或“heterodoxy”。“端”这个术语指的是一根线段的起始点（如同孟子的“四端”），还可以引申为道路的起点，甚至过程的起点。那么，“异端”就是指“歧出的、或偏离标准的线或直线”（divergingordeviatingthreadorline）。关于这个问题，有一种注释是很有启发的。在任何人类社会，人们卷入到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孟子说过，即使是君子也要从事各种不同的职业，但最终讲来，“真正的‘道’的特征是统一性，所有的道路都汇合［归］于它”《论语正义》：“殊途同归。”“我们说线偏离了方向（divergent），是指这些线从不同的端点出发，终结不同的端点。”（《论语正义》：“异端者，其始既异，其终又异，不能同归于善道也。”）那些线是各自分离的，不能汇合为完整的结构。因此，魏礼的译文“那些只在一股线上着手工作的人，就破坏了整个结构”，似乎很有启发。孔子发现世上存在着一些偏离正轨的视角，这些视角之所以偏离了正轨，并非因为对于整个画面的领悟偏离了正轨，而是因为它们使某些片面的趋势绝对化了。这些趋势原本起因于零散的、有限的生活经验。总的说来，它们的失误起源于如下的原因：他们没有能将有限的视角真正当成全面的、均衡的框架中的有限视角来予以对待；此外，这一类“偏离正轨”的现象，究竟是起因于道德上的局限性还是知性上的片面性，仍是中国思想的问题意识的组成部分之一。
门徒
总体说来，《论语》把很多篇幅用于描述孔子与其门徒的关系，而这里，我们就要接触大师门徒（theMaster-disciple）关系这个更为普遍的话题。无论是对孔子、佛陀、苏格拉底甚至弗洛伊德，有一种见解认为，大师的门徒对他的整个通见只有一种有限或片面的把握。无论是由于气质（temperament）还是人格上的原因，或是由于上面讨论过的道德上和知性上的局限，反正他们似乎很难全面把握其老师的通见。可以肯定，从局外人的立场看，应当替这些门徒说点话。大师的通见也许并不像他自己以为的那样完全融贯一致。事实上，可能含有许多在遭遇到不友好的反对意见时他的门徒们不得不加以论辩的、尚未解决的模棱两可与晦涩之处，而且，现实本身也可能要比大师的通见更为丰富多彩。
在孔子的通见之中，个人的德性、精神上的宁静、忠诚而可靠的践履“礼”节、热诚地献身于学习（在这里，学习既被看做是经验知识的积累，又被看做是获得更高洞察力的手段），以及不知疲倦地关怀着所有可能对于社会政治秩序（而不仅仅是“神圣仪式”）产生影响的事情，似乎全都是黑格尔所说的“契机”（moments），从属于更高的统一体。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门徒对于“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以及这些契机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起来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视野，而且肯定会导致十分不同的观点。在公元前世纪的时候，伟大的法家思想家韩非子就提到过儒家思想的八个门派。人们甚至能够说，某些“歧出的路线”本身甚至有助于敌对思想模式的兴起。
这里，请允许我提一下孔子及门弟子的某些特征，这基于《论语》以及其他原始材料如司马迁和荀子的记叙。首先要说的是颜回，他的人格很有圣人气质，而且多少带点神秘主义的色彩。他似乎是孔子的得意门徒，而且他的早逝让孔子感慨不已。在所有的门徒中，他似乎最接近于既能对“潜在的统一性”有着直觉性的把握，又能达到“仁”的境地的人，而孔子对他的热情赞扬，也有助于确立“仁”在孔子的整个通见中的中心地位。他本人对孔子的“道”大加赞赏，这也使得我们关于他对孔子观点中的神秘主义成分的把握略有所知。“我越是努力凝视它，它就耸立得越高；我钻研得越深，它就变得越是深奥。刚看见它在我面前，它又突然又出现在我背后。一步一步地，孔子很娴熟地引导我们向前。他用文化［文］来拓宽我们，用‘礼’来约束我们。即便我想止步不前也不可能。即便我已竭尽了我的全部能力，仍有某种不能望其项背的东西。”（《论语·子罕》：“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他是否曾在政府中供职，甚至连他是否愿意出仕，也是不清楚的。因而一点也不奇怪，把孔子和颜回都依照自己的目的加以改造利用的庄子，便把孔子变成了庄子本人神秘灵智（gnosis）的接受者。
在子路身上，发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人格。作为一位脾气坦率的年轻人，他在成为孔子的门徒以前曾经是职业武士。他几乎就是军事勇气的化身，正是为了针对其个性，孔子特地强调勇敢和大胆这些孤立的德性本身具有局限性。他并非一位知识分子或学者，因此有必要说服他确信学习的必要性；然而，他却深深地信奉“道义”，而且似乎基本上就是一位典型的、用他的刀剑来扞卫正义（right）的武士英雄（游侠）。的确，他并不欣赏微妙与晦涩。然而，他似乎是一位真正有行政管理才干的人，孔子对于他的实际才干、活动家勇气以及对于他践行正义的热情都曾大加赞赏。
有一次，子路向孔子透露了他的梦想。“如果给我一个为强国所包围的、为强大军队所侵犯的、为干旱和饥荒所困扰的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三年时间内，我能够使那儿的人民鼓起勇气，并把他们教育成行为上符合正义要求的人。孔子微微一笑。”（《论语·先进》：“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在对他的梦想所作的批评中，孔子说：“在管理一个国家的时候，人们必须依赖于‘礼’。但是，他的言语中一点也没有表现出对‘忍让’的关注。这就是我讥笑他的缘故。”（《论语·子张》：“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子路对于他行善的能力充满信心，但完全忽视了这个事实，即对于权力和荣耀的贪婪追求会打碎所有向善的灵感，并压垮人们控制这些激情的能力。“忍让”的能力与忠诚地践履“礼”节有关，这种能力对于好的政府来说要比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更为根本。在其他的地方，我们发现，子路还因为在任职期间参与了支持季氏家族的一项很成问题的行动而受到过批评。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有这样的印象，即孔子欣赏他的勇气、为善的热情及实际才干。
人们可以推测，子张并不喜好“礼”的僵硬形式；荀子后来就因为他藐视一切外在表现而抨击他。他有着向所有人开放的崇高（lofty）道德情怀以及宽宏的雅量。他准备和所有的人打交道。子夏说：“人们应当只与那些适合交往的人交往，而且要远离那些不适合交往的人。”为了回答爱挑剔的并且好讲仪式的子夏，子张回答说：“我所讲过的内容却与此不同。君子尊崇值得交往的人，但却应该对于所有的人都敞开胸怀。他赞赏好的，怜悯能力差的。如果我是一个有杰出价值的人，那我为什么不向其他人开放呢？如果我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其他人会远离我而去的，为什么我应该离其他人远远的呢？”（《论语·子张》：“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与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
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张对他自己的道德修养十分自信，不可能因为他的交往而受沾染。然而在这些方面，孔子本人并没有如此自信，他极其忠诚的年轻门徒曾子就似乎暗示过，子张过于轻率地表现了他本人崇高的理想主义。当孔夫子指责他“太过”的时候，人们可以推测，他之所以走得太过，乃是因为过于信任他本人的道德提升能力，而且他没有感受到有必要服从于“礼”的管束，以及小心翼翼地进行自我审查的必要性。
子夏和子游代表了其他的趋向。就他们在文化遗产方面的知识而言，他们也都是一代大师。在后来的传统中，他们甚至被说成是对于保存“诗、书、礼、乐”这四门基本学科的知识大有功劳的人。子夏和子游都与小心翼翼积累学术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子夏说：“那些每天都知道他缺少些什么的人，那些每个月都不忘记所掌握的知识的人，才能说得上是热爱学习的人。”（《论语·子张》：“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在人们心目中，子夏的突出形象是小心翼翼地关注与习礼有关的事项细节。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确坚持认为，人们要不断地回想自己已经学习过的内容。然而，人们推想，孔子本人并不认为他已经充分地把握了学习的内在精神和“礼”的内在精神中的任何一项。假如子张走得太过，那么，只能从事缺乏想像力的勤奋苦干的子夏就做得不足。就是这位子夏，孔子告诫他说，不要成为一种思想狭隘的儒者（译者按：小人儒）。子游尽管也极其专心于学术，却不仔细关注与践习礼节的细枝末节有关的事项，他认为这是子夏的特点。事实上，他还攻击过后者繁琐的礼仪主义。“当涉及洒水、扫地、答复传达、回答有关向前和退后之类的问题，子夏的门徒倒是相当在行，但这些都是琐碎小事。
但涉及到根本的问题，他们都茫然无知。”（《论语·子张》：“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子夏很愤怒地作了回答，其内容大致如下：在学习的时候，存在着一种逻辑的次序，一个人要根据民众的能力循序渐进地安排教育步骤。只有圣人才能一下子看见开端和终极。荀子后来对子夏和子游的门徒都作了严厉批评。尽管荀子本人既献身于学习又献身于“礼”，但却把他们都描写成这样的团体，在其中，“礼”和学习都变得与更高的儒学关怀、与那个时代更有意义的道德活动脱节了。
在这里，我根据大多数可以找见的古代文本材料，对孔子的某些门徒提供了有选择性的印象主义式的勾勒。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孔子投射出的通见而被吸引到孔子周围的，而且毫无疑问，大多数人希望吸收这一通见。然而，每一位门徒又不可避免地从他自己的特殊视角去看（通见的）
整体。这些视角通常采取了僵硬而夸张的形式，特别当它们最终在再传门徒中又以极其复杂的方式与既得利益关联起来之后更是如此。通见因而转变为一种问题意识（problematique），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还继续保持着它作为一个完整通见的地位，并且召唤着每一种创新的阐释性的努力。
当孔子在公元前年逝世的时候，他有充足的理由对于他的公共希望（publichopes）表示极度的失望。假如他活得更长，他的失望可能还会加剧。就他的立场看，从春秋向战国时代的整个演进过程就表现为朝向黑暗的进一步退化。因而并不令人惊奇的是，在随后的世纪里，就兴起了这样的趋势，即不是把这一通见的失败归于天道的深不可测，而是对这一通见本身的每一种前提提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