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吴越剡中一县丞
天宝之乱爆发后，时年二十多岁的杜佑自济南辗转南下，避地吴越剡中（今浙江绍兴），做一个小小的剡县丞。
剡县为汉置旧县，汉隶会稽郡，唐属越州，到杜佑为县吏时，置县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了。境内有剡溪、镜湖、天姥山，自然条件好，环境优美，历来是经济发展、文化荟萃之地。三国东吴、东晋南朝时，中原移民南下，这里人口发展，经济得到开发。不少士族在当地求田问舍，占山占水，建设家园，虽然阶级斗争激烈，却也共同改变了这里的社会面貌和人文景观。
《宋略》谓此地“会稽山阴，编户三万，号为天下繁剧之所”。
王羲之等文人士子在这里兰亭会友，曲水流觞，世代传为佳《太平环宇记》卷九六《越州》条引。
话。王羲之特爱剡中胜境，有“每行山阴道上，如镜中游”之赞美。另一位六朝文人王子敬有“潭壑澄澈，清流泻注，乃山川之美，使人应接不暇”的感叹。唐天宝初秘书监、大名士贺知章请还会稽家乡，玄宗特赐镜湖剡田一曲，吴筠、李白等人或道隐山林，或高歌一曲梦游天姥壮留别，吟咏于剡中山水之间，也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旧唐书·李白传》：“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又《旧唐书·齐抗传》：
“（抗）天宝中平阳太守干之孙。父翱一命卑官卒，以抗贵累赠国子祭酒。抗少隐会稽剡中读书，为文长于笺奏。大历中，寿州刺史张镒辟为判官。”
唐代诗人李嘉佑（天宝七年及第，与严维、刘长卿等友善）有一首诗描写安史之乱后，剡县虽也遭战争之难但相对犹较安定的景象说：
“受律仙郎责，长驱下会稽。鸣茄山月晓，摇旗野云低。翦寇人皆贺，回军马自嘶。地闲春草绿，城静夜鸟啼。破竹清闽岭，看花入剡溪。”
他的另一首诗《送越州辛法曹之任》，还表达了对到剡中为官的向往。
“但能一官适，莫羡王侯尊。山色垂趋府，潮声自到门。缘塘剡溪路，映竹五湖村。王谢登临处，依依今尚存。”
就是在这样一个自然环境优美、文化氛围非常浓厚的地方，杜佑开始了他以后长达５０年之久的南方为吏生涯。
杜佑何时离开济南，又是怎样到剡县来做县吏的，经过已不可详知。推测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战争避难。二是应肃宗至德年间由崔涣主持的战时江淮地方官吏选补。关于前者，安史战争爆发后，关中中原士吏的避难地一般有两个去处，一为襄汉荆湘地区，一即江浙吴越地区。天宝十四年战争初起时，杜佑当在济南。时济南太守李随，曾在郡响应河北颜真卿，起兵抗敌。至次年即至德元年（公元７５６年）十月，颜真卿在坚强抵抗之后退出河北，平原、清河、博平等郡相继失守。
此前不久，李随已先行离开济南郡，应命前往汴州、睢阳出任河南道节度使，组织反击。是时，由《通鉴》胡三省注记李随为河南节度使领郡十三无济南郡的情况看，随着李随的离开，济南郡当亦弃守告失。此后至德元年十二月，河南道的鲁郡、东平、济阴等郡也陆续陷于乱军。杜佑的离开济南，辗转南下，应该即在这段时间里，亦即应在至德元年十月至十二月济南、鲁郡等郡相继失守陷落期间。关于后者，战争爆发后，肃宗至德年间，为收罗人才曾委派时相之一崔涣宣慰江南，兼选补使，到江淮一带选补官吏，推测杜佑有可能即在此时参加选补，并经崔涣的考选奏授剡县丞。《新唐书·崔涣传》：“肃宗立，（涣）与韦见素等同赴行在。时京师未复，举选不至，诏涣为江淮宣谕选补使。收采遗逸，不以亲故自嫌。常曰‘抑才虞谤，吾不忍为’。然听受不甚精，以不职罢。”崔涣的经历亦与佑相似，十岁丧父，以父荫入仕，性格特点也是“综经术，长论议”，“学义精洞，文词典丽”，“实每副名”。如果杜佑应他之选，是很有可能被选中的。
又崔涣奉使赴行江淮选补的时间，《通鉴》记为至德元年十二月，“上命崔涣宣慰江南，兼知选举”，《旧唐书》记为至德元年十一月。此记载反映出，崔涣出使江南，启程已是年底，实际行选补事，应在次年初。由此推测，杜佑离开济南后，有可能很快就来到了江南，遂于次年年初，也就是至德二年（公元７５７年）年初，赶上崔涣主持的这次江南选补，得授剡县丞。时年２３岁。关于崔涣这次江南选补官吏事，我们从独孤及撰《衢州司士参军李涛墓志铭》可以看出，当时是确实进行了的。如独孤及在碑文中写道：“会河朔军兴，（李涛）避地江表。相国崔涣，承诏署（涛）衢州司士参军。于时五府辟召之权移于兵，间务苟进者多由径而致显位，公俭德正志，安贞俟时，未尝以得丧夷险芥蒂方寸，视荣辱晏如也。论者高之。”
李涛为当时另一着名人物御史大夫李涵从兄、独孤及的好友，他这次得官衢州，即是崔涣江南选补的结果。
杜佑在剡县任职的时间似乎长达七八年之久，可能一直到度过他３０岁的生日。但事迹没有留下记载，已无可考。县丞在唐朝地方县衙中是职微事重的八品小官。唐制，县丞为县令副，凡县令所主户等、田地、簿籍、课调、“导扬风化、抚字黎氓，敦四人（民）之业，崇五土之祠，养鳏寡，恤孤穷，审察冤屈，躬亲狱讼”之事，县丞皆为之贰。如据杜佑自己在《通典》里的记述所言，听讼治刑狱，又是县丞最为主要的职责。
杜佑以后得到韦元甫赏识，授润州司法参军时，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他办事干练善断，有能力处理冤滞疑狱。而这种能力，显然与任剡县丞这七八年对他的锻炼有很大关系，可以说是得益良多。又，按唐制，县丞为八品官，上县丞不过阶从八品下。而杜佑的资历，如按前节的分析，早在任济南参军时已官至七品，此时却品阶降低，做了八品县丞。这似乎于理不合。由此，我们从中得到了这样一个提示，即反观前节对杜佑任职情况两种可能性的分析，现在看来当以前一种的可能性为大。也就是说，杜佑初仕所任的济南郡参军，可能是无职任的八品参军事，而不是有职任的七品录事参军。
杜佑剡县为吏时，直接长官剡县令为何人已不可考。再上一级长官越州刺史，可知者先后为崔寓、李希言和独孤峻三人。《会稽志·太守》条：崔寓，至德元年自江夏太守召拜给事中，是年复改州刺史。李希言，乾元元年初置浙江东道节度使，自礼部侍郎授。移梁州。独孤峻，自陈州刺史授。不过三人在越州事迹如何，对杜佑有何影响，除了独孤峻以外，尚无材料可以说明。独孤峻大约乾元二年（公元７５９年）在越州任浙江东道节度使期间曾“盛选僚佐”，侄子独孤丕即于此时入选（见后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杜佑任职剡县期间，两个对他的生活成长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一个是次兄杜位，一个即韦元甫，也先后来到了江南。杜位前已提及，当在大历二年（公元７６７年）以前自江陵少尹改任湖州刺史，四年卒于任。杜位在湖州，上近苏州、润州，下接杭州、越州，他与杜佑兄弟之间应该是有联系甚至有来往的。虽然，他来湖州较晚，当他在任时，杜佑有可能已经通过另一次朝廷选补离开剡县，迁官润州司法参军，把主要活动地转到润州、苏州一带了。
韦元甫前已提及，是杜佑平生遇到的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对青年杜佑的成长发展影响最大。韦元甫这次来江南的时间及在江南的事迹史无详载，因涉及到对杜佑早期江南经历的考察，这里稍作展开讨论。前已述及，韦元甫早在战争前已名显于世，当时是在河南道采访使韦陟府下做幕僚，为支使。《新唐书·韦陟传》：“（开元时与孙逖、梁涉同司书命，时号得才。天宝时）徙河南采访使，以判官员锡善讯覆，支使韦元甫工书奏，时号‘员推韦状’。陟皆倚任之。”战争爆发后，韦元甫先是于洛阳、汴州失陷后辗转避地荆襄地区，再大约于乾元、上元之际（公元７５９-７６２年）东赴江南，出任洪州都督、江南西道观察使，继而于宝应、广德年间转赴润州（今镇江），为润州刺史。大约在永泰元年（公元７６５年）十一月以前到苏州，出任苏州刺史兼浙江西道观察使。以上这段经历，任职洪、润的时间，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及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都有讨论考证。岑仲勉依据独孤及《豫章冠盖盛集记》推定，韦元甫为江南西道观察使在洪州的时间，当在上元二年（公元７６１年）左右。为润州刺史在润州的时间，当在宝应、永泰元年年间（公元７６２-７６５年）。今据独孤及《洪州刺史张镐遗爱碑并序》，知岑说为确。如碑序提到：“于是有洪州之拜，粤宝应元年冬十月，公朝服受命，至自临川”。可知宝应元年十月，洪州刺史有人事变动，张镐替代了韦元甫。《唐刺史考全编》结论相同，所据为元结《与韦洪州书》自注：“上元二年，韦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又李华《润州复练塘碑》提到，永泰元年（公元７６５年）十一月，润州刺史韦损为修复练塘事白本道观察使韦元甫，可知到永泰元年十一月，润州刺史又有了人事变动，韦损是月到任，韦元甫已以本道即浙江西道观察使的身份处理公事。时浙西观察使治所在苏州。李华又有《润州天乡寺故云禅师碑》一通，对韦元甫在这几年的活动踪迹有更细致一些的记述反映：“永泰二年某月日（禅师卒），御史中丞韦公元甫顷临润州，……无何韦公兼观察领浙西，案部至京江……韦公致别之明日（长老卒）”，从李华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到永泰二年以前，韦元甫已在润州刺史任上，不久兼浙西观察使到使府治所苏州，并于永泰二年（公元７６６年）是年因事“案部至京江（即润州，今镇江）”，顺便看望了云禅师。次日云禅师卒。又，时僧清昼《苏州大和尚碑》，对于韦元甫在苏州的活动情况也有明确的反映。碑文有“大历元祀，州将韦公元甫”语。由于改元的原因，大历元年与永泰二年为同一年。通过这通碑文也可看出，到大历元年（公元７６６年），韦元甫已在苏州，为苏州刺史、浙西观察使。
大历元年以后韦元甫的经历，史传材料的记载就比较明确了。大致上为：大历三年（公元７６８年），淮南节度使崔圆卒，韦元甫接受朝廷任命，前往扬州继任其职。在职三年，大历六年（公元７７１年）病卒于任。
韦元甫知人善任，有吏能且博才多艺，不仅工书奏，而且能文艺，他在任职苏州期间，曾整理并续写过《木兰诗》，将这一流传多年的民间歌谣采编成册，由此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笔。当然，从本书的角度看，韦元甫在江南，所做的最为重要的事情，一定意义上应该说莫过于对青年杜佑的赏识和多年的提携任用了。
但在此期间，大概直到广德二年（公元７６４年）浙东袁晁之乱以前，杜佑似乎一直在剡县生活，尚未及见到韦元甫。
剡县丞时期的杜佑，官微事细，官府生活可能繁琐单调，但剡中越州，地接杭湖苏常润等州，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又有众多中原士人避难此地，有良好的文化氛围，杜佑的业余生活如读书做学问似乎是资源丰富的，可以从中得到补偿。关于良好的文化氛围及杜佑与周围的文人士子打交道的情况，文献材料有一些反映，可以举几个例子。
与独孤丕的交往。独孤丕为当时江南文人领袖之一独孤及之弟，杜佑在剡县期间，丕亦在剡县，任县主簿，二人为同事。独孤及《浙江东道节度掌书记越州剡县主簿独孤丕墓志》记丕事迹：“少聪明，有志操，好学博古，年十五能属文，祖述典谋，实而不华。有古人风采，至若探综图纬，推步六甲，昊天历象，太乙之奥，悉究其趣。尤好黄老之道，舆服脉藏崇卫之数，奉以为卫生之经。每饵药炼气，谓丹砂可学。乾元二年（公元７５９年）从季父峻为御史中丞都督江东军事，盛选僚佐，表为剡县主簿，军书羽檄悉以咨访，观其志气遐远，冲然有聘长途致青云之势。不幸短命，卧疾累旬，卒于会稽（乾元三年），春秋才二十有三，位不过部从事。”丕可能是杜佑在剡县最早接触的才子之一，其学问志趣长于术数黄老，恰与杜佑的学问专长形成对照。我们看杜佑的《通典序》，曾注意到他总结自己的学问，有“少尝读书而性且蒙固，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的评价，当时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特地提出“术数”的例子来做评价。特地这样说，是存心对比，确实意有所指吗？
现在看到独孤丕的经历和特长，将之与杜佑的说法联系起来考虑问题，感到问题就比较清楚了，杜佑如此评价自己的学问，显然不是随意举例、泛泛而论，而确实是存心对比、意有所指的。独孤丕的学问就是他比较的对象。又，独孤氏一族旅居江淮多年，所出人物众多，诸人物如独孤及兄弟等又皆有学问专长，杜佑独孤丕在剡县共事有年，其读书做学问，除了独孤丕本人，亦有受益于其族之处，当也可以推想而知。
与刘乃的交往。刘乃亦为杜佑在剡县时的同事之一。以后代宗大历末年、德宗建中初年，两人又曾同在尚书省为官共事，时杜佑超拜户部侍郎，刘乃为权知兵部侍郎。刘乃《旧唐书》有传，称：“字永夷，洺州广平人”，“少聪颖志学，暗记六经，日数千言。及长，文章清雅，为当时所重。天宝中，举进士。
（居父丧终制，从调选曹，上书论选举事）其载，补剡县尉，改会稽尉。宣州观察使殷日用奏为判官。宣慰使李季卿又以表荐，连授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转运使刘晏奏令巡覆江西，多所蠲免。改殿中侍御史、检校仓部员外、民部郎中，并充浙西留后。佐晏征赋，颇有裨益，晏甚任之。大历十二年，元载既诛，以乃久在职，召拜司门员外郎。十四年，崔佑甫秉政，素与乃友善（乃在省所草加郭子仪尚父册文‘词义典裁’，崔佑甫‘叹赏久之’），数日，擢为给事中，寻迁权知兵部侍郎。及杨炎、卢杞为相，意多丑正，以故五岁不迁。建中四年夏，但真拜而已。”从本传看，刘乃早年的经历，似乎除曾举进士有所不同以外，余有与杜佑相似之处。刘乃任剡县尉的时间，本传语焉不详，但从提到他任会稽尉期间被宣州观察使奏为判官的情况看，似直到肃宗乾元年间为宣州判官以前，他应该是一直在剡中为官的。因为我们知道，唐之观察使职务，其始置时间是在乾元元年。肃宗乾元年间，杜佑已到剡县为吏，其时两人一为剡县丞，一为会稽尉，应该是相知并有交往的。刘乃通晓六经，文章为当时所重，杜佑与他在读书做学问上当有相投之处。又，刘乃子伯刍，以后贞元年间在杜佑任淮南节度使时进士及第，及第后被佑召至使府，辟为从事，多有照顾（时乃已病故，佑辟用伯刍当有念故人谊的考虑）。这一点似乎也可以说明，佑与乃彼此相知，关系是比较密切的。还有一点也值得一提。从本传知，刘乃大历后期曾为刘晏所用，“佐晏征赋，颇有裨益，晏甚任之”。我们后面将述及，杜佑任职浙西时可能也与刘晏有过接触，以后又在刘晏理财江淮期间出任过江西青苗使，那么，刘乃的佐刘晏征赋，与杜佑的能够出任江西青苗使，二者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呢，换言之，刘乃是否在其中起过中介推荐杜佑的作用？我们感觉有这个可能。只是史料过于缺乏，无法作具体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