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今古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夫然，故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故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我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
如人支脉，散居于体。凡有八门，勒成二百卷，号曰《通典》。非圣人之书，乖圣人微旨，不取焉，恶烦难也。事非经国礼法程制，亦所不录，弃无益也。若使学者得而观之，不出户知天下，未从政达人情，罕更事知时变，为功易而速，为学精而要。其道甚直而不径，其文甚详而不烦，推而通，放而准，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不假从师聚学，而区以别矣。非聪明独见之士，孰能修之。”
李翰的评价有四层意思。其一，以往的经史之书，讲的无非是如何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建立良好的法律、道德秩序的大道理。而这样的大道理，即所谓经邦治国之道，到管、孔那里已经说尽了、讲透了。后来的学者着书立说论事，应该看到这一点。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不抓住这一根本，则只会是越说越乱、异闻愈多而使人愈茫然疑惑而已。其二，做学问不是空谈道理，治学是为了经邦致用。所谓君子，志在从政、修齐治平，实现社会理想，应该探讨那些有助于个人修齐治平，国家安定致治的大道理，亦既注重经邦治国之道的探讨研究，而不应漫无边际、不得要领，学一些烦乱而无益的东西。其三，探讨“经邦”治国之道需要理论联系实际，从现实“事”的需要出发去看问题、找答案。“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所谓“随时”、“师古”、“立事”、“经邦”、“致用”，就是联系实际，从现实之事出发去看问题，寻找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借鉴，就是以经邦致用为目的去“师古”，“师古”而不泥古。其四，所以，判断一部着作是否有价值，有意义，主要看其是否具有上述这样的功能作用，能否做到“参今古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
《通典》正具有这种功用，其书“非圣人之书，乖圣人微旨，不取焉，恶烦难也。事非经国礼法程制，亦所不录，弃无益也”，“其道甚直而不径，其文甚详而不烦，推而通，放而准，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若使学者得而观之”，可以“不出户知天下，未从政达人情，罕更事知时变，为功易而速，为学精而要”，“举而措之，如指诸掌，不假从师聚学，而区以别矣”，故其书“施于文学，可为通儒”，“警学者之群迷”，“施于政事，可建皇极”，使皇朝统治秩序建立，达到治理。因而是一部极有价值意义的着作。
前曾言及，李翰曾经在扬州停留了近５０天的时间，与杜佑在一起，专门切磋讨论《通典》体例内容，是可知惟一的一位曾直接与杜佑就所着交换过意见的人。李翰可谓对杜佑的思想最有了解的人之一了。他的评价因此可以说是最得杜佑着书立说的旨趣，对杜佑“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用邦家”——或者说“探政经”、“用准绳”、“存法制”，辩“往昔是非”，为“来今龟镜”，立“框拯之方”的撰着意图作了最为恰当的诠释，因而也是最为切要中肯的。
符载和权德舆对杜佑《通典》所作的评价也切中其旨，值得注意。符载在《杜佑写真赞》中写道：“公之为学也，冠冕六籍，衣裳群史，履屡百氏。每读书取其实而不取其华，深研着述，号为《通典》。大抵自开辟旁行至乎历代，有兵食财赋职官礼乐，交关于当世者，莫不摘拾其英华，渗沥其膏泽，截烦以趣约，裁棘以就密。其有览之者，如热得泽，如饥得食，五车万卷，尽为冗废，得不谓立言垂范欤！……铺陈皇王之道德，发明古今之教义，上以扬君后之鸿化，下以言理国之大要。是知经天地、戡祸乱、敦五教、端百揆，大君以此柄授公，知公不得而让也。”
权德舆在《杜公淮南遗爱碑并序》中历数杜佑政治业绩之后写道：“而又博及书术，详观古今，谋王体，断国论，其言有章，听者皆怵。作为《通典》，以究理道，上下数千百年间，损益讨论而折中之，佐王之业尽在是矣。”
这两段文字，符载谓杜佑其书“有览之者，如热得泽，如饥得食，五车万卷，尽为冗废”，权德舆谓杜佑言论“其言有章，听者皆怵”，未免过于夸张，但符载评价《通典》“铺陈皇王之道德，发明古今之教义，上以扬君后之鸿化，下以言理国之大要”，权德舆评价《通典》“谋王体，断国论”，“以究理道”，“佐王之业尽在是矣”，却都是得其要领之论，道出了杜佑编纂其书的旨趣和主要用意。
说到这里，简要介绍一下唐以来历代学者在编纂意图旨趣问题上对《通典》的评价问题。
《通典》问世至今已有１２００年了。千百年来，除了杜佑的同时代人李翰，符载、权德舆、郑余庆、苏冕、刘禹锡等人以外，自五代的《旧唐书》作者，到宋代的《新唐书》作者，以及苏轼、晁公武、陈振孙、朱熹、郑樵，元代的马端临，明代的王应麟，清代的王鸣盛、乾隆皇帝、《四库全书总目》作者、章学诚，清末民初梁启超，近现代的日本学者仁井田升（《通典版本考》，《史学消息》１９３７年第１-８期）、玉井是博（《通典的撰述与流传》，《史学史资料》１９８０年第１期），民国郑鹤声（《杜佑年谱》，１９３７年）等人，直到现当代新史学家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钱穆（《中国史学名着》（１９６９-１９７１年讲稿），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版）、严耕望、刘节（《中国史学史稿》）、陶懋炳（《杜佑和通典》，《史学史资料》１９８０年第３《全唐文》卷四九六权德舆《杜公淮南遗爱碑并序》。期）、陈光崇（《杜佑在史学上的贡献》，《中国史学史论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李之勤（《杜佑的历史进化论》，载同上）、张孟伦（《中国史学史》）、葛兆光（《杜佑与中唐史学》，《史学史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１期）、瞿林东（《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历史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５期、《杜佑评传》，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王锦贵（《试论通典的问世及其经世致用思想》，《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４期）、王文锦（点校本《通典》点校前言，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谢保成（《通典的性质与得失》，《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１期、《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等等众多学者，曾先后从不同的观点、立场和看问题角度出发，对《通典》一书作过专门的讨论评价。
众家学者的讨论评价我们后面还将谈到。这里仅想指出的是，归纳众家学者的评价意见可以看出，尽管时代不同，支持评价的理论和方法论不同，亦即看问题的角度、立场、观点及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看法结论有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对于《通典》一书的编纂意图旨趣，诸家学者的见解一致，即：这是一部专门探讨国家治理之道和制度建设管理方法问题的典制体通史着作，一部读之既可以通古今、通彼此，知历代制度之因革损益，又可以从中汲取安邦治国的实际建设和管理经验，有裨益于提高治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实用理论着作。恰如近代以来学者在论及此书时都要引用的乾隆皇帝的代表性评价所说的那样：“稽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以及累朝名物制度，因革损益之详，纷纶浩博，散见典籍，未有统贯”，《通典》“此书，则佑自言‘征于人事，将施有政’，故简而有要，核而不文。观其分门起例，由食货以迄边防，先养而后教，先礼而后刑，设官以治民，安内以驭外。本末次第，俱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书曰：学于古训乃有获。为国家者，立纲陈纪，斟酌古今，将期与治同道而不泥其迹，则是书实考镜所必资，岂以供博览而已哉”。
而其书之所以有这样的功效作用，得到历代众多学者如此高度的评价，不能不说与杜佑见识卓越，修书之始就有明确的政治动机，有一个思理道、探政经、存法制、“将施有政、用邦家”的编纂旨趣定位是有很大关系的。
四、《通典》的学术价值
以上对杜佑《通典》的内容和着书意图旨趣作了简要讨论分析。
杜佑作《通典》，政治旨趣、为政治服务的动机是明显的，其书对现实政治的价值、影响意义很显着。
杜佑作《通典》，发展学术方面的动机同样明显，其书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学术价值、影响意义也同样很显着。甚至更为显着。换言之，从一部着作的政治价值、影响和学术价值、影响的角度看问题，杜佑作《通典》，继承和发扬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史学思想，继承历代正史着述以“书”、“志”记制度的历史编纂学传统，开典制体通史着作之先河，有继承，有发展创新，对中国传统史学学术发展的学术价值和影响，或者说学术意义的贡献，又超过了对时代现实政治发展的政治价值和影响，或者说政治意义的贡献。
首先，《通典》是我国传统史学第一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典制体通史着作。
这是杜佑对中国传统史学发展所做的最具价值意义、影响最为深远的贡献。前已提到，《通典》一书的旨趣、撰着方法之一是探理道，存法制，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不纪事而纪制度”，这样的编纂旨趣和方法，“把典章制度的发展衍变以及人们对有关典章制度在实际贯彻中之得失利弊的评论、分析，作为人类社会历史的重要方面看待，从而进一步开拓了历史认识和历史撰述的领域，从理论上奠定了典制体史书发展的基础。而典制体史书的发展，从全局上改变了史学发展中编年、纪传‘角力争先’的格局，对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可以从传统的史部着作分类法的发展及《通典》一书的历史编纂学意义说起。
传统的史部着作分类法与现代分类法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在于前者是按体裁形式分类的，如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和纪事本末体。其中纪传体是传统正史的主要形式。自《史记》、《汉书》开始，又记言与记事结合、会通编年与断代编年结合、记制度与记案例典故结合，形成了本纪、列传、书志及表历等固定的格式。后者的特点，则是根据现代的学科科学划分，按专题类别或学科的科学性质进行分类，如按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教育、哲学、宗教、文化分类的各种通的或断代的专门史着作，等等。比传统的史部分类法更早的，则是前《史记》时代的简单按记言、记事两种体裁类型来分类，如将记言为主的《尚书》、《国语》分为记言类，记事为主的《世本》、《竹书纪年》、《春秋》等分为记事类，等等。
杜佑《通典》问世以前，传统史部着作分类法中的典制体类别的着作一项基本上是缺如的。实际的史学着述虽多，却一直没有专门的成系统记载典章制度性质的着作，一般的情形是，一些以其他形式记述典章制度的着述，被分别分散地以其他体裁的形式加以着录反映了。也就是说，讫杜佑《通典》，除了先秦时代体例还不成熟、系统尚在形成的《周礼》、《仪礼》等书，以及《史记》以后诸正史的书志具有专门记载典章制度的性质、作用以外，在中国史学史上可以说还没有出现过专门的按制度创设内在逻辑系统编排的记制度为主的典制体着作。如《周礼》、《仪礼》这两部书，内容上看是记制度为主的，但表现形式显然还不成熟，体例、系统尚在形成中。比如《周礼》，着述形式上是按另一套体系——职官的体系编排，即按先秦传统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划分分类，把有关典章制度的内容分散记于相应官职之下。《仪礼》则主要是按成年仪式、成婚仪式、人际往来礼仪、服丧礼仪、祭祀礼仪等社会交往礼仪分类，有关的典章制度，也是分散记在相应的各种礼之下。二者对典章制度的分类及记叙都不是完整的、专门的、系统的。虽然，若论分类、记述方法，也有其内在的逻辑。
正史书志，记事分门别类，且专门记载典章制度，有其分类逻辑和编纂系统，这是很清楚的。如《史记》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汉书》十志：
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都是开创性的专记制度之作，诸书志或通观、或断代，比较系统地记述了相关典章制度的沿革及内容。但从典制体史书发展史的角度看，《史记》、《汉书》开辟的编纂方法，却导致了这样的传统，即自《史记》作八书、《汉书》作十志起，以后历代史家修史，都理所当然地把有关制度记载的内容放到正史的书志中去写了，几乎没有人想到，正史的书志这部分内容可以拿出来单独编纂，即可以仍然按照书志的门类划分，单独编纂成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杜佑作《通典》，才有了突破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