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编纂《通典》的过程，包括起修时间、地点和他起意修书时的年龄等问题，我们已经在前面作了考察。杜佑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和这么大的精力编纂这样一部书？《通典》一书的编纂意图、旨趣、内容特点何在，在中国史学史、思想史上的学术价值意义何在？这是讨论杜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之前，本章想从学术思想的角度略加讨论的问题。
一、《通典》的内容特点
《通典》２００卷，近１５０万字。现在看到的标点本《通典》，字数要更多一些。如中华书局出版的王文锦等点校本《通典》，笔者大致统计了一下，正文和自注文，标点之后的字数已达到１９０余万字。
全书由“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和“边防”等共九个门类组成。每一门类又依事项分成若干细目，按“总叙”、分事典章制度沿革、历代有关议论的次序编排。全书所涵盖的时间范围，或者说所“通观”的历史范围，上溯远古，下及唐天宝年间，时间跨度达数千年。书中所用的文献材料以历史文献为主，当代文献也占相当大的比例。其中有些材料的下限，已经到了杜佑做淮南节度使的唐德宗贞元年间，最晚的在贞元十三年左右。例如卷二十一《职官三》，记唐宰相值日制度谓：“至德二载三月，宰相分直，主政事笔，每一人知十日。贞元十年五月八日，又分每日一人执笔。”此条材料，即为所见时间较晚的材料之一。又如卷四十三《吉礼二》，杜佑在其中的《郊祀礼篇》有一条自注，引用了“贞元十三年敕”。这条材料，可能是所见时间最晚的一条材料。
全书主要选载和评述历代经济、政治、礼乐、法律、地方行政、边防等制度沿革及重要的时人奏疏议论。几乎每一事项都有精心的材料选择考察和观点思考。方式是或记叙沿革变化，或分析制度优劣，或进行必要的注解评论。其中卷一至卷十二为食货典，记述历代田制、水利、赋税、户口、钱币、漕运、盐铁、工商税、和籴等制度及沿革情况；卷十三至卷十八是选举典，记述历代选举制度、考绩制度及时人的有关议论；卷十九至卷四十是职官典，记述历代官制的源流沿革变化、官数、职责、俸禄、品秩等制度情况；卷四十一至卷一四○礼法典，以百卷的篇幅，分别记述历代和唐代礼法制度发展演变的情况，其中卷四十一至卷一○五共６５卷为历代礼典，按照吉、嘉、宾、军、凶五礼的次第（此为唐初《贞观礼》次序，与《周礼》及南齐讫隋礼书的吉、凶、军、宾、嘉次序不同。考察历代礼制沿革，体例编排从今不从古，体现了杜佑有思想的个人观点），记述历代礼仪制度的主要内容及其源流沿革；卷一○六至卷一四○共３５卷收入开元礼的内容，为简编，亦按五礼顺序编排，是唐代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行用的礼仪制度的汇集反映；卷一四一至卷一四七是乐典，记述历代祭祀、典礼、征行、饮宴等场合行用之乐舞仪式、制度的源流沿革与内容；卷一四八至卷一六二为兵典，主要以选编《孙子兵法》和唐初《李靖兵法》为主，记述唐代仍应用于世的兵法和军事战略战术思想；卷一六三至卷一七○为刑法典，主要记述历代刑制、审判、囚禁等刑法制度的制作情况及重要的时人议论；卷一七○至卷一八四是州郡典，主要从行政地理的角度，记述历代地方行政制度变化、州府郡县设置源流沿革等方面的情况；卷一八五至卷二○○为边防典，主要记述与边防、中外交通有关的周边少数民族和国家的地理、人口、文化、风土人情等情况。
这部有个人思想、体系体例完整、严谨、内容丰富、见解深刻、设计编排有创意，对现实政治和后世学术都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学巨着，问世当时就获得了时人的高度评价。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是倍受历代学者器重。历时愈久，评价愈高。
直到今天，仍然是历史学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乐于探讨研究的重要着作之一。
二、杜佑谈编纂意图
杜佑曾经先后三次，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政治形势和个人思想发展条件下，谈到他编纂《通典》一书的意图、动机和目的。第一次是在代宗大历年间（公元７６２-７７９年），《通典》初稿刚写成之时。这时的唐朝统治，刚经历了安史之乱战争的打击，政治动荡，社会不安，百废待理，人心思治。这时的杜佑，则虽然年纪尚轻，仅三十七八岁，却已心系国事，“志在兴邦”，为吏之余钻研学问，浸润经史，从事《通典》写作有近１０年之久了。第二次是在事隔２０多年后的德宗贞元十七年（公元８０３年），全书完成定稿，准备进献朝廷时。第三次是在贞元十九年（公元８０４年）自淮南节度使入朝为相前夕。后两次的唐廷形势，战后秩序重建、恢复中央权威的事业仍面临种种困难，议论时弊，探索治道，寻找可行的国家建设和治理方案，一时成为朝野上下思想议论的中心话题。这时的杜佑，已年届六十七八岁，成为一名阅历丰富、老到成熟的资深政治家，对时政得失和儒家的治国理论、方法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认识，只有随时因革变通，师法儒家理论和方法论才能重建秩序、安定社会，恢复唐朝统治权威的信念较之３０多年前更为坚定了。
杜佑三次谈编纂意图，写有四篇文字，一篇是约在大历六年写的《（通典）自序》，一篇是贞元十七年上书时写的《进（通典）表》，另两篇是贞元十九年入朝后写的《理道要决自序》和《进理道要决表》。在这四篇文字里，杜佑概括说明写作过程、思想历程、《通典》门类划分理由的同时，也一次比一次清楚地说明了自己写作的主要目的就是“究始终”、“思理道”、“探政理”，“探讨礼法刑政”，“将施有政，用邦家”。换言之，就是从治国之道的角度探讨考察历代治政经验得失、制度因革，希望自己的探讨能够有助于国家建设和政治治理，为当政者治理国家、安定社会、重建皇朝权威提供历史治政经验和制度借鉴方面的参考。
在《（通典）自序》中，杜佑这样写道：
“佑少尝读书，而性且蒙固，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徵诸人事，将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民）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裨分领焉，置边防遏戎敌焉。是以食货为之首（十二卷），选举次之（六卷），职官又次之（二十二卷），礼又次之（百卷），乐又次之（七卷），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州郡又次之（十四卷），边防末之（十六卷）。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
其中“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徵诸人事，将施有政”一句，是杜佑想法旨趣的最为清楚的表达。而以下对“理（治）道”诸要素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刑法、州郡、边防之间关系的表述，看起来是在介绍《通典》的内容、门类顺序划分的理由，实际上则也是在用这种方式来阐明作者的思想观点，表达作者在如何治国问题上的看法主张。杜佑认为，管子、孔子所主张的治国之道是最合适的，对于现实政治来说也是最可师法的。
治理一个国家，莫过于首先发展经济，让人们先解决温饱问题。经济是基础。衣食足而知礼节，富之才能教之，民富而制度礼法教化可行。制度是连接物质与精神的环节，达到教化的手段。教化要靠制度来推行。达到教化、亦即形成文明的社会秩序，则是实施政治管理的最高目的。管子、孔子主张的这一治国理论，杜佑以门类次第划分的形式做了诠释，给出了一个直观的逻辑表达，并且深信不疑。也就是说，杜佑信服管、孔的理论，他也认为，只有从经济出发，走经济-制度-教化的路子，先富后教、轨以制度，礼教法制并用，先教后刑，才能达到治国想要达到的目的，才是最有效也是最有道理的治理国家办法，而且还认为，管子、孔子所讲的道理，什么时候都是管用的。过去管用，今天也仍然管用，只要有变革发展的思想作指导，做到随时因革，斟酌损益。而他作《通典》，就是以这样的理论思想为指导去写的，就是要使这样的理论思想施用于时代政治。
在《进（通典）表》中，杜佑进一步写道：
“臣闻太上立德，不可庶几；其次立功，遂行当代；其次立言，见志后学。由是往哲递相祖述，将施有政，用邦家。臣本以门资，幼登官序，仕非游艺，才不逮人，徒怀自强，颇玩坟籍。虽履历叨幸，或职剧务殷，窃惜光阴，未尝轻废。夫《孝经》、《尚书》、《毛诗》、《周易》、《三传》，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如日月之下临，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终古攸遵。然多记言，罕存法制，愚管窥测，莫达高深，则肆荒虚，诚为臆度。每念懵学，莫探政经，略观历代众贤着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臣既庸浅，宁详损益，未原其始，莫畅其终。尚赖周氏典礼，秦皇荡灭不尽，纵有繁杂，且用准绳。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布在方册，亦粗研寻。自顷纂修，年逾三纪，识寡思拙，心昧辞芜。图籍实多，事目非少，将事功毕，罔愧乖疏，固不足发挥大猷，但竭愚尽虑而已。书凡九门，计二百卷，不敢不具上献，庶明鄙志所之，尘渎圣德，竞惶无措。”
在这里，杜佑用“用邦家”一词，对“将施有政”的意思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使着述意图表达得更为清楚明确了。“”如其义，即治理，“用邦家”就是期用于治理国家。杜佑认为，往哲先贤着书立言，都是出于“用邦家”的目的。各种经书讲了很多道理，这些道理都是有用的，事关国家建设、人伦道德、社会秩序，可以百世遵奉的。但是道理要有可操作的形式手段付诸实施推行。这个手段就是制度，就是法制。可惜诸多经书道理虽然讲得多，讲得好，却对推行道理的制度手段很少记述。
仅看这些经书，道理是明白了，具体到政治实践中，可操作的成分（法制）讲的少，还是满足不了需要。言下之意，道理要起作用，须有制度帮助推行，安邦治国需要理论指导，也需要贯彻理论的制度手段。“存法制”的事情，因此就显得很重要了。而《通典》一书，就正是出于这一考虑而编纂的。就是要使有用的道理，落实到可操作的层面。这里应指出一点，杜佑在这里所说的法制，应理解为方法、制度。关于这一点，我们看一下他《通典》一书的内容，与相关史书的内容作一比较，即可体会得到。例如礼典，杜佑对于“六礼”除了意义分析及叙事以外，还具体记载了很多行各种礼的仪式、程序、办法等内容。而看相关的史书，如《史记》之礼“书”，则有杜佑所说的罕存法制的不足。虽然，《史记》礼“书”的议论部分的内容，对于礼的意义所作的阐释、礼的作用所作的评价，似可以说是杜佑所不及的。
还应一提的是，读《进（通典）表》，除了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杜佑的编纂用意之外，还可以感受到杜佑的一种自信，一种相信所着能为时代政治所用的自信。
到写《进（通典）表》时，杜佑已经有了３０多年的从政经历，阅历丰富，思想成熟，对制度应用与政治得失的关系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对《通典》一书的价值意义所在，也更为自信了。读此表，从谦虚的文字里可以体会得到杜佑很有信心，他相信他贡献的这部书，不仅能在理论上对时代政治起启发参考、经验借鉴作用，而且也能在实践上对时代的国家重建和治理起到作用。杜佑的自信，体现在通过批评以往及现实生活中两种不切实际的着述或研究倾向，认识到了自己主张的“施有政”的学术旨趣和研究方法，对于这种倾向确实具有纠偏作用这一点上。即他认为，以往及现实的群贤着述议论有两点不足。其一是着述或研究以观点论证为主，多注意理论的层面，而对理论付诸实践、可制度操作的层面注意不够，所谓“率多记言，罕存法制”。其二是只管作诊断，不管开药方，所谓“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而《通典》之作，恰是针对这两点不足而来的，探研治国之道，讨论有助于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的历代制度得失，提供可为“准绳”，可为“来今龟镜”，可以致用的思想观念和经验事例，从而为施政治国开出“匡拯之方”，正是《通典》着书立说的旨趣所在。所以，杜佑相信，他的这部书能够补益于时代政治，起到“将施有政，用邦家”的作用。
在《上理道要决表》里，杜佑回顾《通典》思考写作经过、谈为什么要编《理道要决》，对自己的编纂意图作了这样的总结：
“窃思理道，不录空言。由是累纪修纂《通典》。包罗数千年事，探讨礼法刑政，遂成二百卷。先已奉进。从去年春末，更于二百卷中纂成十卷，目曰《理道要决》，凡三十三篇，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贞元十九年二月十八日上。”又在《理道要决自序》里这样写道：“隋季文博《理（治）道集》，多主于规谏，而略于体要。臣颇探政理，窃究始终。遂假问答，方冀发明。第一至第三食货，四选举命官，五礼教，六封建、州郡，七兵刑，八边防，九、十古今异制议。”
“理道”即治道，治理国家的道理。“政理”即政治管理的道理，即礼法刑政等国家制度建设和管理运作体制机制的道理。杜佑认为，探讨治理国家之道应抓住要点、抓住根本。治理一个国家，抓住礼法刑政这样的制度建设和管理运作问题，就是抓住了要点、抓住了根本。而空发议论，或者仅仅就事论事地批评规谏某些具体事，不从整体上、宏观治理之道、国家制度建设、管理运作体制机制的高度去把握认识问题，不把具体发生的事情与总的政治目标和大的运作过程相联系、进行利弊意义思考，作出道德价值判断，则是没有用的，于事无补。
《通典》之作，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思考基础之上的。《通典》已经献上。现在再以问答体的形式，按《通典》的次序，把所思考的“理道”要点总结出来，作一说明。
这就是杜佑《上理道要决表》和《理道要决自序》两段话要表达的意思。
三、李翰评《通典》
杜佑的同时代人，如曾经“与杜公数旬探讨，故颇详旨趣而为之序”的李翰，以及曾任杜佑幕府掌书记多年、为之作“写真赞”的符载，曾为幕府部下及朝中同事的权德舆，对杜佑的着书意图旨趣，以及《通典》的价值意义、所具有的经邦致用作用也有很好的理解把握。
李翰是第一个对《通典》编纂意图及价值意义做出评价的人。他在为《通典》写的序中说道：
“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何哉？其患在于习之不精，知之不明，入而不得其门，行而不由其道。何以征之？夫五经群史之书，大不过本天地、设君臣，明十伦五教之义，陈政刑赏罚之柄，述礼乐制度之统，究治乱兴亡之由。立邦之道，尽于此矣。非此典者，谓之无益世教，则圣人不书，学者不览，惧人冗烦而无所从也。先师宣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七十子之徒，宣明大义，三代之道，百世可师。而诸子云云，猥复制作，由其门则其教已备，反其道则其人可诛。而学者以多阅为广见，以异端为博闻，是非纷然，塞胸满腹，鸿洞茫昧而无条贯。或举其中而不知其本，原其始而不要其终。高谈有余，待问则泥。虽驱驰百家，日诵万字，学弥广而志弥惑，闻愈多而识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难成，殆非君子进德修业之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