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方面，重视治国之道的探究，重视对历史经验、历代治国政治得失的总结，面对战后藩镇雄张、朝廷的权威下降、社会经济凋敝、经济秩序亟待整顿治理的现实，继承发展儒家传统的富而教之思想，探讨新形势下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理论思想、方针策略，探讨权威重建、朝廷复兴的实现途径，特别强调经济为先、中央集权、富国安民，提出礼制为主、法制为辅、制度建设为主的国家政治建设方案，经济-制度-教化次序的安邦治国方略，这样一些思想观点，可以说是杜佑对唐代政治现实和中国思想史作出的最重要的成就和贡献。
本书第六章将对上述杜佑的政治思想作展开的讨论。
经济思想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主要有三点：
一是农为国本思想。杜佑是传统农为国本思想的继承者。
他主张并宣传这样的思想：农业是衣食之源、财富赋税之源，是一切政治和社会活动得以进行的基础。国家的经济管理活动，重点应该放在农业上，以对农业人口、土地的管理为主。管理的重点，又应该放在整顿户籍制度、调整赋役制度，以及扩大纳税编户人口上。杜佑认为，过去的农业管理是从“井田”、“均田”等土地资源配置、田地制度安排开始的。现在情况变了。
土地兼并的发展、私有土地的发展，使围绕土地资源配置进行的土地制度安排失去意义。“井田”、“均田”是理想的田制，但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土地所有权因土地兼并、买卖的存在而做不到世代相传、永久不易。所以应该顺应趋势，承认现实。但是，各种国有土地，国家有权进行资源配置、调控管理。
二是薄敛轻税、国足民安的思想。杜佑特别强调，“国足不在于重敛”，“家足不在于逃税”，只要条件具备，措施得当，施行轻税政策更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实行均轻赋税政策应该以“周知人数”扩大纳税编户为前提。
只有做到“周知人数”，即掌握并扩大纳税编户总数，才能做到“均其事役”，使每个纳税人承担的赋税减轻而国家的赋税收入总数增加。实行薄敛轻税政策，应该有制度保证，“设轻税之法”。税率应该均一、适中。税制应该简化。税种应该多样。农业税、工商税、盐、茶、酒税都应该征收。纳税形式应该多样，或货币、或实物，随民所产、所有，从宜征纳。国家的“轻税”政策和赋税标准，应该让百姓知晓明白。“赋有常规，人知定制”，则能做到“庶功以兴，国富家足”，国用得到满足。
三是重视商品货币经济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对货币管理和货币经济的功能作用的认识上。杜佑认为，国家有权也必须对货币经济进行干预控制和管理。应该控制货币的铸造和发行，民间私铸必须禁止。货币单位应该单一、统一。汉制“五铢”钱得制币用币之道，是最为符合要求、可式可法的钱币。唐开元通宝钱继承五铢钱形制，单位变基本精神没变。
“轻重大小最为折中，远近便之”。货币标准化有利于国家的货币控制和利用管理。国家应该充分重视和发挥货币通有无、资敛散、权轻重的功能和作用，利用货币手段，对社会生产和商品货物流通进行调控管理，从而从中得利，获得社会经济健康运行和国家财用需要得到满足的好处。
杜佑的经济思想，对于朝廷的战后重建工作适应变化，转变观念、调整制定经济和财政政策是有推动意义的。这主要指的是他的注重纳税人口编制管理的思想、扩大纳税面、轻税、税种多样、税率均一的思想，适应了均田崩坏、国家再强调土地管理、制定土地分配制度和赋税政策已失去意义这一重大社会经济变化，具有把国家的财政思想引导到重视对纳税人口及其资产的管理控制上来的作用。同时也是指：重视商品货币经济的思想，适应了唐初以来商品货币经济有一定发展的社会现实，强调了货币手段对于国家管理调控国民经济、满足财政需要的作用，具有把国家的经济政策和财政管理方式引导到重视和发展商品货币经济上来的作用。
从整个思想史的角度看，杜佑的经济思想，可以认为是管子学派和一部分汉儒的国家要严格控制国民经济的“轻重论”
思想在唐代的继承发展和时代体现，因此具有继承和发扬传统、赋以时代精神、使“轻重论”的经济管理思想通过唐代思想家的阐释，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经济管理思想，在国家的财政经济活动实践中发挥作用，并继续往下延续的作用意义。
复次是社会思想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发展的、进化的历史观。杜佑认为事物的发展有“事物之理”，是“形势驱之”，“不得不然”。所谓“欲行古道，势莫能遵”。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一种进化式发展的过程，逐渐由野蛮社会向制礼作乐的文明社会进化式发展的过程，亦即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而不是相反。其情景犹如与边荒落后的夷狄少数民族相比，现在典制齐备、繁华昌盛的中原汉族，过去也“与夷狄同”，经历过野蛮-文明初建阶段。现在的夷狄，就是过去的中华。
二是“盖是人事，岂唯天时”的非天命论社会变革观。杜佑认为社会发展的治乱兴衰由多方面因素造成。决定因素是人事，不是天时天命。人事即安邦治国各种的制度安排和政治行为。“天时”既指“时机”、形势、客观条件如年成好坏，也指“天命”，更多的是后一层含义。人事的好坏即适宜的制度安排和政治施为很重要。国家治乱安危，关键在制度安排和政治施为。制得其宜则治安，制失其宜则乱危。
三是制度因革“贵适时”的思想。又有两层意思。其一，社会历史总是处于变化发展过程之中。时代变，制度变。古今异制。制度变化有因有革。革新是一种变化，因循也是一种变化。在制度因革发展问题上，变化不等于进化。一个时代有适应一个时代社会需要的制度、习俗。异制不等于优劣好坏。新俗不一定优于传统。制度因革选择因此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对待，随时所宜，或因或革，以“便俗适时”为原则。其二，事物总是在发展。“随时”、“从宜”，不断进行制度变革是关键。虽然变化不等于进化，但事物的变化发展和进化式发展，都是通过制度变革实现的。任何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产生弊端，不适应时代需要，阻碍正常发展，需要变革。因此，要始终保持社会的安定、正常发展，就应该“弊则思变”，反对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思想，以积极的态度适应时代变化，斟酌利弊，与时俱进，及时主动地进行制度变革。
杜佑社会思想的贡献意义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点，杜佑的思想，是建立在朴素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基础之上的，是进步的思想，具有承前启后、把时代的认识水平提高到新阶段并影响后代有关思想发展的重要意义。第二点，从现实影响的角度看，杜佑的思想，强调“势”的作用、事在人为的作用，强调“随时”、“从宜”、及时积极改革的重要性、制度因革“贵适时”等等，是一种积极的、进取的态度，其所强调的思想，对于时人整理思路、转变观念，以积极变革精神对待战后的国家和社会秩序重建工作，从而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面临变革的需要，推动时代的政治、经济改革向一定的目标方向发展，是具有提供思想武器、启发思路、“警学者之群迷”（李翰语）的重要意义的。
总之，杜佑是唐代历史上一位有思想、有个性、有成就的政治家、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思想活动、学术研究，为唐代的思想、学术界增色不少。
以上是杜佑思想的大概脉络。也是本书要重点加以讨论介绍的主要内容。为便于读者了解，这里先做一个总的归纳概括。
近代以来，学术界对杜佑已经有较多的研究，包括他的生平经历、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社会思想和学术思想，成果蔚然可观。本书对杜佑生平和思想考察，就是建立在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充分理解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写作过程中参考吸收了诸多已有研究成果，凡此书中都已尽量指出，不敢掠美。也有未能一一予以指明之处，还请有关专家学者谅解。
笔者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也感到，目前学界的杜佑研究，总的来看是对作为史学家的杜佑和他的学术思想的研究成就大一些，而对于政治家杜佑、思想家杜佑的研究，则还有待深入。有鉴于此，本书的写作在谋篇布局、结构章节、考虑怎么写的问题时，定下了宜有详有略、有所侧重的写作基调，即：对于已经有较多讨论评价的杜佑史学思想方面的内容，不作为重点写，仅综合概括诸家学者的主要观点，在书中辟专节加以概略的介绍。而把全书的研究重点和写作重点放在对杜佑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社会思想的探讨考察和阐述介绍上，着力刻画和描述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杜佑的形象。
全书分为上篇、下篇两个部分。上篇考察叙述杜佑的生平经历，下篇以《通典》为基本思想材料，全力探讨和阐述介绍杜佑的思想。
限于学力和研究条件，本书的写作还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切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感谢卞孝萱教授的推荐和信任，感谢蒋广学教授、陈效鸿教授、周群教授的信任和鼓励，感谢丛书编委会的约稿。没有卞孝萱教授的推荐和信任，没有诸位教授的信任和鼓励，没有丛书编委会的约稿和随时关心，本书的写作是不能完成的。
还要特别感谢瞿林东教授。本书的修改工作有幸得到了瞿林东教授的宝贵审阅意见的细致指导，很多意见已经在现在的书稿里反映出来了。衷心希望继续得到瞿教授的批评指导。特此致谢。
郭锋
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