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唐初到唐中叶，亦即７世纪初到８世纪中叶的百数十年，中国社会制度完备、生活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一片和平景象。
文明的发展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唐人继承前人基础上创造的盛唐文化，是当时领先时代、代表世界文化发展水平的先进文化。唐朝这３００年，也是我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开始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经历安史之乱战争打击之后的中国社会，在唐中叶到唐末百数十年的时间里，藩镇割据战争不断，和平景象不再，盛世成为过去，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陷入动荡不安的境地。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都开始发生变化。社会面临变革。中国历史进入前期封建社会向后期封建社会转变发展的时期。
唐中叶到唐末百数十年的社会发展特点，用“转变”、“变化”这样的关键词来形容描述最为贴切。这一时期，从政治的角度看，以皇帝制、三省六部制、郡县制，以及适应其制度的儒家思想指导的礼法律令体系为主体的、秦汉以来发展起来的国家制度和政治思想体系，在经历了唐前期具有定型总结意义的实践发展之后开始发生新的变化。不仅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体制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例如地方行政方面，道-州府-县的三级制行政体制，就正在逐渐取代以前的郡或州府-县两级制体制，成为唐后期地方行政体制的主要形式。
中央、地方的行政办事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例如开元天宝时起较多运用的相当于今天专事专管专办“委员会制”的使职差遣的办事方式，这时运用的场合更为广泛了，安排专使办事的范围涉及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经济各种事务，使职的作用越来越大。使职差遣制度的发展，形成对原本主管相应事务的正式职能机构的冲击，唐前期形成建立的正常行政秩序现在开始变化了。分权分治的思想这时也更加发展，并在藩镇政治的地方治理实践中得到体现。形成对一贯强调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的儒家传统治国思想的冲击。
社会的阶层划分、尊卑贵贱评价观念也发生了变化。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做官的机会向所有人开放，阶层之间社会流动的加强，个人能力取向的“尚官”观念正在逐渐取代门阀士族家世取向的“尚姓”观念，成为指导社会个人行为和组织行为的主流观念。
从经济的角度说，以均田租庸调制走向崩溃、两税法新的税制产生为标志，社会的经济生活，包括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和占有形式、国家与社会生产者之间的财富分配方式，也开始进入了以土地私人占有制和征收资产税财富分配方式为主要特征的新的发展时期。社会的经济生活面貌也在发生变化。北方社会的经济发展受藩镇割据影响走向凋敝。与此同时，南方社会的经济发展进入第二个历史发展机遇期。人口大规模南迁，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南方社会的城市生活、商品货币经济也较前更为发展了。这一时期，由于藩镇势力的存在，对唐统治者来说，如何取财用财，满足日益增长的国用和军费需要，一直是最重要的、也是越来越难以解决的经济问题。
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这一时期也是人心不安、思想波动、各种社会思潮涌动，传统的价值观念面临挑战、经受考验的时期。儒家、道家、佛教等各种思想文化流派都有广泛的人群基础。儒家的思想体系，儒家倡导的价值观念，仍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占主导地位，仍是城市、乡村社会各阶层大多数人的思想和行为指南。与此同时，佛、道的思想、知识、信仰、价值观念，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也日益增长。
总的看，受安史之乱八年战争打击的影响，生活在唐中后期的四五代人，思想观念、社会心理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体现在诸如“封建制”与“郡县制”之争论、“科举”与“府辟”之争论，以及“救弊”之议、“春秋”之学、“心性”之辩、复兴儒学道统的“古文运动”等社会思潮、学术讨论、文化运动背后的，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传统价值的认同危机。指向以后宋明理学的新的思想体系、思想方法，正在生长形成之中。
本书的传主杜佑，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我国历史上很有成就、很有影响的政治家、史学家、思想家杜佑，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面临变革的历史条件下读书、做官、着述、生活，“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关注现实人生，关心社会问题，开展他的政治、学术和思想活动的。
杜佑在唐朝历史上保持着三个纪录，似乎没有人能够打破。一是１８岁入仕，７８岁退休，当官近６０年，从政的时间最长。
杜佑出身于一个有着显贵门第的士族官僚家庭。在开元天宝昌盛和平的环境中度过青少年时代并初涉政治，在战后唐王朝的国家重建困难重重、整个社会面临变革的历史条件下历练发展，进入高层官员行列，先后参与过淮南、江西、岭南等地的地方秩序重建，朝廷的漕运整顿、税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应对永贞革新，以及元和初年的平定藩镇准备工作等重大政治、经济活动，１８岁门荫入仕做一个基层小吏，７８岁以国之宰相身份退休，当官从政的时间长达近６０年，这在唐朝历史上是很罕见的。
杜佑保持的第二项纪录是《通典》一书的写作，从开始动笔到最后完成用了３６年的时间，写一部书用去的时间最长。
这个纪录，是当时乃至后世很少有人能够打破的。开元时人张守节写一部《史记正义》，用了３０多年的时间，比起杜佑来要短一些。可以说杜佑的一生，除了做官处理政务，有一大半的时间就放在《通典》的写作和修改上了。当然，《通典》一书的博大精深、规模恢弘，仅从篇幅上看就有２００卷，近１５０万字，也是耗费时日如此之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项纪录是６９岁才入朝为相，做宰相时的年龄最大。
唐朝定制，官吏７０岁致仕退休。杜佑到了快退休的年龄才当宰相，而且一当就是近十年，这种经历，在唐朝的历史上似乎也是绝无仅有的。杜佑有如此境遇，是因为在为相的头几年里，从德宗、顺宗到宪宗，皇帝三易其人，特殊的权力过渡政治局势所致。
作为政治家、史学家和思想家，杜佑的活动、杜佑的思想成就，在唐代政治、学术、思想史和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政治史上的地位、作用，本书将在正文里作细致的讨论。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就成就、贡献和影响而言，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学术方面，开典制体通史着作先河，对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作出了有创新意义的贡献。
《通典》是我国传统史学第一部专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典制体通史着作。本书第五章将谈到，在杜佑以前，记载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史学着作也不乏所见，但或者是正史“书”、“志”的形式，或者是制度系于职官之下记载的《周礼》、《唐六典》那样的形式，编纂形式、体例结构上都没有突破。而杜佑《通典》一书，本着“探理道”、“存法制”的着述思想，省略史事的叙述，专注于制度沿革得失的考察，“把典章制度的发展衍变以及人们对有关典章制度在实际贯彻中之得失利弊的评论、分析，作为人类社会历史的重要方面看待，从而进一步开拓了历史认识和历史撰述的领域，从理论上奠定了典制体史书发展的基础。而典制体史书的发展，从全局上改变了史学发展中编年、纪传‘角力争先’的格局，对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有重大意义”（瞿林东评价语）。
《通典》在史学史上有学术意义的突破可以概括为四点：
一是本着“存法制”的宗旨，把涉及制度部分的内容从正史书志中提出来，专门加以编着；二是记事不限于一代，通观地记述历代制度，辨析沿革得失；三是打破按职官体系编排记述的传统，为有关制度建立专门的门类，形成明确的有一定内在逻辑的制度分类系统；四是把时人的得失议论收进来，并以夹注、加论的形式随事表达作者的观点。以此四个突破为代表，杜佑确立了典制体着作在史学着述中的地位，为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
其次是政治思想方面的成就和贡献。杜佑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社会思想都很有特点。他身处社会面临变革的时代，有“思理道”、“探政经”、“佐王业”（权德舆语）之心，以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官员的身份，以及有“经邦致用”、学术为现实服务态度的学者的身份，有继承、有发展地对待儒家传统治国理论，关注各种重大现实问题，对诸如国家的制度建设、政府行政体制和管理机制等制度安排，礼治法治的社会秩序，国家的财政经济建设，以及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发展变化规律等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都作过长期的深入的思考，并形成见解主张，以多年的政治实践和积极地献言献策，以及《通典》一书的写作，对唐代政治和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