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提一下，杜佑这次入朝回京，国事上虽未得重用，未及建树，家事上却可能有所收获。他大概在广州为岭南节度使这些年，收入方面有一些积蓄，所以这次回京，可能为扩大家业做了一些事情。具体地说，就是他这次回来可能曾寻田问舍于长安城郊，最后选址城南杜氏旧地杜陵朱陂，在此购置了别墅。关于这件事，杜佑在前曾提及的一篇纪念性的文字作过追记。文中写道：“佑此庄，贞元中置，杜曲之右，朱陂之阳”。其中的“贞元中”，从杜佑以后自贞元五年底出镇淮南，到十九年一直居留扬州，中途无返京事看，所谓“中”可理解为“初”。唐制大臣为镇外藩，只有皇帝特许或朝觐期内，才能回朝。佑在扬州１５年，似乎除朝觐外一直没有离开过（有无朝觐事也史无反映），当无机会中途回京亲自选购别墅。以后贞元末期，杜佑在符载代拟的《请朝觐表》中，甚至说自己“自违天颜，二十余载，身不趋宫闱之地，心不展鸟鸟之诚”，把任岭南节度使的时间也计算在内，言下之意，已经有近２０年的时间没回京城了。这当然只是强调久未在京的说法而已。这２０年里，起码贞元三年五月至四年六月这一年的时间，杜佑是在京城度过的。前曾提及，杜陵自汉代起就是京兆杜氏和韦氏的老家，唐人有“城南韦杜，离天尺五”的说法，意为杜氏和韦氏地位高贵，历来靠近统治集团权力核心。其中的杜氏，笔者以为其唐谚的背景应即杜佑一系所在的唐代京兆杜氏。而且，从胡三省注《通鉴》，特地在杜佑名下提及此条唐谚推测，此条唐谚的出现，还很可能就与杜佑的活动与成就有关。虽然，唐代京兆杜氏宗支繁多，人才辈出，杜佑之前，从族中就有唐史上也是很着名的宰相、杜佑以“族叔”相称的杜黄裳活跃于政坛。
杜佑为陕州刺史陕虢都观察使一年六个月。贞元五年年底，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他接受了朝廷的新任命，动身前往扬州，出任淮南节度使观察使，开始了一生中第二个淮南时期、长达１５年的镇守淮扬的生活。时年５６岁。史称：贞元五年十二月，“壬申，以陕虢观察使杜佑检校礼部尚书，兼扬州长史、淮南节度使”。
杜佑这次出任淮南节度使，应该说还是德宗重视他，看重他的经济才能和政治经验，因以重任相委托的结果。这时的唐廷政局，经过德宗奉天、梁州避乱之难，进入了新的整顿时期，中央与藩镇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河北山东三镇朱滔、田悦相继死于内乱，王武俊、李纳接受朝廷任命，兵变新叛将领朱泚、李怀光等为朝廷军队诛杀，只有淮西李希烈仍在负隅顽抗，德宗听从陆贽的建议，对他采取了姑息政策，虽然仍有军事行动。不久李希烈死于内乱，部将吴少诚称留后，朝廷予以认可。德宗即位初年以来的朝廷对藩镇战争，至此告一段落。但同时，西北地区与吐蕃在陇右泾州一线的争夺，西南地区与吐蕃、南诏在松、隽、云贵等地的争夺又激烈起来，全国军费开支仍然庞大，国家财政以及朝廷用度对江南赋税、谷帛的依靠程度也更高了。这时的江淮物资运输线，约从贞元初年开始，随着中原一些要地重新为朝廷所控制，对藩镇战事的告一段落，也仍转回到了汴淮运河一线。淮南在江淮物资转运中的地位亦复重要起来。
在此期间，以贞元初年崔造等人的财政体制和行政体制整顿为起点，朝廷的政治整顿也进入了新时期。贞元二年、杜佑出镇淮南的前三年，德宗起用崔造为相，调整财政体制，主管水陆转运。崔造主持调整财政，所做的主要事情就是变大历以来旧制，“以度支、盐铁务还尚书省，六曹皆宰相分领”，对行用已稍久的度支、盐铁转运使制进行改革。《旧唐书·崔造传》谓：“造久从事江外，疾钱谷诸使罔上之弊，乃奏天下两税钱物，委本道观察使、本州刺史选本官典部送上都，诸道水陆运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转运使等并停；其度支、盐铁，委尚书省本司判；其尚书省六职，令宰臣分判。”但崔造的复制改革遇到了时任江淮转运使的运粮京师有功之臣韩滉等人的抵制，未能推行下去。史称：“崔造改钱谷法，事多不集。诸使之职，行之已久，中外安之。元琇既失职，造忧惧成疾，不视事。
既而江淮运米大至，上嘉韩滉之功，十二月丁巳，以滉兼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造所条奏皆改之。”而对诸使体制持赞同态度的韩滉，贞元三年年初拜相后，未及巩固成果即突然病逝，之后为相的李泌、张延赏，各自对体制问题有自己的主张，张延赏如前所述，持事归台省部司观点并有所举措，贯彻自己的主张，但也是旋即病逝，改革未见成效。李泌则基本上是维持现有诸使体制的观点。总之，这一时期的朝廷，政治整顿、体制改革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而且是在观点分歧、各行其是的形势下进行，局面显得有些混乱。总的来看，是维持现行诸使体制的一派占据上风。与朝廷的政治整顿，体制改革紧锣密鼓进行的同时，地方的管理，特别是江淮经济供应生命线所在地区的管理，也面临着合适的地方高级官员人选紧缺、一些重要地区现有的官吏队伍亟须调整补充加强的局面。
对于徐州和淮南地区来说，缺乏年龄、经验、德才都合适的长官人选，是最主要的问题之一。例如，徐州的问题是节度使年纪太轻，没有经验，面对刚解脱其控制的淄青李纳的威胁压不住镇。贞元四年，德宗、李泌君臣之间曾专门讨论过徐州自李纳手中新收复后的局势及长官人选问题。李泌在讨论中，就表达了徐州地位重要，现任节度使太年轻、难当重任的看法，并推荐张建封出任徐州刺史、节度使。史载其事：“初，建中年，李侑以徐州归附，侑寻卒，其后高承宗父子、独孤华相继为刺史，为贼侵削，贫困不能自存；又咽喉要地，据江淮运路，朝廷思择重臣以镇者久之。贞元四年，以建封为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徐泗濠节度、支度营田观察使”；“（徐州收复，）李泌言于上曰：‘江淮漕运以埇桥（即今符离集）为咽喉。
地属徐州，邻于李纳。刺史高明应，年少不习事，若李纳一旦复有异图，窃据徐州，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致。请徙寿、庐、壕都团练使张建封镇徐州，割濠、泗以隶之；复以庐、寿归淮南，则淄青惕息而运路常通，江淮安矣。’”张建封，兖州人，大历初入仕，建中初官至岳州刺史。贞元四年德宗接受李泌的推荐，认为是合适的人选，任命为徐州刺史、徐泗濠节度使。此后至贞元十六年卒，领治徐州１１年，在镇有政绩，与同时期在淮南镇守的杜佑，一南一北，各当江淮运路要地，互相关照，互为屏护，同为德宗朝廷所倚重。
淮南的问题则在于对节度使人选的德才和经验要求高。
淮南道在韦元甫以后、杜佑之前，先后经历过三位节度使，分别是张延赏、陈少游和杜亚，又以陈少游任职时间为长，前后长达１０年之久（大历八年至兴元元年，公元７７３-７８４年）。
陈少游，博州人，崇玄生及第，有学问、有吏能但敛财行贿，乐此不疲。治淮南虽久，史家的评价却不高。主要原因在于他在治淮南后期，德宗建中年间对藩镇战争处于紧张阶段期间，曾与淮西李希烈暗中交往。兴元元年，因交往淮西事被时为寿州刺史的张建封揭发出来，陈少游忧惧而卒。杜亚，《旧唐书》本传称“自云京兆人，少涉学，善言物理及历代成败之事”，至德初为河西节度使府从事，历尚书工、户、兵吏四部员外郎、吏部、礼部郎中、中书舍人、江西都团练观察使、陕州观察使，德宗兴元元年为淮南节度观察使。杜亚虽有文才，但好大言，喜奢侈，故虽在镇近五年，朝廷也不认为他是合适的人选。史称：“（杜亚至淮南）时承陈少游征税烦重，奢侈僭滥之后，又新遭王绍乱兵剽掠，淮南之人，望亚之至，革刈旧弊，冀以康宁。亚自以材当公辅之选，而联出外职，志颇不适，政事多委参佐，招引宾客，谈论而已。扬州官河填淤，漕挽湮塞，又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壅弊。亚乃为开拓疏启，公私悦赖，而盛为奢侈。江南风俗，春中有竞渡之戏，方舟并进，以急趋疾进者为胜。亚乃令以漆涂船底，贵其速进，又为旖罗之服，涂之以油，令舟子衣之，入水而不濡。亚本书生，奢纵如此，朝廷亟闻之。”此后贞元五年十月，朝廷一度选中了户部侍郎窦觎代杜亚为扬州长史、淮南节度使。但任命才一个多月，窦觎或还未及动身，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窦觎的任命取消，宣布了杜佑的新任命（由史载窦觎次年即贞元六年七月卒——当为病卒——的情况推断，这次任命变动，可能是因为生病的原因，即与窦可能突然染病有关）。《旧唐书·德宗纪下》记这次人事变动的经过写道：“（贞元五年冬十月）癸巳，以户部侍郎窦觎为扬州长史、兼御史大夫、淮南节度使”。“（十二月）壬申，以陕虢观察使杜佑检校礼部尚书、兼扬州长史、淮南节度使”。“（六年）秋七月丙寅，淮南节度使窦觎卒”。不过，想在这里指出的一点是，杜亚在淮南的表现，所做的一些事情，虽然不能令朝廷满意，对于当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以后杜佑治理淮南，杜亚打下的基础，在里面也多少起了些作用。例如，后面将述及，杜亚在淮南时兴修的一项水利工程，爱敬陂水利工程，对于杜佑到任后抓农业，抓抗旱，就起到了准备条件的作用。
杜佑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接受朝廷任命、拥节出镇扬州的。而前面所谓杜佑的犹豫，倒不是别的原因，而可能是由于他的母亲就在这一年去世了，按照丧制惯例，他应该拒任命、解官事，在家为母守丧终服才是。所以甫接任命，佑即上表德宗，提出了丁母忧请求解免的要求，但德宗求治心切，未予允许。《新唐书》杜佑本传谓：“俄出为淮南节度使，以母丧解，诏不许”。杜佑的母亲，前面已提及，生佑及弟供、巨卿等三子，可能是父亲希望的妾室而非元配，年龄当小希望许多，故希望夫妇去世已５０年，佑母犹可在世。贞元五年杜佑５６岁，母亲若以２０岁生子计，到这年去世时，年龄当在７６以上，也是长寿之人了。
节度使始置于唐前期睿宗景云初年，至天宝年间，在初置的几十年里主要还是一种中央派驻地方主持军事的使职高级官员性质，但安史之乱以后，经过肃、代时期进一步深入展开的地方行政体制改革，节度使制与诸道观察使制结合了，节度使与观察使一样，成为军政一体化的地方道一级最高长官，在国家的地方行政中地位日益重要起来。到德宗时期，全国大约设置了４０多个节度使观察使一级的地方政区建制，淮南道是其中之一。又，唐制，节度使观察使到镇就职、视事，有一套完整的规格高而仪式隆重的制度规定。试看其规定，可以感受到节度使观察使就职、视事时威风凛凛的气氛情形。对此杜佑当早在出任岭南节度使时已有过一回体验，这次出任淮南节度使，自然又体验了一回。《新唐书·百官志》：
“节度使，掌总军旅，专诛杀。初授，具弩抹兵仗诣兵部辞见，观察使亦如之。辞日，赐双旌节。行则建节、树六纛旗，中官祖送，次一驿则上闻。入境，州县筑节楼，迎以鼓角，卫仗居前，大将鸣珂，金钲鼓角居后，州县赍印迎于道左。视事之日，设礼案，高尺有二寸，方八尺，判三案，节度使判宰相，观察使判节度使，团练使判观察使。三日洗印，视其剜缺。”
贞元五年底或六年（公元７９０年）二月以前，杜佑应该已经来到扬州任上。因为丁母忧请假未获准这件事，某种意义上反映出朝廷的这次就任要求比较急切。主要原因当在于从前面分析的情况看，由于杜亚当已于五年十月离任，而窦觎可能因病未之任，朝廷对淮南的管理，已经有近两个月的时间处于无人主持的状态了。
杜佑到扬州，恰逢第二个中和节。上一年，德宗为粉饰太平，显示大唐帝国经过三十余年战后重建治理，以及本人即位以来近１０年的治理，已初步扭转混乱局面，有了朝政初理、天下和兴的景象，特地下令全国，今后每年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届时官吏休假一日，村社置酒摆宴，官民都搞迎春、祈年丰活动。贞元六年这一次是第二次。
第一次中和节，杜亚还在淮南任上，扬州城举行了盛大的节日庆祝活动。当时做杜亚幕府掌书记的梁肃，在所作《中和节奉陪杜尚书宴集序》里描述这次庆祝活动的盛况写道：
“于时上元甲子之六岁，地平天成，河清海晏，君臣高会，由内及外。粤我主公、牧扬州、领东诸侯，既承湛露之泽，且修式燕之礼，乃邀中贵人及我上介部从事、列将群吏，大官重客，峨星弁，执象笏，脱剑曳绶，列于宾席者百有余人。火旗在门，雷鼓在庭，合乐既成，大庖既盈，左右无声，旨酒斯行，乃陈献酬之事，乃酣无算之饮。于是群戏分入，丝竹杂还，球蹈盘舞，幢悬索走之捷，飞丸拔距，抗鼎逾刃之奇，迭作于庭内，急管参差，长袖阿娜之美，阳春白雪，流徵清角之妙，更奏于堂上。风和景迟，既乐且仪。自朝及暮，惟节有度，君子谓福禄之所浃在是命矣。既醉，小子则起而言曰，大君有命，令节兹始，我公宴喜，于以受祉，歌以发德，诗以颂美，于胥乐兮胡可废已。
公曰善，乃裨座客，谐以六韵，成章授简为序。上以志王泽所及，次以纪方镇之欢。”
文中的“上元甲子之六岁”，即贞元五年。
贞元六年这一次中和节，应该说对于下车伊始的杜佑来说很有意义，这是一次难得的可以以比较轻松的方式与部下见面、增进相互了解、联络彼此感情的机会。但是杜佑是否利用了这次机会，是否也像前任杜亚那样组织举行了节日庆祝活动，史料没有反映，已经不得而知。
以后的日子，恐怕连杜佑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竟然在淮南一住就是１５年，几乎成为有唐历任淮南节度使任期最长的一个人。这期间，他全力以赴投入淮南军政治理、积极维护社会的稳定、维护江淮运输线的畅通，政绩显着，为淮南的地方建设与发展，为德宗朝廷的政治建设与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首先是以农为本发展经济，进一步加强淮南地区在朝廷财政和京师经济供给中的重要地位。扬州素以商业发展着称，杜佑时期已是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之一，安史之乱期间，田神功军队平刘展后大肆掳掠，仅遭劫阿拉伯富商就有百千人，其商业繁荣情形可推知。杜佑到镇，首先抓的却是农业。
如《旧唐书》本传称：“初，佑决雷陂，以广灌溉，斥海濒弃地为田，积米至五十万斛”。这段记载，就反映出杜佑到淮南，首先抓了两件事，一是治理雷陂，以广灌溉。二是治理沿海滩涂，变弃地为良田。
雷陂汉代已形成，在扬州江都县北，与前面提到的爱敬陂紧邻，一个在县北十里，一个在县西５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