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杜佑认为，对于有些职能相同、属于重复设置的官职，是可以考虑加以简省的。如尚书省和九卿寺监都有主管法律刑狱的官员，主管建筑造作的官员，主管山泽水利的官员，主管车马交通的官员；军事建制中有两套中央禁军系统的军队军官，地方官制中有同为刺史之副的别驾、司马、参军，这些职能重复的设置，就都可以斟酌考虑，加以改革，省去其重复的部分。杜佑的分析和建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有多年为吏实践经验以及《通典》写作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研究做底的，而且也很谨慎，强调可以一步一步来，循序渐进地改。如在提出应该“随时立制，遇弊则变，何必因循惮改作”的同时，又建议“若以习久，不可以遽改，且应权省别驾、参军、司马，州县额内官，约户置尉”，即认为改革可以先从一些相对不那么重要的地方官副职开始，态度就很谨慎。可惜的是，大概是有人从中作梗，反对在局势尚未安定、用人需求很大的情况下就搞省官改革，杜佑的这个建议并没有被采纳，甚至“议上，不省”，即奏文一提交上去，可能就被有关方面搁放一边了，都没有拿去给德宗看。
第五件事是建中三年泾州兵乱前夕，对军费需要问题做了调查统计。但这次事情似乎结果不好，造成了引发京城商户骚动、士卒兵变的负面影响，佑也因此而被贬外放（加上卢杞为相倒杨炎、佑与炎善的原因），离开京城，结束了这次约历时四五年的中央台省官员生涯。时年４８岁。史载其事：“（建中三年夏四月），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以军兴，庸调不给，请借京城富商钱，大率每商留万贯，余并入官，不一二十大商，则国用济矣。判度支杜佑曰：今诸道用兵，月费度支钱一百余万贯，若获五百万贯，才可支给数月。甲子，诏京兆尹、长安、万年令大索京畿富商，刑法严峻，长安令薛苹荷校乘车，于坊市搜索，人不胜鞭笞，乃至自缢。京师嚣然，如被盗贼。搜刮既毕，计其所得才八十万贯，少尹韦缜又取蹴柜质库法拷索之，才及二百万”，“乙巳，贬户部侍郎、判度支杜佑为苏州刺史（俄改转饶州刺史），以中书舍人赵赞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六月赵为筹集军费又征房屋税，税间架钱，民又愁苦）”。不过，对于杜佑在唐廷这次收刮商贾钱财助军用事件中的作用，史家有不同评价。或认为他是当事主谋之一，是参与了事件的策动的（如《通鉴》卷二二七建中三年条甚至说：“诏借商人钱，令度支条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长安中商贾所有货，意其不实，则加榜捶，人不胜苦，有缢死者，长安嚣然如被寇盗”，把责任直接推在杜佑头上）。或认为他只是做了提供数据的工作，并非决策人物，他的被贬，固然有提供数据的责任，但主要原因不在这里，而是政治派别争斗的牺牲品。笔者同意后一种评价的看法。关于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有一些例子可以说明。
例如，《旧唐书·方伎传·桑道茂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杜佑与杨炎善，卢杞疾之。佑惧，以问道茂。答曰：“君岁中补外，则福寿叵涯矣。俄拜饶州刺史，后终司徒。”这则故事虽属传闻，不足为信，一定意义上却反映出杜佑当时在中央任职，发展起伏上是受到了政治斗争的影响的。又《旧唐书·卢杞传》：“居相位妒贤，案贬杨炎、崔宁、颜真卿、严郢、张镒等。户部侍郎判度支杜佑甚承（德宗）恩顾，为杞媒孽，贬饶州刺史”；《新唐书·卢杞传》：“（为相）既得志，险贼寝露，贤者瑁，能者忌，小忤己，不傅死地不止。杜佑判度支，帝尤崇礼，杞短毁百绪，讫贬苏州刺史”。权德舆前引《杜佑墓志铭序》则归因其事为“时当艰急，政有均节，持权者排陷，改苏、饶二州刺史”。又在前引《杜公淮南遗爱碑》综述其事原因为“其总司计也，权重轻以平物力，受比要以均财征，厚生而不匮，量入而有节，当一人注意之重，尽三接沃心之言。宰司沮伤，不得久处”。
又，杜佑在京城期间，其全家当与母亲和诸兄弟一起生活，继续住在安仁坊旧宅。他的妻子梁氏，可能在这期间即建中四年-兴元元年左右病逝（已见前节推述）。
二、报政长川，拥节番禺
德宗建中三年（公元７８２年）五月，杜佑为卢杞所贬，离开了紧张、忙碌、充满着矛盾斗争的京城长安，外放地方，到江南西道去做饶州刺史。
杜佑政治生涯中到过的地方似不算太多，主要在黄河流域中下游、长江下游及珠江下游活动。重要的地点有五处，即京城、剡中、淮南、江南西道和岭南道。其中淮南和江西又都是再到之地，活动和度过的时间较长。建中三年这次出任饶州刺史，是第二次到江西来。说起来，朝廷对杜佑的这次贬官外放，最初宣布的任命并非饶州刺史，而是苏州刺史，但杜佑不想去苏州赴任，他在得知任命后曾上奏推辞其职，提出的理由是苏州有职缺，是因为前刺史丁母忧，而自己的母亲尚健在，于情于理都不便赴任。朝廷接受了杜佑的理由，于是更改任命，改为饶州刺史。关于杜佑以母在为由不赴苏州缺，清人王鸣盛有一个讨论解释。他认为，“（杜佑）苏州忧阙似难以分晓。故新改云：前刺史母丧解。佑母在，辞不行。语似明了。
考钱希白《南部新书》辛卷云：三铨之事，具庆之下，多避忧阙。
除则皆不受。对易于他人。然则此乃唐人语，不宜改。”饶州地近抚州。抚州应该是杜佑最初由使府僚佐转为州郡长吏之地，他在入朝任台省财政官员以前的大历十年至十四年之间，曾先有过一段约为一个任期（四年）的抚州刺史经历。任抚州刺史以前，可能还曾有过一段为时不长的在江南西道（使府治所地洪州）任江西青苗使的使职经历。朝廷这次外放杜佑，在接到杜佑的辞请后，之所以又把他改放到属江南西道的饶州来，可能与他此前曾经有过这段任职江西的经历不无关系。
杜佑任职江西青苗使及抚州刺史的经历，因史传材料缺乏，语焉不详，我们前面没有说及，现在想在这里用一点篇幅，稍作考察回顾。因为杜佑这段任职江西的经历虽然时间不长，却不论是对于他政治上的发展还是学术上的发展来说，都是比较重要的。其一，这段经历是杜佑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之一。在此以前杜佑一直是使府僚佐、一般郡吏，从此开始，由僚吏转长官，开始了长吏生涯。同时，这次出任江西青苗使，对于杜佑来说，也可以说是一次为以后进入尚书省、参与中央财政经济事务作准备的经历锻炼。其二，前已推论，似乎就是在抚州，杜佑初次读到了刘秩的《政典》一书，从而为修订此前已有框架的《通典》一书初稿提供了观点锻炼和资料补充的条件。
杜佑何时出任江西青苗使，何时成为抚州刺史，本传和碑志材料等均无确切的记载。青苗使是安史之乱战争后期，唐代宗大历元年为解决国用财政问题而设的使职。《新唐书·食货志》：“至大历元年，诏流民还者给复二年，田园尽则授以逃田。天下苗一亩，税钱十五，市轻货给百官手力课。以国用急，不及秋，方青苗即征之，号‘青苗钱’。又有‘地头钱’，每亩二十，通名为青苗钱”。朝廷委派的专门负责此项事务的官员，即青苗使。只是青苗使的人选，是只从京官中选派，还是也从诸道使府官员中选派，史无详文，不得而知，我们从杜佑的经历推测，似为也从诸道使府官员中选派。因为杜佑在担任此职之前，其实一直在淮南使府任职，可能还没有回过京城，没有实任过京官。所带如主客员外郎、工部郎中等衔，不过是当时使府僚佐例带检校台省官衔的通例而已。江西青苗使，顾名思义，应主要负责对江南西道观察使管区内的青苗钱的征收。江南西道治所在洪州（今南昌），由此可以推知，杜佑在出任抚州刺史以前应先到过洪州，他是在洪州实施对江西青苗钱征收事务的管理的。又，杜佑可能是直接从淮南从事职任上选调出任江西青苗使的。但这究竟是发生在哪一年的事，确切的时间已无法考证。史传、碑志于此一笔带过，非常简略。如果想给出一个大致的范围的话，我们从如前所述大历六年韦元甫病卒时杜佑还在淮南，有与李翰讨论《通典》事的情况看，认为这个范围可以大致上划在大历八年以后，出任抚州刺史以前。
杜佑出任抚州刺史的时间，史传材料亦记载不详，也是一笔带过。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抚州条于杜佑以前历任刺史记为颜真卿、许鸣谦两人（颜真卿大历八年转湖州刺史，许鸣谦继任为排比推定，无确切时间可考），对杜佑的任职时间，则依据所引《舆地碑记》收《抚州碑记·杜佑去思碑》，比定在大历十三年（公元７７８年）（该碑记跋注谓：“大历十三年建，刑部侍郎包佶文”）。我们认为，这个比定是有力的，即起码已有材料表明，杜佑任职抚州的时间是在大历十三年以前，当该年包佶作《去思碑》文时，佑应刚离开抚州未久。又，包佶，刘晏的部下，曾任转运使判官，他为何事至抚州，且为杜佑作赞碑，待考。但问题也还存在，没有完全解决。即仅据这条材料，我们还是不清楚，杜佑最初是什么时候出任其职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笔者想从唐官吏考课转迁有关“报政”即任期考核制的说法提出一个推论。简言之，唐制，官职转迁有任期要求，一般是三至四年一个任期。任期内每年考核一次，经三至四考方可转迁；此外任职期满还需要汇报工作，即所谓“报政”（《通鉴·大历十三年》十二月：“常衮言于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汉宣帝欲用人为公卿，必先试理人，请且以为刺史，使周知人间利病，俟报政而用之。”同条胡注：“太公治齐，五月而报政，伯禽治鲁，三年而报政。”由《通鉴》及胡注可知，古人所谓报政一般以三年为期限。常衮用此典，是想让李泌下去锻炼三年再说）。杜佑刺抚州，以后郑余庆在前引《祭杜太保文》里有“建中之初，受命分符，报政长川”的评语，知仅一个任期（建中之初的说法当是将刺饶、刺抚两件事放在一起说了，可能记忆有误，但“报政”一词的使用值得注意，当不是随便说，而是在用典）。由此，联系包佶《杜佑去思碑》文作于大历十三年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杜佑初到抚州刺史任的时间，可能是在大历十年或十一年这两年。如果考虑到唐中后期一个任期按惯例以四年为常见，就是大历十年。如果以三年一报政的说法为据，就是大历十一年。在这里想提一下的是，郑鹤声《杜佑年谱》根据《十七史商榷》的讨论，对杜佑刺抚州的年代也有一个推断，大致谓大历六年韦元甫去世后，杜佑也就结束了淮南幕府的生活，先入朝为工部郎中，再出为江西青苗使，转抚州刺史、迁御史中丞、改容管经略使。时间为七年至十四年。我们认为这个推断也是有道理的，但于所历诸职不分虚实不辨年代的放在一起说，有些笼统，盖因无确切材料可以说明所致。例如，前已提及，检校工部郎中、御史中丞等职衔皆为虚衔，属唐中后期常见的地方使府官员例带检校京官衔性质，有其职并不能说明就实入京师为其官了。虽然，杜佑如前述在李翰写于大历五年的《通典序》里，已有主客员外郎的检校官衔，由员外郎升迁至郎中衔再升为御史中丞衔，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又例如，青苗使、刺史、经略使都是实职，其中刺史为州职，余两种为使职。此三职，杜佑具体的任职时间是什么时候，由于史载已缺其记，郑谱也只能综举之而无法详推。所以，对于杜佑任职抚州的具体时间，目前只能是大致推断，了解个大概，还无法作更为确切的指明。
抚州属江南西道，与饶、洪等州一样，俱为江西大州，管临川、南城、邵武、宜黄、崇仁、永城、东兴、将乐等八县，州治临川。杜佑《通典》记载天宝战前抚州户口为２８５０７户，１７１９２０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战后抚州户口为２４７６７户。境内有盱水（今称抚河）自南而北从临川城边流过，郑余庆所谓“报政长川”之“长川”，所指当即此河。此地山川秀美，人口众多，经济资源丰富，文化氛围浓厚。如境内有铜山、盐池，又郡南三里高坡，有东晋临川内史王羲之故宅，“每重阳日，郡守从事多游于斯，因立亭曰茱萸亭”。唐后期则有人这样评价这个地方说：“临川古为奥壤，号曰名区。翳野农桑，俯津圜阆，北接江湖之脉，贾货毗肩，南冲岭乔之支，豪华接袂”，其地“周巡六百里，林奇谷秀，则鹤岭、牛山无以加，水绕川环，则洞庭陂泽不足比。人繁土沃，桑耕有秋，学富文清，取舍无误，既状周道，兼贯鲁风，万户鱼鳞，实谓名郡”。此外，从物资供应的角度看，抚州对于朝廷来说还有一点很重要，即直到天宝年间，这里一直是朝廷军需材料之一——箭杆的主要供应地。
《通典·食货典·赋税》天下诸郡每年常贡条：“临川郡，贡葛布十匹，箭杆百万茎。今抚州。”
安史战争期间和战后，抚州刺史多名流。例如杜佑之前，就先后有王缙、刘秩、张镐、颜真卿等人出刺此州。刘秩即卒于本州，《旧唐书》本传称“至德初迁给事中，久之，出为阆州刺史，贬抚州刺史卒”（《新唐书》本传记为抚州长史）。张镐刺抚州的时间，据前引独孤及《洪州刺史张镐遗爱碑》并序“是有洪州之拜，粤宝应元年冬十月，公朝服受命，至自临川”，可知为宝应元年以前。颜真卿大历三年至七年任职，在州有治水事，有助佛寺修谢灵运翻经台事。他的《抚州麻姑山仙坛记》等传世名篇，即在此期间写成。
杜佑刺抚州事迹，权德舆所撰《杜佑墓志铭》及《杜公淮南遗爱碑》均有概括的记载和评价。《杜佑墓志铭》谓“在临川有恺悌之化，莅南海有威怀之略”语。《杜公淮南遗爱碑》谓：“由殿中侍御史转主客员外郎、工部郎中，再为抚州刺史，以御史中丞领容州刺史、经略使”，“其牧临川也，地参闽，人本轻惰，化彼游手，敏于农功，坚旧防而时其蓄泄，当大旱而我有云雨。每岁徵令归诸有司，克燮输将之勤，不亏公上之入。因获赢利，悉稠困穷。”可以看出，杜佑在抚州一手抓农田水利，一手抓赋税征缴，既注意劝农增加编户、化俗济穷，又注意征输、“不亏公上之入”，可谓治理有方。其中的坚旧防，当指自大历初年，颜真卿刺抚时开始兴修的一项水利工程。杜佑继颜真卿之后又有所建树，收到了“当大旱而我有云雨”的成效。
８０年后，咸通九年为抚州兵曹参军的柏虔冉在《新创千金陂记》中曾追述其事谓：“抚州刺史渤海李公，一日无事，理舟汝（抚）水，斥流而上，顾视原野而叹曰：焉有沃野如此而不富于民耶！（遇田民为说当年故事曰）华陂始于上元。在大历中，有若颜鲁公，亦建土滕陂，寻亦废塞。在贞元中，有若戴公（叔伦），置冷泉陂，其迹寻荒。在太和中，有若杜公，修置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