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所有奔赴延安参加抗战的青年，都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者。譬如与邓旭初一起从广东来陕西的黄某，虽然也是个爱国青年，却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也不想跟共产党革命一辈子。邓旭初入党以后，曾受党委托找黄谈心，谁知一接触到入党这个核心问题，黄某就惊慌起来了，马上回答：“我们千万不能参加共产党！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我们一道出来，也要一道回去……”态度既然如此，邓旭初只好“打住”，也不向他说明自己身份。不久，邓旭初与其他同志奉命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黄某再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了些时间，后来就借口离开延安，脱离革命队伍，回转广东了。
1953年，邓旭初携爱人和大女儿回广东家乡，顺便打听黄某的下落，最后终于在广州中山大学附属医院见到他。见面前，邓总以为盼望已久的时刻到来了，双方一定感情热烈，因为他们到底经过了步行赴陕北时那一段艰苦旅程和路过河南西北部土匪地区的危险经历。今天全国解放了，人民解放了，革命胜利了，两位曾经患难与共的爱国青年，哪有不高兴之理。可是当邓旭初在家属宿舍见到黄时，他态度比较冷淡。邓旭初想与他交谈一下在陕北分手后各自的经历，可是他东躲西闪，不愿深谈。为什么黄某会用这种态度来对邓，在邓心中是个大问号。后来邓离开广州回开平故乡看望乡亲，从熟识黄某的老乡中了解到，黄某在延安抗大学习后不愿到敌后去，坚决要离开革命队伍回广东，当时经领导教育无效，只好同意他离去。他一出陕甘宁边区，就被国民党扣留。扣留多久，送到什么地方关押，都不得而知。
后来他回到广东，不谈抗日，当然更不讲革命，改去学医，后来当了医生。至此，邓旭初才明白黄某有愧的心境。
2.到新四军去
邓旭初入党以后，逐步成为陕北公学栒邑分校的骨干分子。不久，结业，学生分配。当时正是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尚未沦陷，在陕北公学其实只学了3个月。邓旭初向组织上表示了自己的意愿：到广东去组织游击队，创建根据地，抗击日本鬼子。组织上也表示同意。几天之后，被分配到南方和蒋管区工作的约30名学生，由校部组织部长居众率领，徒步来到西安。不料，睡了一夜，武汉告急。居众当即决定：邓旭初和其他5位到南方的同学，一起赴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报到，组织关系拍电报转告，邓到那边接转关系。6人组织成一个小组，指定邓为组长。党员身份保密，互不知道。
1938年10月，日寇大举南下，南北交通十分混乱。邓旭初一行6人，从西安乘上火车。沿路军车不断，客车只好停让，停半天甚至一天，都是常事。好不容易挨到许昌，前面传来消息：武汉失守了！
怎么办？6人一研究，因为报国心切，不愿重回西安，急于赶赴敌后，一致认为武汉失守，八路军办事处可能撤到长沙，还是绕道向湖南前进，找八路军办事处，好尽早介绍去广东。于是下了火车，徒步向南。一路上，只见一群一群的败兵到处为非作歹。公路两旁一二十里路内的老百姓，统统跑光——不是躲日本鬼子，而是躲国民党败兵。邓旭初一行看了，真是义愤填膺，却又无可奈何，只是拼命赶路，奔向长沙。苦就苦在行进在无人区内，个人家也难找到，常常挨饿，实在难过。一步拖一步，总算到了襄阳、樊城。
这两个地方，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夹汉江对峙，形势十分险要。再往南，到了荆州、沙市。
荆州，是东汉末年重镇，本为刘表领地。刘表一死，曹操、刘备、孙权3家，都为争夺这个地方，费尽心机。赤壁之战，曹操兵败，荆州及其辖地落入刘备手中。几年之后，刘备西取巴蜀，初战失利，军师统统阵亡，调诸葛亮入川助战，留关羽守荆州，留下八字战略方针——“东和孙权，北拒曹操”。偏偏这个红面孔要“两个拳头打人”，又“自我感觉过分良好”，大意得不得了。
结果，“大意失荆州”：吴将吕蒙，乘关羽北征，偷袭成功，“红面孔”败走麦城，被俘斩首。刘备大怒，也违反诸葛亮的“隆中对”，大举伐吴，最后被吴将陆逊一把火，烧掉连营7百里。“关羽毁败，秭归蹉跌”，蜀汉一蹶不振。诸葛亮再智，也无法实现自己的“隆中对”，“北定中原，复兴汉室，还于旧都”
了。邓旭初他们经过荆、襄、樊这个老战场，满目衰败，抚今追昔，免不了感慨不已。再到沙市，情况就不同了。这个临江小镇，自从被英国人强占为“五口通商”之一以后，曾经被称为小上海，殖民地痕迹很深，市面相当繁荣，交通也比较发达。尽管日寇已占武汉，此地尚有班轮直达长沙。一跳上轮船，过长江自北而南，直穿洞庭湖，很快到了长沙。到八路军长沙办事处一问，才知道武汉办事处未迁长沙。这样，组织关系不知去向，回广东组织游击队愿望落空。长沙办事处的同志十分热情，答应为他们寻找组织关系，同时又告诉他们：皖南新四军成立不久，急需干部，还是到新四军军部报到，可以立即参加抗日。6人一听很是高兴。经长沙办事处细心安排，他们很快来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还好！走得快，没有多久，长沙大火便烧起来了！）一到，邓旭初又要求党组织寻找自己的组织关系。可是，战局变化倏速，电报转来转去，已无着落。一直等到1939年3月，再由张宜友、戴学浩两人介绍，邓旭初才重新入党。
在新四军，邓旭初先被分配到四团的一个营当文化教员。这个营驻在小河口麻岭坑。他只工作了两个星期，又被调回军部通讯连任文化教员。
通讯连连长是张宜友，指导员是戴学浩。
1939年3月，邓旭初重新入党后，又被调到军部直属队协理处任青年干事。那时，部队里还没有青年团的组织，只成立青年队，是青年团的相应组织。也起着党的得力助手的作用：组织教育青年在战斗和各项工作中，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发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起先锋模范作用。在战场上特别要求“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邓旭初担任青年干事，重要任务就是做青年队的工作，他深知责任在肩，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深感不能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犯自由主义。
1940年春，邓旭初又被调到3支队5团任青年干事。这一工作时间做得长了，积累一些经验，也能够同团内青年战士打成一片，受到了他们的信任。5团在皖南繁昌一带活动，与敌伪对峙，成胶着状态。邓旭初虽然参加过几次战斗，但规模都相当小，没有什么突出事迹。又过了半年，到了秋天，他又被调到新一支队政治部任青年干事。新一支队下辖两个团——新一团和老一团。支队司令兼政委是傅秋涛，政治部主任是江渭清。这支部队以湖南平江一带的老游击队员为骨干，曾经在红军长征以后，在江西、湖南老根据地，坚持3年游击战争，基层干部和战士，大多数出身于农民。他们阶级觉悟高，作战勇敢，在整个新四军中，一向以英勇善战著称。但也有一个缺点：某些干部农民意识比较强，看不起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小资产阶级味道重，容易犯自由主义毛病。尤其是在战争中，老战士们常常盯着知识分子，作战勇敢不勇敢，怕死不怕死；不勇敢，怕死，马上会遭到他们的鄙视。
邓旭初是个知识分子，年纪不过19岁，参加革命不过两年，却担任领导两个团的青年工作，担子太重了。他一方面感到党组织对自己的信任，一方面又觉得自己能力薄弱，经验太少，再加上广东人学普通话，与湖南、江西籍的战士们在语言上有一定隔阂，思想沟通也有点困难。不过，他是个倔犟的人，有责任心的人，担子挑上肩，不管多重，自己能力再差，也要把它挑到底。因此，他经常严格督促自己，自己怎样要求青年，就应该怎样要求自己；自己要求青年做到的，自己应该首先做到。否则，就不能算一个够标准的党员，有负党的信任和委托。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邓旭初在新一支队工作期间，工作做得相当出色。青年们包括农民战士们，都把他当作自己的贴心人。
部队首长们也都认为这个青年干事，朝气蓬勃，责任心强，工作方法比较对头，能团结青年，是个好干部。在这种环境下，邓旭初深感英雄有用武之地。
心情非常舒畅，工作愈来愈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