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旭初
我于1977年6月任上海交通大学（以下简称交大）党委书记，直至1986年春离任。在此期间，我和党委一班人领导学校师生员工进行了一场管理体制改革，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也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其中，尤其是新闻界的支持，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光明日报》从一开始，就热情地关注交大改革的进展，坚定不移地大力宣传我校的改革，功不可没。在《光明日报》创刊50周年之际，我写这篇文章以作纪念。
《光明日报》之所以如此重视我校改革，它的源是交大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中奋起，进行学校管理体制改革，这场改革是按邓小平理论和党中央的指示办事的，是以“实事求是，敢为天下先”为核心的思想来改革的。
我接任交大党委书记时，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局面：交大经过院系调整、迁校西安以及不断的政治运动，到“文革”结束，已贫弱交困，除了造船专业较强外，其他专业已名难副实了。所以有人说：“上海交大不过是一所造船学院”，“是一所三等院校”。我们党委一班人深知交通大学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下定决心要恢复它应有的地位。所以，我们才有较强烈的改革交大现状的愿望和思想。
这场改革是从对“文革”的拨乱反正开始的。
1977年8月，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我校代表吴建中对“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黑线统治”、“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两个估计”率先提出否定意见，得到邓小平同志首肯，在会上，小平同志说：“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如果对17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了。”这给了交大同志极大的鼓舞。紧接着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又作了著名的讲话。
1978年4月，在全国五届人大和科学大会鼓舞下，交大党委召开了全校向科学现代化进军的誓师大会。我代表党委报告了交大3年和8年发展规划，提出了23年设想。接着狠抓教学秩序的整顿，恢复老交大“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的办学传统，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同志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六机部部长柴树藩和我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1978年9月，《光明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上海交大和全国一样掀起了大讨论。我校的大讨论在两条线上进行。在校内主要抓党委“一班人”和全校中层以上干部的学习、讨论，主题是回顾建国以来教育战线的经验和教训，紧密联系交大实际和现状，来认识这场大讨论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引导全校教师和职工参加大讨论。与此同时，党委支持和鼓励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年教师陈章亮同志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向上海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问题的宣讲，听过宣讲的人超过百万人次，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被称之为“思想战线上的尖兵”。经过大讨论，交大上下都有一种同感和共识，这就是：这场大讨论，它有力地冲击了诸如“等因奉此”、“照老规矩办事”、“按本本做计划”等等的思想阻力，从而为交大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充分的舆论准备。当时“文革”结束不久，正处在“拨乱反正”时期，“左”的流毒仍根深蒂固地存在群众的脑子里。
因此，工作中必须考虑到把“拨乱反正”与改革结合起来，考虑到“左”的观念对改革所形成的阻力。
改革开放的进军号吹响了，改革开放给交大带来了极为难得的好时机！
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我们，要解放思想，同时要实事求是。要改革，首先要在观念上打破陈旧观念。
1978年春夏之交，邓小平同志指出：交大应与美国交大校友会取得联系，到美国访问。我校党委迅速计划访美事宜。当时中美尚未建交，我国只有一个代办处在华盛顿。中美间的往来稀少。9月29日我们这个访美代表团乘着解放思想的东风从北京出发了，30日到达美国华盛顿，访问了美国20个城市、27所大学、14个研究单位，历时一个半月。这次访问，给我们巨大的收获：和美洲交大校友会恢复了联系，广泛听取了校友们对学校建设的意见；增进了中美人民的友谊，会见美国朋友200余人，与四所名校建立了姐妹学校关系；找到了与美国大学的差距；看到我国科技与美国的科学技术差距巨大。回国后，我们的头脑清醒多了，形成了一个强烈的思想：我们再不能闭目塞听，夜郎自大了。我们应吸收各国之长，为我所用。深深体会到，中国的教育必须改革，中国共产党必须领导这场改革，使我们的教育事业尽快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否则又怎样说明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呢？
我们首次访美回校以后，广泛地介绍了美国的见闻和经验，经过研究，决定恢复理科和管理学科，建立了电脑、通讯、微电子、新材料、生物技术、系统工程、土木建筑、文学艺术等等一批代表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学科。这一切为上海交大向前发展奠定了框架。
但是，“文革”刚结束，“两个凡是”严重阻碍拨乱反正，学校的困难重重。
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给了我们极大的政治勇气，使我们敢于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改革。取得了十一个大问题上的突破：
——突破“两个估计”的思想禁区，大力拨乱反正。全校掀起了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高潮，党委对一大批师生员工进行平反、昭雪，选拔了一批年富力强经受过考验的干部充实到校系各级领导班子，极大地调动了全校教师、干部的积极性。
——突破“唯成分论”的羁绊，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时，第一个贯彻小平同志的“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的指示。“择英举贤”，录取了一名个人表现好成绩优秀、出身于反革命家庭的考生，各大报纸发表了评论、社论，当时真是石破天惊。
——突破闭门锁国办教育的局面，教授代表团访问美国打开了国门，打开了眼界，回国后，敢于向国内反映美国教育的优势和问题，于是带来了教育思想、课程体系、教育方法、教育体制等方面一系列改革。
——突破僵化了的管理模式，第一个实行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人才流动是上海交大管理改革的起点。3年之内流出501人，引进大批适用、拔尖人才，改善了人才结构，适应新兴学科发展，万里同志对我说，“这件事，你们做得好，交大能做到，其他学校也应做到”，这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定编和制订《教师工作规范》、《机关岗位责任制》，经过考核发放岗位津贴，进而进行自费工资改革，奠定了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将人事制度与劳动制度和分配制度结合起来，打破“大锅饭”状况。
——突破“姓资姓社”思想的束缚。第一个接受爱国侨胞的捐赠。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包玉刚先生捐资1000万美元，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建设了“包兆龙图书馆”，开了多渠道集资办教育的先河。
——突破理工分家的局面，率先恢复理科和管理科学。
——突破工科大学不办人文专业的局限，带头创办人文、艺术专业，为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创造条件。
——突破僵化了的传统学科局面，带头引进、建立一批高、新、尖端学科，改变了上海交大只办造船和传统学科的落后局面。
——突破国界，带头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合作办双学位研究生班，克服了“与国外合作办学是出卖办学主权”的观念，为国际合作办学开辟了广宽的渠道。
——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资制度，经国务院劳动人事部批准，上海交大率先试行自费工资改革。
——突破了学校原来关门搞科学研究的封闭状态，开创了科研为经济建设服务，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新局面，同时兴办科技产业，为现在高校的产、学、研结合打开了思路，奠定了基础。
如前所说，在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左”的思想还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上述十一个方面，许多都是石破天惊的举动，第一个闯关，是有风险的。
《光明日报》敢于大力宣传报道，就是要把交大闯开的大门，大大地打开，引进后续部队，所以《光明日报》功不可没。
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历来是十分敏感的问题，我们敢于碰这个问题，除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号召外，还有上海交大的特定条件。
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给人以必须进行改革的大彻大悟。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体制改革问题，“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如不进行改革，“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把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提到如此高度，决非故作“惊人之笔”。就从我们上海交大而言，改革前管理体制上的弊端表现在以下方面：领导体制上，由于受高度集中统一的影响，管得过死，基层缺乏自主权，难以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新局面无法开创；人事制度上，由于单位、部门所有制的桎梏，人才积压、几代同堂，工作量不足，学术思想僵化；干部制度上，能官不能民、能上不能下，队伍老化，新生力量受压抑；劳动制度上，工作无规范，无章法、无考核，职责不清，赏罚不明，效率低下；分配制度上，手拿“铁饭碗”，口吃“大锅饭”，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鼓励懒汉，压抑勤劳者的积极性，按劳分配成了按资格分配，以致中年骨干教师待遇偏低、健康状况下降。因此，管理体制上的弊端不除，办好学校就无希望。
于是我校针对上述问题，对学校的管理体制从1979年到1986年进行了为时8年的改革。这场改革，简言之，是将学校的人事制度、劳动制度和分配制度结合起来。坚决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打破“大锅饭”，形成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
交大管理改革的措施，今天看来似乎平常，但在20年前这样做，却需要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要破除常规，触犯当时的体制，敢于冲破几十年乃至几千年形成的陈旧观念，敢于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发，要有胆识和勇气。因此，特别需要新闻界从舆论方面加以支持。
《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纸作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倡导者，从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出发，自始至终关注交大这场改革，仅《光明日报》前后发表过近百篇文章，大力为交大管理改革鸣锣开道，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1982年，交大管理改革全面启动，《光明日报》在3月19日发表的《上海交大边进行人才流动边进行管理改革》一文中，传出信息：“中共上海市委原则上支持该校的管理改革”，排除了当时舆论的一些阻力。同年8月25日，又发表了《实施·教师工作规范·打破吃“大锅饭”状况，上海交大改革学校管理工作出现新局面，全校教师人心向上，努力工作，争作贡献》一文，全面介绍了改革过程。经过一个学期的工作，改革全面铺开，并向纵深发展。
我们向《光明日报》记者张贻复、陆建明通报了全面情况，他们撰写了《上海交通大学是怎样进行管理改革的》长文（2500字）发表于1982年1月17日的《光明日报》上。报社还配发了短评：《大学改革势在必行》，指出“上海交通大学初步进行了管理改革，学校面貌为之一新”，充分肯定了我们的有益探索。这年的12月30日，《光明日报》又在头版发表《不改变吃大锅饭状况学校就没有希望》的我答记者问的报道。当时，有几所兄弟院校；对我们从管理改革入手进行高等教育的改革，持有怀疑的态度，甚至说“这是不抓教育”，《光明日报》作为在教育、科技界权威的媒体，这样鲜明地肯定交大的管理改革，确实对我们推动很大。
到了1983年和1984年，交大管理改革全面推进，步步深入，《光明日报》的报道也紧密结合，频频发表有关文章。光这两年，《光明日报》就发表了20多篇较有分量的报道。就我手头存有的就有这样一些文章：
1983年1月17日：《上海交通大学是怎样进行管理改革的》（张贻复、陆建明）
短评：大学改革势在必行（季民光）
1983年2月8日：《上海交大按多劳多得原则给教学科研人员发放技术服务提成费》（张贻复）
1983年2月26日：《上海交大从多方面支援新疆建设》（张贻复）
1983年6月27日：《上海交大负责人向北京高校介绍改革经验》（张贻复）
1983年12月14日：《责、权、利、效相结合：试行职务工资制，上海交大全面改革学校管理工作富有成效，王震赞赏交大改革为开创高等教育工作新局面作出了贡献》（张贻复朱荣林）
1984年4月2日：《邓旭初答记者问：搞好改革开创新局面的关键是领导班子》（张贻复）
1984年4月10日：《上海交大把劳动、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联系起来》（张贻复）
1984年4月12日：《向着高等研究大学的目标奋进——上海交大教学改革调查之一》（董育常张贻复）
1984年4月13日：《不拘一格造就优秀人才——上海交大教学改革调查之二》（董育常张贻复）
1984年4月15日：《老交大传统绽开新花——上海交大教学改革调查之三》（董育常张贻复）。
1984年4月16日：《让系主任全面负责，对教师实行聘任制——上海交大教学改革调查之四》（董育常张贻复）
1984年7月17日：《管理改革促进研究中心的形成——上海交通大学科研管理改革调查之一》（张兵禄张贻复）
1984年7月18日：《在迎接挑战中发展新兴技术——上海交通大学科研管理改革调查之二》（张兵禄张贻复）
1984年7月19日：《讲效率、求效益、究责任——上海交通大学科研管理改革调查之三》（张兵禄张贻复）
1984年7月20日：《以技术转让发展到研究开发企业——上海交通大学科研管理改革调查之四》（张兵禄张贻复）
1984年10月7日：《邓旭初答本报记者问时介绍上海交大管理改革的新进展：推动教师聘任制在全校实行人才流动——高校改革的突破口是管理改革，教学改革只有在管理改革的基础上才会有成效》（张贻复）
1984年11月9日：《上海交大准备改革毕业生分配制度：用人单位与学生见面；学生有一定的选择工作单位的权利；用人单位可以考核录用；优良毕业生优先选择工作单位。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指出上海交大的改革可先行一步，准其试验》（张贻复）
《光明日报》是全国性的有影响的大报，以这样高的密度报道一所大学的工作，大概是她创刊50年来空前的。而且，在这些报道中还有如下特点：
《光明日报》记者受到交大改革感染，实际上成为交大改革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