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敢为天下先:邓旭初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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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文革”中的蹉跎岁月(2)

邓旭初被完全隔离后,家中三个小孩和年迈的老岳母相依为命。一家四口凭邓旭初每月15元的生活费度日。常常到了月中就没有东西吃了,没办法,后面的日子只能靠打面糊吃,把面粉打成面糊,再放点盐,天天喝这些稀糊糊,全家处于饥饿状态。由于饥饿,身体弱,一家人都不同程度的浮肿。

老太太已70多岁,由于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得不到营养的补充,身体渐渐难支。1972年身体消瘦的她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她吃力地说:“我多想喝一碗骨头汤。”

三个小孩子想妈妈,更想爸爸。沈锐永远地离开了她们,邓旭初也一去不复返。

“爸爸还活着么?造反派会不会打爸爸,爸爸现在到底在哪里?”年幼的孩子多么想知道邓旭初的情况,多么盼望着他回家呢?为了获得邓旭初的下落,孩子们想出了种种办法。开始,她们以送东西为借口,来打听爸爸的下落。但她们的想法落空了,造反派不让她们与亲人见面,只让把东西放下。她们只能通过送东西过程中的种种迹象猜测她们的爸爸是否还活着。

每当换季时,造反派就会把邓旭初的衣服、被子送到他家中去洗。好多次,孩子们看到被子上有血迹,姐妹三个抱着被子痛哭不止,她们是多么心疼自己的爸爸,思念自己的爸爸,惦记着自己的爸爸。但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了,毕竟她们得到一个信息,自己的爸爸还活着。学校每次开批斗会,她们都千方百计地打听,她们的爸爸会在哪个系、哪个部门挨斗。每次开批斗会,她们就跑过去,因为这样,她们就能见到她们的爸爸啦!

邓旭初被隔离后,造反派让邓旭初的大女儿小妮,每天早晨9∶00到校,让她站在桌子上,不让喝水,不让吃饭,让她交代邓旭初的“反党活动”。他们把写好的材料让她画押,说画了押就承认了邓旭初在某年某月某日讲过什么样的反党的话。当时,虽然小妮还小,但已懂得如果她说错任何一句话都会对她的爸爸不利,造反派就会凭空捏造材料,批斗邓旭初。造反派看她始终不画押,就破口大骂,唾她,说她是邓旭初的殉葬品,小小年纪就学会了顽固不化。他们威胁她,恐吓她,不让她回家,说什么时候画押才让她回去。

十几岁的孩子,心里受不了如此惊吓。多少次,她从噩梦中醒来,对妹妹讲,自己也不想活了。两个小妹妹抱着姐姐,放声大哭:“大姐,你不能死,你死了,我们怎么办?”三个孩子互相安慰着,煎熬着,艰难地过着,一天,一天,又一天。

造反派常常到邓旭初家中抄家。一进门,就大声喊叫:“听好了,立正。”

让三个孩子站成一排,接着开始训话。说她们是邓旭初的殉葬品,从小就喝着人民的血汗,身上流着的是“黑”血,造反派流着的才是“红”血。训完话,就开始抄家,翻箱倒柜,把邓旭初、沈锐的书信、藏书、照片、照相机统统拿走。有时晚上来抄家,看后门关着,就破口大骂:“想搞什么反动活动。”从此以后,孩子们晚上也不敢关门。

有一次小妮无意中在家中找到一包邓旭初的信件,她也不知道是什么,只觉得凡是邓旭初和沈锐的东西,一旦被造反派发现,就会被拿走。她正想着把这包东西藏起来,忽听到造反派来了,她急忙把信件放在厕所间窗户下突起的台子上,没想到手刚离开就滑落到马路上,可把她吓坏了。造反派果然是找这包东西的,他们在房间到处翻找,连马桶、炉子里都要翻开看。好险,几分钟前这包东西本来就放在炉子里。造反派找了半天没找到,冲着三个孩子骂道:“要是让我们知道这包东西是你们藏起来的,要了你们的小命。”他们走后,小妮半天才敢到楼下捡回信件,不知放哪好,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就天天抱着它睡觉。后来,为了怕落到造反派的手上,又把它烧了。

在短短的几年里所发生的一切,使这个本来幸福的家变得支离破碎,也使得这些孩子较早地懂事了。逆境中的困苦使得她们经常留恋昔日的幸福,联想起爸爸妈妈的谆谆教导,也正是这些谆谆教导,使她们从小就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树立起坚强的意志。

在困境中,她们常常想起以前一家6口美好的生活:“平日里,爸爸妈妈早晨起得很早,起来跑步锻炼身体,可孩子们总想多睡一会,但总是被爸爸妈妈叫起来锻炼身体。爸爸常常教育她们,一定要跑步,要有好的体质,否则将来怎么更好地为党工作?从此她们三个每天早晨早起锻炼。清晨,窗户外树上的小鸟鸣唱着清脆的歌声,爸爸、妈妈在房前小路上晨跑,三个孩子跟在后面跑,鸟语花香,欢歌笑语,开心透了。”

邓旭初的二女儿二毛天生不爱吃肉,但每次吃饭时,邓旭初总会给每个人碗里加块肉,二毛吃了都要吐出来。邓旭初教育孩子们说:“你们要学会适应环境,假如把你们分到内蒙、新疆,你们只有吃这种肉,怎么办?不要娇气,要学会适应。”

邓旭初常常教育孩子,做人一定要诚实,要在别人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学会雪中送炭。一次,孩子们撒了谎,邓旭初发现后,狠狠地批评她们,从此以后她们再也不敢了。自己家请的保姆,邓旭初也非常关心。受感动的保姆还挺身而出保护邓旭初一家。有一次,造反派闯入邓旭初家,拍着桌子问保姆汤年宝:“你们家人讲过什么反党的话?”汤年宝说:“我是劳动人民,我就在他们家干活,哪里听他们讲什么了。”“那么你总该听到些东西吧?”“我这个大字不识的人,你叫我听什么都忘记了,我怎么记得起来。”后来再逼急了,汤年宝说:“你别拍桌子,我也是劳动人民,你以为我是走资派吗?我可有心脏病,要是犯了,你给我送医院啊?”造反派走后,汤年宝对孩子们说:“做人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你们的爸爸这么好的人,我怎么能讲他的坏话,绝对不讲。”后来邓旭初的问题澄清后,发还了所有工资,他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孩子看望汤年宝,看她住在条件很差的棚户区,就给她留了一些钱。他说:“这样的好人,我们一辈子都不能忘。”邓旭初对后来请的保姆也很公平,和她们一起吃饭,还经常送给她们一些衣服,有什么困难也会想办法帮她们。

在孩子们心目中,她们的爸爸是最使她们敬佩的坚强的人。邓旭初挨批斗的岁月对这些孩子影响是深远的,他的一言一行都使孩子们记忆犹新。在批斗他时,造反派曾用了逼、供、信,但邓旭初始终相信自己没有对不起党,宁死不屈,坚信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他所受的痛苦和折磨,从没有对孩子们提过。在孩子们心目中,邓旭初是个坚强不屈的大英雄。

“文革”期间,邓旭初的住房被强行缩小,搬进的邻居奉命严密监督他们的一举一动,即使对孩子的同学来玩也马上汇报给造反派,专案组立即赶来查问。家中什么人都不敢大声说话,唯恐讲错半句,就会加重邓旭初的“罪行”。也有的邻居非常同情邓旭初家的不幸,悄悄的端碗鸡汤给老太太喝,偷偷地帮助照应一下这些可怜的孩子们。

在邓旭初一家被弄得家破人亡之时,他的兄弟姐妹也备受株连。他的姐姐被造反派拉去打,他的一个弟弟被关审查,他的小弟在西藏公安厅工作,造反派写信到西藏公安厅,说邓旭初是“叛徒”。一些亲友熟人急忙回避。也有一些人对邓旭初表示出令他难忘的亲情。

一天,邓旭初拉着一辆装满树枝的拖车在校园里走,学部委员周志宏教授经过时看到了,特意走到他前面,郑重地鞠了个躬,马上离去,使邓旭初深受感动。邓旭初的弟媳妇来沪探亲,见三个孩子一个老人无人照顾,她毫不畏惧地责问专案组:“你们有没有革命的人道主义?不要以为越左越是造反派。”

4.走出隔离室

1970年初的一天,是邓旭初一家难以忘怀的一天。专案组经过多次的内查外调和审查,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只好放邓旭初回家,接受监外审查。邓旭初被从隔离室放了出来,脸色铁青,身体瘦弱,已经被折磨得像变了一个人。

他呼吸着校园新鲜的空气,看着交大那些老房子,感慨万千。回到家中,邓旭初看到那凄惨的景象,不禁一阵心酸。妻子去世了,老岳母病倒在床上,老保姆被赶走了,两个女儿下乡不服水土,全身长满了毒疮,大女儿皮包骨头,又黑又瘦,可以想象她们是怎样生活的。邓旭初充满了对孩子们的歉疚感,对耽误了孩子们的学业心急如焚。他要挑起双重担子,全心全意地弥补“文革”给孩子们造成的心灵创伤,为她们的学习成才创造条件,把孩子们失去的那份母爱、父爱,双倍地给予她们。

孩子们看到邓旭初因长期折磨,脸色很差,身体瘦弱,也不觉流泪。全家见面,百感交集,抱头痛哭。

当时,交大被划归第六机械工业部领导。但学校里造反派已篡夺了学校里的领导大权,全部停课。6月,张春桥说“交大运动是温吞水”,要求烧开交大的“温吞水”。邓旭初被下放到后勤监督劳动,做花工,种花、种草、种树、剪草、扛树成了他的主要工作。

目前一进交大校门,进入眼帘的是一片绿色的大草坪,草坪中间的那些樟树,都是邓旭初和老师傅们扛的、栽的。现在这些樟树早已粗壮高大,郁郁葱葱,草坪也变得茂密平展,又有谁知道,这处处都留下了邓旭初辛勤的汗水。因此邓旭初至今对交大的一草一木充满了感情。1975年邓旭初到交大后勤组工作,仍是天天劳动,修房顶,装瓦片,按月领取生活费。

5.可怜天下父母心

妻子去世后,邓旭初最为牵挂的便是三个女儿。她们在“文革”中受尽痛苦,在煎熬中也长大成才了,可邓旭初却充满了歉疚感。

大女儿小妮(大毛)1969年被下放到安徽滁县的莱安县劳动。当时她身体不好,本应留在上海。但造反派说:“一定要把这个走资派的女儿搞下去,因为她会弹钢琴,从小就有资本主义思想,让她下去锻炼去。”当时农村很穷,农民不少出去要饭。大毛吃不饱,再加上水土不服,全身生疮,身体瘦得只有七、八十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