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实在舍不得脱下军装
1952年6月1日，邓旭初自东而西，跨过鸭绿江，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安东。当时，朝鲜战场激战方酣：东战场那条钢铁运输线上，汽八团的战士们依然在弹雨中日夜奔忙，志愿军广大指战员仍旧在浴血奋斗。作为一个新四军老兵，一个志愿军战士，这条钢铁运输线的“筑路人”之一，邓旭初同志在反方向跨过鸭绿江的时候，拖着久病虚弱的身子，频频回首东望，心里着实不是滋味：一年多前，自己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汽八团的同志们智勇兼施与美国兵以及所谓联合国军，进行了拼死的战斗，终于筑成了东战场这条炸不断、轰不烂的钢铁运输线，保障了前方的供给，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按照自己的心愿，应该在胜利之后，再与自己的战友们，一起高举红旗，高唱凯歌还。而今，“英雄只怕病来磨”，还没看到最后胜利，只好从战火纷飞的抗美援朝前线，回到祖国治病、休息。这对邓旭初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回首滔滔鸭绿江水，遥望远处烽烟，怀念战友和英雄不屈的朝鲜人民，这个老兵有多深的留恋啊！
还好，他的肠胃病不太严重。在南京军区医院治疗了半年，基本痊愈。1953年初，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调邓旭初到南京华东航空学院工作。开始，这个调动，还闹了个不大愉快：负责这一调动的华东局组织部的一位负责同志告诉他：“目前地方上很缺青年干部，许多大中城市，都缺团委负责人，你是老青年干部，有经验，组织上决定你转业到地方，做青年团工作。”这位同志讲这番话，认为“理所当然”，不想对面前这个老兵，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当了那么多年兵，怎么一下子要我转业了！怎么舍得脱下身上这套军装啊！一听邓旭初思想不通，这位同志还想说服：“你是老青年工作了，做地方团的工作，最合适不过了。”邓旭初回答：“我已经10多年不做青年工作了，而且我一直在部队，一下子转业，脱军装，思想上受不了这个‘急弯’。”这位同志见面前这个饱经战火洗礼的老兵对部队如此多情多义，也很感动，随口就说了一句：“那你就到华东航空学院吧。”
航空学院！这四个字一入邓旭初耳朵，立刻钻进了心底：航空，有劲！
自己在朝鲜战场，吃足了敌方空军的亏。恨不得马上飞上天去，与这些敌人，拼个你死我活！现在有了航空学院工作的机会，当然一万个满意，一万个开心！谁知自己一说愿意，那位同志也很高兴，随即向他解释华东航空学院的重要任务：“这个学校是专门培养制造飞机的高级人才的，非常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好好干！”听了这番话，邓旭初才明白：这个华东航空学院，是专门培养造飞机的，不是培养开飞机的；是在地上干的，不是在天上飞的，误会！误会！尽管心里头埋怨自己粗枝大叶，到底共产党讲究组织性纪律性，再想想培养造飞机的，不也是为了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嘛！义不容辞，这么一想，当场办好手续，接着便到华东航空学院走马上任。
今天，这个航空学院于1956年已迁校西安，成为举世闻名的西北工业大学，当时却是刚刚成立，连座校舍也没有。只是借用南京工学院的校舍，把几所大学航空系的师生，集中起来，边开课，同时造房子。它可是培养我们自己航空工业高级人才的摇篮啊。
1953年初，邓旭初脱下军装，跨进了华东航空学院的大门——从炮兵团政治处主任、汽车团政委到大学政治辅导处主任，这个“弯”可转得大了！
这个“弯”一转，便把邓旭初这个老兵，一下子带进了另一个“车道”——高等教育。而且，他的后半生就快步行进在这个车道上，到现在已经整整50个年头过去了，年龄也已经到了整整82岁，居然还不想停步、煞车。他要写这本传记，就是为了总结自己这后半生在高等教育战线上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自己在改革开放这场斗争中冲锋陷阵所尝到的种种甜酸苦辣！
正因为自己有这么多甜酸苦辣，回过头去看看近20多年走过的“脚印”，自己总觉得在这些漫长岁月中，党始终在自己身边支撑着，尤其是在特殊困难情况下，党始终像母亲一样关怀着自己，抚爱着自己，激励着自己。正是在党的直接支持下，克服各种各样来自上下、左右、前后四面八方滚来的压力，一步一个脚印，虽然艰难曲折，然而始终向前。作为一个老兵，一个老党员，经过的磨难越多，对党的感情也越深——这也正是邓旭初最宝贵的品性——党性！在回顾成绩的时候，他总是想着党，而在品味自己辛酸的时候，他也仍旧想着党。“没有党，就没有我邓旭初，没有我邓旭初的一切！”这个高尚、坚强的信念，在邓旭初心中，从来没有动摇过。也正是这种党性，过去，曾经支撑着我们老一代共产党人，去浴血奋斗，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创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今天，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也同样需要这样的党性，去鼓舞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带领亿万人民群众，去克服形形色色的困难，尤其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的各种各样的腐败，坚持党的原则，高举党的旗帜，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2.创建华东航空学院
脱下军装，跨入华东航空学院，对邓旭初来说，也算是“脚脚踏生地，眼眼看生人”。这种陌生感，开始也有点令人尴尬，好在这个老兵，性情豁达，待人忠厚、诚恳，对党的事业又是如此负责任，如此不顾个人名利地位，对新事物的学习态度又如此努力、虚心，何况本身职务又是政治辅导处主任，事事离不开“政治”。“政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言表达起来，要有一大串，从另一个角度，用孙中山所下的定义来看，就相当简单——政者，众人之事也。治者，管理也。政治者，管理众人之事也。大学里这个“管理众人之事”的大框框，就难不倒我们这位“邓政委”、“邓青年干事”了。
因为他既熟悉青年工作，也熟悉知识分子，更懂得做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这个“人的工作”最根本的一条也只是一个“心”字。方法，要把工作做进人的“心底”；目的，把周围人的“心”，都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围绕一个目标——为培养新中国航空工业第一代骨干，争取胜利，完成任务。这套“政治工作——也就是争取人心工作”的方法、目标，邓旭初可一点也不陌生。不陌生的道理也极简单，要争取人心，必须将心比心，处处设身处地为自己的工作对象着想，而不是为自己头上乌纱帽的大小着想。这一条，可是邓旭初的“拿手杰作”。自从1938年一脚踏入革命队伍，他不管到任何地方，不管在任何时候，不管担任何种职务，也不管肩负何种任务，与任何同志相处，他总是首先想到党，想到同志，想到同志的“心”。一个党员，尤其是一个政治工作者，养成了这样一颗“心”，再做“争取人心”的工作，一般说来，总要比“关心自己”过多的人，容易得多，得心应手得多。刚刚跨上华东航空学院政治辅导处主任这个岗位，邓旭初这颗“心”，就自发地放出光和热，也很快同广大同志、教师、学生心底的光和热，互相融和、化合、激荡。这样一来，虽然在新的战线、新的岗位，像部队一样“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亲逾手足的同志式感情，很快便把“陌生感”一扫而光。工作起来，和在部队一样，如鱼游水中，悠哉游哉！
最使邓旭初愉快的，是周围的同志对他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当时学校初创，人数不多。邓旭初任政治辅导处主任，也就是主管学校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主管行政和教学工作的，是一位教授，姓范，名绪箕。这位范教授，是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是大名鼎鼎的钱学森教授的同学，学术渊深，为人正直，待人诚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工作极端负责任。这样一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人物，同这位一心向公、好学不倦的共产党人合作，自然一见倾心，合作无间。在他们的带领下，全校员工都为筹建这座高等学府尽心竭力，所以筹建工作，相当顺利。同年7月，他们向国家输送了第一届毕业生（1949年从其他院校入学，最后一个学期才到华东航空学院集中就读。暑假毕业，就拿到了华东航空学院的首届毕业文凭，可算得一批幸运儿）。秋天，江苏省派了一位厅长来当院长。这位院长，姓寿，名松涛，与邓旭初、范绪箕合作得很好。可惜，邓旭初只与他合作了几个月，到1954年春，又奉命到交通大学工作。同事分手，依依不舍。
1957年，以华东航空学院为骨干，成立西北工业大学。后来南京一所航空专科学校升格为南京航空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