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董兵团胜利结束，邓旭初同志接到新的命令。他火速赶到辽宁安东（现名丹东），准备随九兵团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邓旭初赶到安东，长津湖战役已经结束。这个歼灭战，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也有了不少宝贵的教训：我们华东部队的装备不适合寒带地区作战。帽子、衣服、鞋子、手套等等，都显得单薄，指战员冻伤的不少。运输跟不上需要，粮食、弹药及生活必需品都不能满足部队的急需。以前在国内作战，粮食等军需物资都藏之于民。
在本地打游击，不需长途运输。解放战争中，打到敌占区，解放全中国，有近百万民众推小车、挑担子跟解放军前进，不少物资还可以在蒋管区取得。而这次入朝作战情况大不相同：一切物资都要经国内运去，如果用人挑，困难就大了。比方运粮，运输员挑的粮食恐怕只够自己在来回路上的消耗。因此就有组建汽车部队的必要。解放军过去没有汽车部队。解放战争中缴获的国民党的汽车，分散在各部队或炮兵用作拉炮之用，根本无法组成比较强大的运输力量。九兵团建立汽车团，这是新鲜玩意儿，领导这种部队没有经验。特别是制空权在美国人手中，头顶上美国飞机日夜轰炸扫射，汽车团如何去完成任务呢？
1.一个好政委
1950年11月，邓旭初担任九兵团汽车团政委（一段时间，没有团长，他又兼任团长）。这个团后来又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汽车八团。汽车是苏联嘎斯车和吉斯车。汽车团自成立之日起，几乎没有一天不在与空中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最可贵的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政委兼团长，能在最艰苦、最危险的环境中，保持昂扬的斗志、必胜的信心，对同志、对部下高度热情和诚恳。特别难得的是，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敢于顶撞自己的部下，胸襟宽阔，严格要求自己，勇于自我批评，赢得了部下深深的尊敬。请读读这封来自南京的一位80多岁老人的来信。这位老人名叫朱少儒，是当年汽车团的连指导员。50多年过去了，他还这样热情地赞扬自己的老上级：
当我接任团五连指导员时，任务确实重。它虽是个连，而实质上是团下属的一个营，团部下属无营而是连；而且是任务超重营。而我们立于前沿，敌人立体作战，重在辎重。敌机不分日夜，夜间照明弹，胜似白天，我部伤亡惨重。
邓政委上任后即来我连，深入了解，称赞我们工作繁重，完成任务出色并强调政治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由此以后，我连的工作大有起色并多次立功。
有一次，敌机超低飞不断扫射，我军尚无高射炮而处于目标暴露情况下挨打。突然文书叫我说邓政委来了电话。我匆匆走去接电话，原来他是要报表的，我一听就火了：一，报表早已送去；二，团部设有职能部门，首长要报表，怎么办？当时火急万分，发了火，摔下了电话，而去处理空袭事。
不料相隔几小时后，哨兵报告：邓政委坐伪装的汽车，在敌机低飞情况下来到！有什么特别情况？
我立即判断：是来整我的！大祸临头啦！孤注一掷，死而无憾，听天由命，谁愿当这个干部！我抱有戒备，冷淡接待。可是，邓政委却笑容自如，问长问短等等。而我却勉强迎笑，等着他演戏好啦！带他去查看现场的路上。
我想政委是在气头中，冒敌机之危而来，必有大难！我等着他整我。他却猜到我的思绪，先是表扬一通，并自我检查关心太少等等。由此上车欲去。我说：“邓政委，你不是来整我的吧！”政委大笑起来。“你太聪明啦！”双手摸着我的脸，笑着说“再见”而去。当时我热泪盈眶，久久目送……
自骂，自省，可敬的政委啊！我对不起你啊……
我默默回到洞里，提笔自我检查，派通讯员送给邓政委。可是，以后他找到我，批评说：“谁叫你检讨呢！您没有错。”当面将我的检查烧毁。这对我教育多深刻！由此，对工作更积极，获得多次立功荣誉，这使我终身不忘。
常常向人不由自主讲述这些令人敬佩的故事。
不久，意外的事发生了：团部给我营级干部待遇，每月发香烟一条和高皮靴、马夹、包等等。然后又调我回团部任军务股长。在三反五反中，人人洗澡，个个擦背。我虽被点名，几天后，即被解除，并任命为三反五反办公室副主任等。当他回祖国治疗时，我失常痛哭。干部处姚处长，丁克（干事）以及其他干部泪水满面……
在时隔50多年之后，自己已经80多高龄，开过15次刀，体力非常虚弱，提起50多年前的事即奋力提笔，一点一滴回忆、记录，前后4次写信提供材料：这一简单的事实，便足以证明这位老兵对老首长的感情何等深；而从昔日部下的这番挚情中，也可以看出邓旭初的人格的力量。
2.钢铁运输线上的英雄们
据报道，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运输线就是生命线，美军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派了35000多架次飞机疯狂轰炸，在我军有些运输线上，每2米距离就有一个弹坑，我军的运输线炸不断，打不烂，经历了76个昼夜，美军司令部一指挥官（名凡里克）惊叹：“中国人创造了惊人的奇迹。”邓旭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指挥汽车团参加战斗的。
邓旭初说：“掌握和指挥汽车部队，开始我一点经验也没有。制空权在敌人手里，白天根本无法行车。天黑开车，不说山高、路远，而且在要道口，布满定时炸弹和蝴蝶雷（一种装上风扇叶子的小炸弹，黄金瓜大小，往往在黄昏时洒下，一碰就炸，我们称它为蝴蝶雷）、铁蒺藜（洒在路上，钉子尖朝上，汽车开过，刺破轮胎）。还有照明弹，一个接一个，照得夜空有如白昼。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成连成排的集体行车没法组织，即使仅仅一个班的集体行动，也非常容易暴露。但是，我们的官兵，确确实实是‘最可爱的人’。敌人再刁、再狠、再毒，花样再多，我们的官兵也能‘吃一堑长一智’，从实践中，从战友们的伤亡中，积累起对付敌人的经验。如果道口布下定时炸弹，我们驾驶员便开快车冲过去，汽车便很少被炸。对付铁蒺藜，我们的官兵就用最土、最简单的办法对付它——发动群众进行扫除。对蝴蝶雷，用步枪对着它，一个一个打过去，打炸一个又一个。就这样针锋相对，官兵们一点一滴，积累了对付敌人空军的经验。我们团领导就及时发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由小到大，由偏到全，由个别、零星到成套、成系列，并且随时发现，随时总结，随时推广，短短几个月工夫，全团上下掌握了一整套对付敌人飞机的本领，损失就大大减轻。敌人眼看我们靠着几个轮子、一个方向盘，居然能冲破重重难关，保证几百公里运输线的畅通，不禁瞠目结舌，只好叹气：“中国人真有办法！”人们都称赞我们汽车八团负责的这条东线运输线是“钢铁运输线”。
有天晚上，运输任务紧急。突然，在一个关键路口，一辆车子抛了锚，仅仅几分钟时间，一条大车龙，便躺在公路上。
也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敌机发现了这个难得的目标，接二连三丢下照明弹。真是危急到了极点！只要再投下一颗汽油弹，轰响一辆汽车，这条车龙立刻会连环爆炸，无一能够逃脱，谁知眼看祸从天降，八团的队伍中忽然跳出一个兵，一个小兵，竟然头也不低，目也不瞬，举起冲锋枪，对着气势汹汹、带着巨大轰鸣、直扑下来的那个大黑影，就是一梭子弹。敌方驾驶员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人有这么大的胆，有那么好的射击技术，还来不及按投弹电钮，机身已经中了一排子弹，而且正中要害，一头栽倒了山坡上，一团烈火，冲天而起。这一梭子打得好极了！多少个同志，拥向这位大无畏的战士，把他抱起来，丢上去——大家真太高兴了：冲锋枪竟然打下了飞机；这个战士，可是真正的“最可爱的人”啊。作为政委兼团长的邓旭初，能够看到自己团里有这样的战士，当然会感到无比的自豪，这位战士的英雄业绩当即逐级上报，记了大功并通报表扬。
因为出了这样的英雄，钢铁运输线上的战士们竞相仿效，一有机会就“枪打飞鸟”。这样一来，敌方空军就不敢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了。
敌人不但企图利用空中优势来砸烂我军的钢铁运输线，而且还空降特务来袭击运输线上的指挥机关和车队。1950年12月，汽车八团进到咸兴一线。夜间到一个庄子宿营。邓旭初住在一间四面有玻璃窗的大房子里。
住了一夜一天，安然无事。到第三日拂晓，邓旭初起得早，按照习惯，到驻地周围巡视。正在此时，一下子五架敌机飞来，也没有低飞盘旋寻找目标，对准那座房子，就是一阵火箭炮。有两枚火箭炮弹，直接命中。接着，又飞到隐蔽汽车的松林上空，狂轰滥炸一番而去。为什么敌人找得那么准。没有地面特务提供情报，绝不可能。隔了一天，邓旭初的指挥部才弄清楚：车队刚到这里，敌人空降特务就已伪装成老百姓，刺探车队情况，把电报发回附近海面的航空母舰了。又有一次：1951年夏天，五连指导员到团部反映，他们连连续转移了五天，不料敌机硬是跟踪追击了五天，岂不怪哉。
邓旭初一听，立即坐了一辆吉普，到五连了解、察看。赶了一夜，尚未到达。天明，继续赶路。快到7点钟，路上被朝鲜人民军拦住：“八时敌机必到，赶快隐蔽，这是我们观察几个月敌机动静以后得知的规律。”邓旭初他们连忙隐蔽下来。果然，非常准时，八点钟，敌机来了，投下火箭炮弹，阵阵扫射，这批走了，不知什么时候，第二批又来。到了下午四时过后，天空才寂静。人民军同志又告诉他们：“你们快走，四时以后，敌机不会再来了。这也是我们观察几个月所了解的敌机活动规律。”邓旭初听了只好暗笑：美国人打仗，也讲“8小时工作制”。等到他们这辆吉普车开上路，还不到五公里，看到团里有一辆汽车停在一座山边。邓旭初急下车，先命令司机把吉普车隐蔽好，再与那辆汽车的司机谈话。谁知仅仅几分钟，空中机声轰鸣：三架敌机结伴飞来，而且飞得很低，发现一些可疑目标，便放火箭炮一路打去，直到20多公里以外，再回头一路打过来。这不是明明告诉人们：这三架飞机要找的目标，不正是邓旭初坐的那辆吉普车吗。按照敌人的判断，志愿军没有多少吉普车，凡坐吉普车来的人，必是长官。所以，一发现吉普车，就紧盯住不放。可是，这些敌机又怎么会发现邓旭初坐的这辆吉普车呢？
他昨夜在黑暗中开出，拂晓行车，不到八时便已隐蔽，从未遇着敌机侦察；下午四时，吉普车开出，地面特务看到，发电报给航空母舰，敌机马上起飞，所以打破常规，四点也飞出来找这辆吉普车。这不是说明有地面特务吗？对吉普车可以用地面特务侦察，对于五连这样的大规模转移，地面特务当然更容易侦察了。经过一段时间观察、研究，邓旭初果然发现了敌方一个重要机密：在我军运输线上，每隔一段路，敌人就用直升机，空投一个两个特务，携带电台，隐蔽下来。
观察公路动静；一有情况，便向航空母舰报告，派机袭击，这样，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免不了吃亏。一摸清敌人这一着，很快，邓旭初便找到了针锋相对的办法：与朝鲜政府联系，充分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以隐蔽对隐蔽，在公路沿线，布下岗哨，专抓空降特务。这些群众都是本地人，地形熟悉，对敌人仇恨心极强，熟悉敌人活动规律，对付特务效率很高，于是空降特务的作用也大大减少了。
除了头顶上的飞机，奋战在钢铁运输线的勇士们，还要与海上的敌舰作斗争。因为这条运输线离海很近，在元山一带，在敌舰大炮的射程之内，常常遭到炮火的轰击。即使到了夜间，敌舰也能借助飞机丢照明弹，寻找目标，对我军构成不小的威胁。邓旭初就亲身经历过一场生死考验：一次，他带着警卫员，乘了一辆吉普车，由阳德经元山去释王寺。车至元山，正经过敌舰炮封锁的那段公路，车子突然抛锚，只好停下修理。一刹那，敌人大炮，随即向汽车开火，前后左右，炮弹乱飞。原来敌航空母舰对这条主要公路，早已测定射程，时时发炮射击。幸亏，邓旭初他们事前早有准备，把车子推到比较隐蔽的地方，炮弹很难打中。那位勇敢的驾驶员，面对炮击，若无其事，照样修车。邓旭初看看自己的战士那种临危不乱的大无畏精神，从心底里佩服。足足坚持了20多分钟，看看这辆吉普，决非短时内所能修复。正在这紧要关头，一辆嘎斯从后面急驰而至，从容不迫，用钢缆拖了吉普，快速转移。
邓旭初本人到朝鲜不久，消化系统染上了疾病，久治不愈，始终坚持在战斗岗位上。直到1952年6月1日，病愈来愈重，组织上才决定要他回国治疗。这段战斗生活结束了，汽车八团官兵们的英雄事迹却永远永远留在邓旭初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