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生前并未看到《黄帝四经》，原因是他生在汉武帝时代（景帝是文帝之子，武帝之父，在位16年），写《史记》时才30多岁，而《黄帝四经》已入土27年了。《黄帝四经》（以下简称《四经》）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黄老学说著作，可能是战国中期齐国稷下的作品。在道家系统中，老子的思想到战国时代发展为两大学派，一派是庄子学说，一派就是黄老学说。从《四经》内容看，除了由老子理论引出的关于社会政治准则外，所触及的传播思想也十分广泛。
（一）“审名察形”的传播思想
在传播的基本问题——“名”与“实”方面，《四经》有比其他学派更为开拓的积极内容。首先肯定“名”是“形”的代号，“形”是“实”的外在表现。“形”有它的相对稳定性，因此可以得以命名，所谓“凡事无大小，物自为舍。……名形已定，物自为正”。其次，指出“道”是事物的内涵，在人们没有认识它时，它似乎并不存在；一旦认识它，它就会骤然呈现，事物的形质也显现出来，人们才得以据此命名。
道无始而有应。其未来也，无之；其已来，如之。有物将来，其形先之。建以其形，名以其名。
见知之道，唯虚无有；虚无有，秋毫成之，必有形名；形名立，则黑白之分已。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无执也，无处也，无为也，无私也。是故天下有事，无不自为形名声号矣。形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迹匿正矣。
正由于此，《四经》特别强调“审名察形”的重要。所有的事物都有形有名，具体事物有具体的名称，人们无法直接通达事物的“道”，那么“名”就成为人们掌握事物本质的一种工具和通道。名与形、实必须相符合，否则就会导致人们认识上的偏差和失误。
欲知得失情，必审名察形。天下有事，必审其名。建以其形，名以其名。
形名出声，声实调和。祸灾废立，如影之随形，如响之随声，如衡之不藏重与轻。
故圣人观今之曲直，审其名，以称断之。
人们根据事物的外在现象来确定名称，名称通过语言说出来，就好比影子随着形体移动，回声随着声响反应，又好比称量器使物体的轻重显示一样。所以古代明智的人在传播活动中观察事物的是非曲直，先要审察事物的名称（即概念），看它是否与事物的本质相符合，然后加以判断。一个十分深刻的问题，通过形象的比喻被透彻地得到了充分阐释。
（二）“至言不饰”的传播思想
名实必须相符合，“名”与“实”不符合，就可能引发灾祸。因此《四经》提倡言语要朴实无华，不要刻意雕饰，它说：
形名出声，声实调和。实谷不华，至言不饰，至乐不笑。华之属，必有实，实中必有核，核中必有意。
这里的“声”是事物符号的物质属性，具体化则相当于音义结合的“词”；“名”
（概念）在现实传播中一般是由它的物质载体“声”（词）来体现的。虽然“词”并不等同于概念，但它应该也必须有与概念相对应的语言形式：词语是概念的物质外壳，概念是词语的思想内容；概念只有借助词语才能形成、存在和表达。所以，《四经》强调“形名出声，声实调和”。饱满的谷物没有浮华，意义深刻的语言不需要夸饰，真正的欢乐不表现在笑声上。事物内在的东西才是最根本的，好比花的里面是果实，果实的里面是内核，内核的里面是仁——声音形式的词语里面，最重要的是它内在所传达的意义。
因此，《四经》反对言过其实的词语，这叫“虚声”。“虚声”的传播不仅不能准确地反映“名”，反而会造成“名”的消亡。它说：
名实相应则定，名实不相应则争。名自命也，物自正也，事之定也。三名察则尽知情伪而不惑矣。
毋止生以死，毋御死以生，毋为虚声。声溢于实，是谓灭名。为此，在《四经》的《经法·论第六》里提出了考察名实关系的三个原则和六条方法，所谓“三名”和“六柄”：
三名：一曰正名立而偃，二曰倚名法而乱，三曰无名而强主灭：
三名察则事有应矣。六柄：一曰观，二曰论，三曰动，四曰专，五曰变，六曰化。观则知死生之国，论则知存亡兴坏之所在，动则能破强兴弱，专则不失是非之分，变则伐死养生，化则能明德除害。六柄备则王矣。
首先指出“名”有三类：一是“正名”。“正名”确立那么概念也就稳定，政治传播就不会出现混乱；二是“倚名”。“倚”通“畸”，即名与实之间的关系模糊。“畸名”会使法制出现混乱；三是“无名”。指名与实不相符合。“无名”的传播会使强有力的国家走向消亡。这就告诫人们为求办事的效应，必须对“名”加以审慎考察。进而指出考察“名”的六种具体方法：一是观察，二是议论，三是实践，四是判断，五是变通，六是宣传。它说，观察可以了解新旧事物的界限，议论可以知道事物兴衰的原因，实践可以促使旧事物的消亡和推进新事物的新生，判断可以帮助是非的确定，变通可以加快旧事物的死亡而加强新事物的生长，宣传可以防止“倚名”和“无名”，而使正名得以发扬。最后强调说，做到这六条才可以治理天下了。这里虽然说的是治理国家的道理，但实质上也是在阐明基本的传播思想。所以《四经》说：“名正者治，名奇者乱。正名不奇，奇名不立。”
（三）“循名究理”的传播思想
《四经》反复提到“动”，非常重视在名实相副的前提下言行传播的规范。它指出“美恶有名，逆顺有形，情伪有实”，“执六柄以令天下，审三名以为万事稽，察逆顺以观于霸王危亡之理，知虚实动静之所为，达于名实相应，尽知情伪而不惑，然后帝王之道成。”但是人天生就有私欲，好妄动，好虚言，往往给事物和本人带来危害，因此，它认为：
虚无形，其裻（寂）冥冥，万物之所从生。生有害，曰欲，曰不知足。生必动，动有害，曰不时，曰时而［伓］（倍）。动有事，事有害，日逆，日不称，不知所为用。事必有言，言有害，曰不信，曰不知畏人，曰自诬，曰虚夸，以不足为有余。故同出冥冥，或以死，或以生；或以败，或以成。
它认为宇宙“虚无形”，寂静渺远，万物赖以生存。人类天生的祸害就是私欲和不知足，好妄动妄言而产生患害，原因是行动不审时势，违背事理；言语不尊重他人，夸大失真。所以大家生存在同一空间，有的人生存，有的人却死灭，有的人成功，有的人失败。
要做到言行规范，就必须“循名究理”，而且在接触一个人的时候必须考察他的言行，不仅要用眼，还要用心，透过“有形”去探究“无形”，即透过现象去看本质：
有人将来，唯目瞻之。言之壹，行之壹，得而勿失。言之采，行之枲，得而勿以。是故言者心之符也，色者心之华也，气者心之浮也。有一言，无一行，谓之诬。
故唯圣人能察无形，能听无声。知虚之实，后能大虚；乃通天地之精，通同而无问，周袭而不盈。服此道者，是谓能精。明者固能察极，知人之所不能知，服人之所不能得。是谓察稽知极。
前一段话指出，看人不仅要看他的言行，还要看他的言行是否一致，言行不一就叫“诬”，就是欺骗。一个人的言行是有形的，而明智的人能够观察“无形”，能够聆听“无声”，能够看到“极”——事物的本质，所以他们能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能做到别人不能做到的事。
此外，《四经》在人际传播方面，特别是“二伦”关系上也有独特的观点，它不是机械地倡导愚忠愚孝，而是从负面强调了做君王的和做父亲的自身素质的问题，它说：“行憎而索爱，父弗得子；性侮而索敬，君弗得臣。”这一思想也影响到后来黄老家的伦理观念。
四、《尹文子》及黄老各家的传播思想
黄老学是齐稷下学派的一个重要分支，到战国中后期已经发展成为显学。尤其依托黄帝的《四经》的出现，更扩大了它的影响。当时出现了一大批学者，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尹文子学派。他们在传播思想方面主要侧重于人际观测和名实关系，尤其对语义传播和说服传播有比较深刻的见解。
《汉书·艺文志》有《尹文子》一篇，归在法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庄子《天下》篇，以尹文、田骈并称，颜师古注汉书为齐宣王时人。考刘向《说苑》，载文与宣王问答，应该据此。然《吕氏春秋》又载其与湣王问答事，殆宣王时人。至湣王时犹在欤。其书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陈治道，欲自处于虚静，而万事万物则一一综核其实，故其言出入于黄老申韩之间。周氏《涉笔》谓其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盖得其真。”对《尹文子》的归属一直有分歧，有归在名家，有归在法家，有归在道家。自《黄帝四经》发现，大家比较倾向于把它归为黄老家。
《尹文子》恐怕不是尹文子一人所作，书分上下两编，系后人所定。其最大特色是从道家立场出发，阐述名家思想，并以名正法实现法家的政治主张。山阳仲长氏在“原序”说，尹文子于齐宣王时居稷下，曾与宋銒、彭蒙、田骈同学，是公孙龙的弟子；但刘向认为他的学说原本于黄老。大概道法形名之说正是稷下黄老学派的共同特点。
（一）“大道无形，称器有名”的传播思想
《尹文子》指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规律是无法用具体形态来描述的，但具体事物却是有形的，是可以认识并用名称来称名它的。
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也。”大道不称，终有必名。生于不称，则群形自得其方圆。名生于方圆，则终名得其所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