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已经发现的早期人类遗址看，先民们在离开洞穴生活之后的传播踪迹，一是从山麓高原向平野扩散，一是从河流两侧向四周扩散。冰河过后，即在早新世期，中国的古地貌是东部强季风区、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原干寒区，迫于自然生态古人类不得不进行大规模迁徙。我国的考古显示，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在云南元谋一带过着狩猎采集的日子，大约80万年前蓝田人生活在陕西蓝田一带。大约20万年到70万年前“北京人”进入了中更新世旧石器时代，但是“北京人”终于没有能在猿人洞穴中世代相传。就是18千年前全新世中石器——新石器时代，开始氏族公社生活的“山顶洞人”，也未能持续地按照原先的方式发展下去，他们向北部草原、西北部高原迁徙，或沿河流向低海拔区流徙，开发了那里的早期文明。原始的狩猎和采集生活使古人类不断地迁徙，以寻求新的生产资源和安全的生活条件，这种不得已下的时空转移，客观结果却是摆脱了“自然传播”的自在状态，而创造了黄河流域新的文明局面。
1993年南京汤山葫芦洞发现了猿人的完整头盖骨，“南京人”的发现证明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的东南文明也已经十分发达，绝不低于黄河流域文化。
灿烂的古代文化在中华大地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全面开花。目前发现的许多古文化群，都有明显相互影响的痕迹，无论是在关中老官台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四方扩散的仰韶文化，还是可能从山东大汶口文化演化出的中原龙山文化，其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平行、交叉、融合、传承、兼并现象非常明显。尽管当时的传播技术极其低幼，传播速度极其缓慢，传播进程极其艰难，但传播的结果是那么辉煌，在不断消磨差异之后呈现趋同特色。不同文化群出土的磨盘、农具、骨针、陶器等，以及居所、村落和祭台等，都有不同程度的相似之处。
1933年在周口店发现“北京猿人”附近的洞穴里，有男女老少7具头骨化石，很像是一个家庭，他们居然能从一百多公里外取得赤铁矿石，从几百公里外取得海蚶，说明“北京人”已经发展了原始交易，有了跋涉和运输的交通工具，传播行为已经深入到他们的基本生活。陕西潼关发现的仰韶文化村落已经有护村沟，有广场、居住区和通道，房子里还有灶、存粮的陶罐；甚至可以看得到以男子为主体用作会议的氏族公房，以母系为主体养育子孙的中房，以及供未婚女子接待男性的内房。村落已经具有原始管理类型的传播模式，显示了血缘联结的母系氏族社会的组织传播。
大约4000年到5000年前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氏族向父系社会进化。那时已有了发达的农耕技术，不但大量的农耕工具可以作证，而且河姆渡出土的稻谷和半坡出土的菜籽更是有力的佐证。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交际的扩大，血缘婚姻的瓦解，这种发展使古人类的思维发展获得了强劲的推动力，并获得了更确定的方向。其思维方向之一便是逐步形成原始的“自我传播”，这种原始的自我传播可以看作是“物我混同”的知觉活动。尽管这种思维具有原逻辑印记和神秘的性质，但是已经形成了内向观察支配着外向观察的愿望，并发展成原始审美观念。我们暂时撇开与巫术或原始宗教有关的传播行为不论，石器时代的原始艺术已经告诉我们，人类早期的思维形态确实已经与美的艺术创造和传播思想紧密相关。原始艺术的功能在于“再现”，不是为了观赏和某种启示，只是“物我混同”的自我传播。
大量的出土文物证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艺术的高度发展与农耕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谷物的储存需要适合的容器，这就为陶器的发展提供了原动力。彩陶工艺的强大生命力不是作为观赏，而是适应部落生活需要，也许还为了适应祭祀的需要。于是制陶文化凸显其原始艺术的传播效应。《礼记·郊特牲》说：“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所以陶器上的纹饰和图案很可能就是原始人与天地沟通的一种传播信息。陶纹上经常出现S形或V 形线条、蛙形或鸟形图案，考古学家严文明指出：“从半坡期、庙底沟期到马家窑期的鸟纹和蛙纹，以及从半山期、马厂期到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的拟蛙纹，半山期和马厂期的拟鸟纹，可能都是太阳神和月亮神的崇拜在彩陶花纹上的体现。这一对彩陶纹饰的母体之所以能够延续如此之久，说明它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与一个民族的信仰和传统观念相联系的。”但是，我们认为彩陶艺术更有可能是原始人自我传播思想的最初体验，是以人的自我意识或自我的美的感受作为出发点的，因为蛙形完全是女性形象的自然模拟，鸟形则是男性形象的自我模拟，它们都是“物我混同”自我传播思想下的生殖器官的转写。蛙，可以与女娲的神话直接联系起来，蛙是原始人观察世界中得出的最具有生育能力的动物。鸟，可以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故事联系起来。鸟自古以来就作为雄性象征，是原始性生活下“处女生育”的幻想产物。司马迁叙述商的祖先时就曾这样记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在创世神话里，太阳也是神鸟，后羿射日，掉下来的是九只金色的乌鸦。直到现当代“鸟”还作为“不文明”语言保留在民众口语里，广为传播，特指男性性器。鸟纹线条化为S，蛙纹线条化为V；用符号替代男女的生殖器，并联想到太阳和月亮，把生殖崇拜和宇宙崇拜糅合起来，这已经从自我传播转向原始方式的公共传播了。
青海柳湾出土了一件腹部被夸张得很厉害的女性人像彩陶壶，其正面“描绘一组对称两圈网纹。另一组为蛙身纹加塑绘裸体人像。塑绘人像是先捏出裸体人像，然后在人像各突出部位之周围黑彩勾勒。头面在壶的颈部。目、口、耳、鼻俱全，披发，眉作‘八’字形，小眼、高鼻、硕耳、张口。器腹部即为身躯部位，乳房、脐、下部及四肢袒露。乳房丰满，用黑彩绘成乳头，上肢双手作捧腹状，下肢直立，双足外撇”作蛙肢状，背面是一幅典型的蛙纹。辽东半岛后洼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40多件6000年以前的雕塑作品，其中有一件与男性性器官肖似的陶塑，正面依稀可见眼、鼻和口的人头像。可见新石器时代存在过赤裸裸生殖器官崇拜，它是立足于对人体自身认识的自我传播方式，接着几乎可以说是同时地走向生殖象征物崇拜，动物体如鱼、蛇、蛙、龟、鸟等，植物体如莲花、柳叶、树根等。接着出现了象征符号，三角形、圆形、菱形、椭圆形、T 字形、V 字形、S字形等。与实物日趋分离的性抽象符号，使原始人的传播方式越来越走向高级阶段，传播思想越来越从自我意识转向社会意识。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非常丰富，非常优秀，甚至出现了使人感到与当时的物质水平极不相称的“奢侈”，原始人强烈的表现欲、传播欲在彩陶文化的工艺、色彩、造型和纹饰等方面充分地显示出来。把它们称为“艺术”一点儿也不过分，因为他们不是如摩尔根所说的那种与人类基本欲望直接相关的东西，它们明显地被原始人看作是一种与神圣事物有关的活动，包括着内心强烈的精神发展上的要求。这种传播思想乃基于人类对自然的超越，以致能在人化了的自然中找到自己，诚如马克思所解释的：“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美国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ranzBaos）认为艺术的创造与制造者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他说：“无论是哪种工艺，其技术和艺术的发展均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技术达到一定的程度后，装饰艺术就随之而发展。……从事生产的是男性，艺术家则多为男性，若从事工艺制作的是女子，那么女性艺术家就较多。”我国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化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条件下，女性作为生殖崇拜的现实对象而被神化、艺术化是很明显的。原始时期的女子通过自己手工制作的彩陶工艺和彩陶造型融入自我，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生殖文化的传播实际上正是原始母系社会的需要。
人类最早的艺术传播大概算是洞穴画，其中有写实的图像，也有抽象的符号。写实图像一般是动物的形象，大致反映史前狩猎经济下的原始艺术，它们是对客观事物的模仿；抽象符号一般是生产工具的简化了的形式，也有男女性器官的简化形式。这些图画和符号最初只是人类原发性形象创造能力的继续，是追求“再现”的欲望的本能表现，成为在无意识的领域内表现原始人的自我欲望，或者是那种摆脱艰苦生活中的烦恼而作出的冲动与游戏。洞穴画进一步发展成摹崖岩画，但事实上这种原始艺术的传播思想和传播方式，后来演化为原始巫术。中国岩画遗址最早发现的是福建花山崖的岩画，清代学者汪森《粤西丛载》转引张穆《异闻录》：“广西太平府，有高崖数里，现兵马持刀杖，或有无首者，舟人戒无指，有言之者，则患病。”《宁明州志》记：“花山距城五十里，峭壁中有生成赤色人形，皆为裸体，或大或小，或执干戈，或骑马，未乱之先，色明亮，乱过之后，色稍黯淡。又按沿江一路两岸，崖壁如此类者多有。”对于岩画的制作年代一般认为已有一二千年的历史。反映原始狩猎文化的有嘉峪关附近发现的黑山石雕岩画和内蒙阴山岩画，除了有虎、鹿、牛、鸟、蛇等动物和狩猎活动外，还有集体围猎的巫术仪式，充满模糊印象的神秘色彩，给人谜一样的魅力。反映农耕文化的连云港将军岩发现的岩画和云南沧源岩画，有各种禾苗类作物和看上去完全神化了的人像，使人感受到原始人的神灵世界和在丰收祭祀中对生命的渴望。
由此我们可以设想，“北京人”和“山顶洞人”身处洞穴活得很累很苦，但却还能不远数百里采集海蚶壳，而只是为了装饰；古羌人在与凶禽猛兽拼死搏斗之后，竟有余兴用超乎常人的能力，冒着生命危险，攀缘悬崖在黑山雕刻壁画；仰韶的制陶技术和艺术所进行的传播，居然在空间上从黄河中上游一气传播到下游，在时间上一直影响到龙山文化。这一些传播的原动力在哪里？这种原始艺术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相互取材、相互借鉴、共同渗透和吸收，不说同出一宗，也存在着相同基础的“传通”。如果没有祖先们强烈自我传播意识的内心活动，没有原始审美情趣激发下的个人感受，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在与原始狩猎采集生活密切关联的文化传播思想和行为中，我们看到了传播的两大系统：一是实物系统，凝聚着人文信息的各种原始工具和物产，它们从自源地向四外扩散，本身既是传播的内容又是文化的载体；二是符号系统，无论看作是艺术符号或是性符号，它们显示原始人的内心活动和审美观念。现在已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有7000多处，出土了上亿万件陶片以及用各种石材、玉材、兽骨、蚌壳、木料、等制作的多样式农具、猎具、炊具、编织具……；还有原始人曾经居住过的岩洞、石棚、巢居、土穴等。在浩瀚的文化遗物中，凝结着古老的华夏民族传播信息的技术和艺术，也凝结着人类最初的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有限的公共传播模式。在各种非实用性的器具和实用器具上的绘画、图案、纹饰、线条、符号中，不但凝结着工艺技术信息，更包含着原始思想、人文态度、“形而上”的物化、生殖崇拜等精神文化信息。我们看到无论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通过自由自觉的类本性方式的传播，使不同地区不同族群发展起来的原始文明渐渐因交流而融会，趋向同一传统。在这里我们必须附带强调，所谓“劳动创造人”的“劳动”绝对不是简单地指个体而言，而是集合着群体体力和集体脑力，所以“劳动”按其最广泛的意义应该称为信息过程，无论是从个体到个体，还是一代人到一代人，依靠信息传递使原始的个体成员成为原始群体，得以把经验一代一代传授下去，人类的发生和发展，古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正是依靠着这一伟大的传播力量。
三、原始战争与父系氏族传播
战争大概是文化传播最激烈的形式，尽管原始战争首先是为了生产资源或劳动力掠夺而进行的生存竞争，未必意识到战争的传播价值，但是原始战争客观上体现了传播的组织观念和传播的刺激性动力。原始族群为了生存可能因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发生战争，也可能因夺取族群的领导地位而发生战争，或因为繁殖需要而发生争夺女人的战争，千百年来大大小小的战争何止上亿万次，虽然与现代概念的“战争”相比也许根本算不上是战争，但正是这些个“战争”通过既残酷又独特方式的传播，创造了“华夏”本身和“华夏”文明。
公元前27世纪左右，仅仅黄河中游一带，就有一万个以上的大小部落。
其中有三个最为强大。一是地近淮河流域而正在没落的神农部落，其领袖传说是神农氏的后裔，叫姜榆罔。一个是地处黄河北岸而强悍善战的九黎部落，其领袖就是大名鼎鼎的蚩尤；传说他有九个儿子，个个万夫莫挡，附近部落都在他们控制之下。另一个是活跃在黄河南岸而蒸蒸日上的有熊部落，可能这一带有熊出没故以“熊”作部落的图腾，其领袖是集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发明家、艺术家于一身的姬轩辕，后人尊他为“黄帝”。根据当时形势，有熊部落夹在神农部落和九黎部落之间，有两面受敌的危险，非常不利。姬轩辕首先联合周围的罴、貔、貅、貙、虎等一些小部落突然袭击神农部落，在阪泉（今河南扶沟）郊野进行交战，经过三次大的决战终于全面获胜，俘虏了神农部落的全部人口和牛羊。接着姬轩辕乘胜北渡黄河，率军挺进直抵九黎根据地涿鹿，在涿鹿郊野与蚩尤展开大规模决战，这是中国历史上被史书记载的最早和最有名的战争。战争结果是蚩尤被俘虏和杀死。史书这样写道：
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曰“绝辔之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