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说：“我们要人明白民国的好处，必要用普遍的宣传，去感化人，万不可专用兵力去压制人。如果专用兵力，就是一时成功，还不能改革人民的思想，变更人的习惯。好像陈炯明的军队投北，陆荣廷的军队也投北，他们为什么要投北呢？因为他们的思想，以为北京从前出真命天子，那是真的；民国是假的。再像民国六年，陆荣廷到北京，还要去向宣统叩头，这种改不了的奴性，和美国的黑奴当初放出之后，一时还失不了奴性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要根本上改变他，便要想法子去感化他。感化便是宣传。”“人民的天性，本来没有蜜蜂和蚂蚁的天生长处，所以能够变的缘故，多半由于学习。普通人不学习，便是不知；先觉先知的人要使他们知，便应该去教，教便是宣传”。
说起宣传奋斗与军事奋斗究竟哪个大？孙中山的回答是：“自然是宣传奋斗的效力大，军事奋斗的效力小。比如就武昌起义说，表面上虽然是军事奋斗的成功，但当时在武昌的军队，是清朝训练的，不是本党训练的。因为没有起义之先，他们受过了我们的宣传，明白了我们的主义，才为主义去革命。所以这种成功，完全是由于宣传奋斗的成功。”“自清朝推倒了以后，我们以为军事得胜，不必注重宣传，甚至有把宣传看作是无关紧要的事。所以弄的全国没有是非，引起军阀的专横，这是我们不能不负责的。”“革命时代，报刊鼓吹不可少。建设时代，报刊要鼓吹建设之思想，阐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
（五）“天下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革命派与保皇派开展大论战期间，孙中山给《中兴日报》提出了“以攻心为先，以至理服人为上策”的宣传艺术，使革命派在论战中，能以堂堂之源，正正之阵，“不涉谩骂，不攻击其私人行诣”，去进行严肃的战斗，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同情与支持。
1911年武昌起义后，章太炎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错误口号，在革命队伍中引起思想混乱。孙中山对此坚决反对，主张“舆论归一”。他在给《中国同盟会意见书》中说：“引舆论为一途，亦吾党进行上不能已之事。”“而吾党偏怯者流，乃唱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言，公然登诸报纸，至可怪也。此不特不明乎利害之势，于本会所持之主义而亦瞢之，是儒生（茸之言，无一粲之值”。
民初新闻体制与传播业的繁荣
武昌起义的枪声，敲响了二千多年来封建专制统治的丧钟。禁锢已久的新闻传播界，也冲破了樊篱；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口号风行一时，言论出版自由，获得社会各界的尊重。言论出版自由，公认为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革命烈火势不可挡。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两个月后，全国24个省和地区已有14个省独立。11月9日，湖北军政府颁布《鄂州约法》，明确提出“人民自由言论著作刊行并集会结社”，只有在“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之必要，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以法律限制之”。随后独立的省份，也仿照湖北颁布类似的法规。如《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江西临时约法》，都无一例外地载有报章言论出版自由的条款。
一、自由新闻体制的确立与民国创建
1912年元旦，由17省代表选举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后，十分尊重新闻记者的舆论监督权利，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1912年3月4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通电全国新闻界知照：“民国完全统一，前清政府颁布一切法令，非经民国政府声明继续有效者，应失其效力，查满清行斥之报律，军兴以来，未经民国政府明白宣示，自无继续之效力”。至于清廷的《著作权章程》，因其内容与民国国体不相抵触而暂时援用。
1912年3月11日，南京临时政论颁布的宪法性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2章第6条第4款庄严宣告：“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又据该章第15条的规定，这一人民享有的自由权利，只有在“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之必要，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以法律限制之”。1912年3月17日，孙中山应上海日报公会之请，下令交通部核减新闻邮电费，以利新闻业的发展。交通部接到孙中山的命令后，拟决“报界之电费，悉照现时价目减轻1／4，邮费减轻1／2”。在新闻自由体制下，众多报刊，特别是综合性日报，表示赞同共和，拥护民主，并且自认为是天然的“舆论代表”，“舆论之母”；新闻记者是“不冠之皇帝，不开庭之最高法官”，当仁不让地负起“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天职”。报上不但可以批评政府官员，甚至可以点名骂大总统。报纸与报人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
“民国暂行报律”事件
1912年3月4日，负责管理新闻界的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发布《民国暂行报律》，提出三条管理办法，即：
（1）新闻杂志已出版及今后出版者，其发行及编辑人姓名，须向本部呈明注册，或就近地方高级官厅呈明，咨部注册。兹定自令到之日起，截至阳历四月一号止。在此期限内，其已出版之新闻、杂志各社，须将本社发行人编辑人姓名呈明注册；其以后出版者，须于发行前呈明注册，否则不准其发行。
（2）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坐以应得之罪。
（3）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被污毁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时，经被污毁人提起诉讼，得酌量科罚这三条规定，是政府管理新闻业的最低要求，第2条不得破坏共和国体的规定，更有针对性，有现实意义。但作为“报律”，则应该由立法机关讨论通过颁布，现由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来拟颁，显然属于越权。
这个《民国暂行报律》的电文发至设在上海的中国报界俱进会，请其转饬全国报馆遵照执行时，立即遭到新闻界的一致反对。从《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大共和日报》、《民声日报》到《民立报》、《天铎报》、《启民爱国报》、《民报》等，不分政治派别，联名致电孙中山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和抵制。3月7日，《大共和日报》发表了章炳麟（太炎）署名的《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的社论，抓住临时政府个别官员的这次失误，大做文章；不仅批评“内务部无智妄作”，而且抨击临时政府“钳制舆论”，“欲蹈恶政府之覆辙”。
这篇社论为上海各大报转载，成为上海新闻界的共同意见。孙中山得知此事后，于3月9日明令内务部撤销《民国暂行报律》三章，表示要按宪法规定，切实际保护言论出版自由，认为内务部制定此报律，“甚无谓也”。这一事件，表明孙中山倡导言论出版自由的真诚，也表明辛亥革命后，社会上民主自由空气的高涨和新闻界言论出版自由观念的加深。在这样的氛围下，那些在革命大潮裹挟下，赞成“共和”的立宪党人、旧官僚，甚至袁世凯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在民国初年的一段时间内，摆出一副尊奉言论出版自由、尊重新闻界舆论监督的姿态。四川军政府在所颁的《独立协定》中，特意写进“巡警不得干涉报馆”的字样。袁世凯政府的国务院，特设新闻记者招待室，每天由国务院秘书长出面接待记者采访。
二、民初新闻传播业的短暂繁荣
（一）报纸
辛亥革命的胜利，又一次带来我国新闻传播业的大发展。在武昌起义后的半年内，我国报纸由100多种猛增至500多种，总销数达4200万份，创历史最高记录。北京是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新创办的报纸最多，有50家；以下依次是：上海40多家、天津35家、广州30家、浙江20多家、湖南11家、武汉9家，其他地方，也出版了一些报纸。报纸的大量创办，反映了在社会大变动期间人们对新闻消息的渴求。有的报纸为了争时效、抢时间，增出午刊和晚刊，有的报纸还为突发事件印发号外。
1.新建政权的机关报取代晚清的政府官报
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立即出版《中华民国公报》，作为军政府的喉舌。响应武昌起义的其他省区，如四川都督府的《都督府政报》、云南都督府的《云南政府公报》；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出版《临时政府公报》；袁世凯上台后，北京政府出版《内阁公报》（后改名《政府公报》）；此外，袁政府的中央各部、院、省，乃至省内的一些厅局也竞相出版机关报，其数目大大超过晚清时政府的新式官报。
2.鼓吹实业、教育救国的经济、教育
报纸，要求女子参政的妇女报刊大量出版实业救国。民国成立了，中央政府设立了实业部，各省成立实业司，各种实业团体大量涌现。一大批鼓吹发展实业的日报、月刊随之问世，如上海铁道协会的《铁道》月刊，天津直隶国货维持会的《白话报》、天津直隶劝业公所的《实业杂志》，北京的《商业日报》、《经济杂志》，湖北工业总会的《工业世界》、武昌的《国民经济杂志》、长沙的《实业杂志》，南京的《铁路协会杂志》，成都的《实业公报》，济南的《中华民国实业协会鲁支部杂志》，贵阳的《贵州实业杂志》，广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天声报》等等。1912年9月，著名资本家张謇、应德闳、史量才等人斥巨资12万元购进了老牌报纸《申报》，该报次年由史量才接办，以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集资办报，注意经营，赢利日增，成为企业化大报。
教育为百年根本之大计。孙中山、蔡元培等人对教育十分重视，大力提倡。1912年民国成立到1913年“二次革命”前，先后出版过20多种教育类报刊，如北京清华达德学会的《益智》、北京的《中国学报》、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的《言治》、武昌中华大学的《中华周刊》、江苏第二师范学校校友会的《教育界》、杭州浙江教育会的《教育周报》、安庆的《安庆通俗教育报》、济南的《山东教育报》、沈阳的《教育杂志》、上海的《中华教育界》（中华书局主办）、《通俗教育研究会录》（中华通俗教育会主办）等等。
辛亥革命的胜利，唤起妇女参政的热情与对新生活的渴望，一些资产阶级女权活动者和团体为了倡导“男女平权”，创办了十几种妇女报刊，如沈佩贞等人在北京创办的《女学日报》、张亚昭等在上海创办的《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刘舜英在上海创办的《民国女报》、汤云秋在上海创办的《中华女报》、上海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主办的《神州女报》与《女子共和日报》、唐群英、张汉英等在长沙创办的《女权日报》、吴曾兰在成都创办的《女界报》、扬州女子公学创办的《扬州女子公学女子月报》等等。
3.政党林立，党报蜂起
民国成立，中国社会掀起一股结党结社的热潮。短时间内出现300多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其中同盟会——国民党和共和党——进步党是两个最大的政党系统。
议会政治，是多党政治。为了争取议会中的多数席位，1912年8月，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共党等几个小党，改组成国民党，成为议会中最大的政党，由国民党各级组织或党人主持的党报，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遍布全国主要城市，其中在上海出版的党报，主要有光复前创刊的《民立报》、《天铎报》、《大陆报》（英文）和新创办的《太平洋报》、《民国西报》（英文）、《中华民报》、《民国新闻》。在北京有民国前创刊的《国风日报》、《国光新闻》、《民国报》和新出版的《亚东新报》、《民主报》、《民立报》、《中央新闻》。在天津主要有《民意报》和《国风报》。在南京有《民生报》。在武汉有《民心报》、《大江报》、《春秋报》、《震旦日报》、《民国日报》。在广州，主要有《中原报》、《平民日报》、《中国日报》。成都有《天民报》、《四川公报》、《四川民报》、《中华国民报》。重庆的《国民报》、《新中华报》。昆明的《天南新报》、南宁的《民风报》、桂林的《民报》，福州的《福建民报》、《群报》，安庆的《青年军报》、《安徽船》等等。
与国民党相对立的另一大党——进步党，它于1913年5月由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改组而成。其机关报在上海有《时事新报》、《大共和日报》、《民声日报》、《东大陆报》。北京有《国民公报》、《天民报》、《新纪元》、《北京时报》、《京津时报》。天津有《庸言》，武汉有《中华民国公报》、《群报》、《民国新报》、《共和民报》。济南有《大东日报》，长沙有《湖南日报》，成都有《共和日报》、《公论日报》、《日日新闻》、《四川正报》，重庆有《正论报》、《益报》。广州有《天职报》、《华国报》。南宁有《指南报》，梧州有《康知报》、桂林有《公言报》等等。
此外，也有一些小政党出版机关报，如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出版《社会日报》、自由党出版《民权报》、《自由日报》；中华平民党的《中华民生报》；中华民国工党的《觉民报》等等。这些小党机关报，大多寿命不长，只有《民权报》、《社会日报》因具有特色，影响较大。
下面按创办时间先后，介绍几种有代表性的政党机关报。
·《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3日在上海创刊，社长章太炎，经理杜杰风，总编辑马叙伦。初为中华民国联合会机关报，日出两大张。1912年3月该会改组为统一党，同年5月又改组为共和党，1913年5月又改组，成为进步党机关报。鼓吹民主立宪、君主立宪、君主专制为政体高下之分，而非政事美恶之别。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秕政。吹捧袁世凯，攻击同盟会与孙中山，1915年6月停刊。
·《社会日报》1912年2月10日在上海创刊，中国社会党机关报，日出4开一大张，自称以鼓吹“社会主义”为主，言论偏激，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
·《民声日报》1912年2月20日在上海创刊，由黎元洪创办，黄侃主编，主笔汪瘦岑、宁调元。日出两大张。初为以黎元洪、孙武为核心的“民社”总部机关报，拥护袁世凯，反对孙中山，同年5月民社并入共和党后，转为共和党机关报，不久停刊。
·《民权报》1912年3月28日在上海创刊，为谢树华、李怀霜、戴天仇（季陶）组织的中华民国自由党的机关报。4月17日该报发表通告，声明与自由党没有关系，实际成为同盟会内激烈反袁一派人的舆论阵地。由戴天仇任主编兼主笔，持反对袁世凯的激进立场，先后发表《胆大妄为之袁世凯》、《袁世凯罪状》、《讨袁世凯》。创刊不久，主笔戴天仇因反对袁世凯借外债，被上海公共租界捕房以“鼓动暗杀”的罪名拘捕。戴出狱后在编辑室墙上大书：“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表示继续战斗的决心。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该报主张武力讨袁，同年起，该报副刊开始连载徐枕亚的小说《玉梨魂》一年多。1914年1月23日自动停刊。该报以反袁坚决而与《中华民报》、《民国新闻》并称为“横三民”。
·《民国西报》1912年4月6日在上海创刊的英文报纸，孙中山创办，张静江、庞青城提供经费，李登辉、马素先后任总编辑。以在华外侨和国际友人为读者对象，目的在扩大对外宣传。着重宣传中国的共和民主建设，鼓吹发展实业；后以反袁为宗旨。1913年起兼用法文宣传。“二次革命”失败后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