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11月26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公开提出了三民主义学说。三民主义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总称。它是孙中山针对近代中国面临的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和社会改革而提出的革命纲领与政治主张，它也概括了孙中山革命民主主义的主要内容。
（一）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传播，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萌发与形成民族主义思想的初期传播阶段（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至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排满”，主要目的是造成革命舆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为推翻晚清的封建专制政府做好充分的准备。
（2）旧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传播阶段（从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到1924年在国共合作以前）。这个阶段，孙的旧民族主义思想传播有三个特点：
对于“排满”思想进行了详细阐述与具体分析，不再笼统地提“排满”。孙明确地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碍我们，决无寻仇之理。这表明孙的民族主义思想已跳出了“种族”的旧框框，克服了笼统“排满”的弊端，在政策与策略思想上也大大前进了一步。突出地把争取民族独立、民族平等，列为民族主义的内容。提出了融洽国内各民族之间关系的“民族同化”的主张。1920年11月，孙中山提出：“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仿效美利坚的规模，把汉、满、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组成一个民族的国家”。孙的这种主张有其进步的一面，其目的是为了增进各民族间的团结，维护国家的统一，但也渗透着大汉族主义的成分。
（3）新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阶段（从1923年国共合作筹备期开始至民九修改章程之说明.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月刊，1920（7）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中山先生全集，825页1925年孙中山逝世止）。1923年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进行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时，以自己政治纲领中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影响孙中山。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充实了反帝内容。在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上，更加强调真正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1920年，孙中山主动否定了带有大汉族主义味道的“五族共和”的主张，认为它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1924年4月他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提出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主张。在对待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关系问题上，孙中山主张民族独立、平等，联合“平等待我这之民族”，支持弱小民族。
民族主义在三民主义学说中，是孙中山最早提出的，也是最早广泛得到民众理解与拥护的。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因为“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孙中山认为应该把民族与国家严格区别开来。简单的分别，民族是由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
“排满”这个口号，从酝酿到形成，到辛亥革命完成其任务，前后不过20年时间。“排满”的基本含义是用革命武力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中华民国政府。孙中山分析得很清楚，满洲人不是清一色的，有害汉人的统治者，他们首搞“排汉”，才逼出一个“排满”来；也有不害汉人的满洲人，不但不“排”还要团结、保护、帮助他们。至于汉人呢？也不是一律团结、保护，若是与满洲统治者勾结一起的汉奸，也在被“排”之列。
经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孙中山从痛苦的经历中，看清了帝国主义的凶恶面目。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和中共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现实影响，使孙中山的反帝斗争理论上更加自觉，行动上更加坚决。1924年9月18日，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中进一步宣布：“要求从新审订一切不平行之条约，即取消此等条约中所定之一切特权，而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以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孙中山宣称：“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它，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它。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
（二）民权主义思想的传播
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体系中的核心部分，它是孙中山实现“救国”主张的重要理论指导，又是他终生革命实践的重要内容。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既是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内部阶级矛盾发展的产物，也是中国人民长期进行革命斗争实践与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影响的产物。孙中山说：“法国革命的时候，他们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名词，好比中国革命，用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一样。由此可说自由、平等、博爱是根据于民权，民权又是由于这三个名词然后才发达。所以我们要讲民权，便不能不先讲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词”。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结构严谨，内容丰富、全面。他对民权思想的历史渊源和沿革以及中国、外国的特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在救亡图存的实践过程中，孙中山逐渐懂得，用自上而下的所谓和平方式是不能救国的，“由满洲人来将国家加以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改革意味着给他们以损害。”“实行改革”就会丧失他们现在所享受的各种特权。
国民革命的目标是推翻晚清封建统治，建立共和政体。武装革命是实现革命目标的必经之路。“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之真立宪”。孙中山把广大国民参加的革命特别称作“国民革命”，以区别于以往少数革命志士参加的英雄革命。“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孙中山的主张十分明确，“国民”是革命的主体，深知欲达革命之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要救国，必须靠国民革命，必须靠全体国民参加的国民革命。
在政论归谁所有这个问题上，孙中山主张“主权在民”，“民”是“权”的主人，而官员，则是为民服务的，犹如“仆人”。他在1918年第一次讲话中，就形象地指出，共和国好比是个“大公司”，人民是“股东”，而大总统、各部总长、国务员等，就是一切办事人员，“皆人民之公仆”。孙中山多方面研究中外古今的治国之道，强调“以法治国”。孙中山自述“兄弟历观各国的宪法，有文宪法是美国最好的，无文宪法是英国最好。英是不能学的，美是不必学的。英的宪法所谓三权分立，行政权、立法权、裁判权各不相统”。美国宪法把那三权界限分得清楚，在一百年前算是完美的了。“兄弟的意思，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他从中国国情出发，在西方“三权”之外，再加上“考试权”与“监察权”。孙把“五权宪法”视为国家的基础，视为建设“庄严华丽的国家”的良法。
孙中山主张的“权能分工”，“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政权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治权就可以说是政府权”。政权，要完全交到人民手中；治权，要完全交到政府手中。人民一方有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政府一方有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政府的权，来自人民的授予。人民选举官员，不是一次性的；选举之后，还要监督、考核，发现不合格，反主人之道而行之者，可行使罢免权。人民对于官吏有决定取舍去留之权，“合则用之，不合则弃之”。用人民的4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5个治权，“民权问题才算是真解决，政治才算是有轨道”。
（三）民生主义思想的传播
民主主义包含孙中山的社会历史观即“民生史观”与经济建设思想两个部分。他多次把民生主义的“民生”解释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他的民生主义包含了“一切经济主义”，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涉及面广，内容浩瀚，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平均地权”，另一是“节制资本”。
“平均地权”主要是土地国有，照价纳税，“耕者有其田”。孙中山同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看法一样，以为没收地主的土地、收归国有的办法太激烈，不宜采用；若由国家出钱购买，收为国有，国家的经济能力有限，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怎么办呢？孙中山想出一个办法：“最善者，莫如完地价税一法。如地价一百元时完一元之税者，至一千万元时则当完十万元，此在富人视之，仍不为重”。至于地价如何定法，可由土地占有者自估自报，根据他所报之价，按比例纳税。为了防止土地占有者弄虚作假、钻空子，又补充一条：国家根据需要，随时可以按价收买土地。倘若地价报得过高，国家迟迟不买，一直由土地占有者按高地价交税；若地价报低了，企图逃税，则国家可按低价收买此土地。
节制资本，由节制私人资本、节制外国资本和节制发达国家资本三个方面内容组成。孙中山认为，对于国内私人资本，只要不垄断，不操纵国民之生计，国家不但不限制，反而应当加以支持。在对待外国资本的态度上，孙中山是严格掌握原则的，他的最高原则，是把中国的主权、中国的利益放在首位，中国要有主动权、自主权。“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但他不赞成闭关锁国的保守态度。“至中国一言及外债，便畏之如酖毒，不知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为了使中国摆脱贫困落后，实现繁荣富强，光靠节制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是很不够的，不必须发达国家资本。
1917～1919年间，孙中山呕心沥血，全力以赴，制订出规模宏伟而又十分具体的《实业计划》，作为他的建国方略之二。在这个计划中，他把发展交通事业放在首位。在交通中，又把发展铁路事业放在首位。在计划中，孙中山对农矿业予以高度重视。他对世界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形势，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中国要走上富强之路，必须逐步实现机器生产，摒弃落后的手工业操作方式。“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
三、孙中山的新闻传播思想
（一）“设报馆以开风气”
孙中山的新闻传播思想有个认识、发展的过程。
1894年6月，他在《上李鸿章书》中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四项改革主张，但未获李鸿章的接见。在该文中，孙中山肯定报纸在教育和培养人才方面的作用。他说，向西方学习“人尽其才”，就需要对人才“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报纸在鼓励人才上的作用尤大。西方国家为什么能人才辈出？是由于他们从学校培养出来以后，到了社会，“则又有学会以资其博，学报以进其益，萃全国学者之能，日稽考于古人之所已知，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陈出新，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则士处其间，岂复有孤陋寡闻者哉？”，“此泰西各种学问所以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几于夺造化而疑鬼神者，有此鼓励之方也”。孙中山是从教育、育人方面论述报刊的功能与作用的。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了我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895年2月，孙中山《香港兴中会章程》中提出：“本会拟办之事，务须利国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才，兴大利以厚民生；除积弊以培国脉”。基于这种认识，兴中会开始拥有自己的报纸《隆记报》（《檀山新报》）。
第一次广州起义被人告发后，孙中山遭清廷通缉。在这次蒙难中，孙深切体会到报刊的社会舆论功能与作用，痛恨清廷的禁锢言论：“涂饰人民之耳目，锢蔽人民之聪明，尤有可骇者，凡政治之书，多不得浏览；报纸之行，尤悬为厉禁。是以除本国外，世界之大事若何，人民若何，均非其所知。”
兴中会成立的前五六年，孙将工作重点放在联络会党和准备武装起义上；因此，当时海内外的舆论阵地被保皇派所占领。1899年底，孙中山下决心创办兴中会机关报，派挚友陈少白去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开始重视报刊的舆论宣传工作。
（二）宣传主义，要理论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1903年12月，孙中山总结前一阶段“专心致志于兴师一事，未暇谋及海外运动，遂使保皇纵横如此，亦咎有不能辞也”。针对“借名保皇，实则革命”的谬论，孙中山明确表示，要利用报刊宣传革命，“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以鼓舞人心，“使人人知所适从”。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孙中山为其机关报《民报》写发刊词，阐述他的办报思想，提出报纸要“斟时弊以立言”、“夫缮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最宜”。通过报刊宣传，“理论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
1912年4月16日，孙中山在上海《民立报》欢迎茶话会上谈到辛亥革命与报纸宣传的关系时说：“此次革命事业，数十年间，屡起屡仆，而卒睹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报纸所以能居鼓吹地位者，因能以一种理想普及于人人之心中。其初虽有不正当之舆论淆惑是非，而报馆记者卒抱定真理，一往不渝，并牺牲一切精神、地位、财产、名誉，使吾所抱之真理几不为动，作中流之砥柱。久而久之，人人之心均倾向于此正确之真理，虽有其他言论，亦与之同化。”。
（三）舆论宣传与武装起义应该并重
1906年孙中山在给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同志信中陈述革命舆论与武装起义并重的思想：“托东京印《革命军》者有数处……宜从速印之，分派各处，必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南洋各埠现下风气初开，必要先觉之同志多用工夫，竭力鼓吹，不辞劳苦，从此日进，不久必风气可以大开，则助力者当有多人，而革命之事容易进行矣。”1910年2月，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听取当地同盟会会员汇报工作时说：“务必做到宣传与筹款（准备起义）同时并重。”他指示，一方面要扩大同盟会组织，“不怕汉奸混入，只怕同志不来”；另一方面要“把《美洲少年》改组成为一张每日出版的日报，这样方负起大张旗鼓尽力宣传的义务”。“扩大少年学社，公开为中国同盟会是体，扩大《美洲少年》，改组为日报是用，有体有用，我们党的宗旨和作用才发挥出来”。
（四）宣传是革命的武器，更是建设的动力
什么是宣传？“感化便是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