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为什么中国尚未施行君主立宪制？梁启超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立宪政治，议院对政府是一种“有责任之监督”，但中国国民，“学识幼稚”、“有权而滥用”，非经训练，绝不能担此责任；议院又有“协赞法律，协赞预算之权，亦当用之于正当”，而当审议政府预算案时，最宜有圆满至密之政治上知识，察社会生计之实情，鉴内外政局之大势，非可先横一成见于胸中以从事也。但中国国民，学识幼稚，“义务思想未发达”，“汲汲以轻负担为务”，故“预算不成立之现象”，恐“年年续见”。按国际惯例，“非得议院之许诺，政府不能逮捕议员”，但中国国民幼稚，因意见而生仇雠，难以避免“动辄挥拳拔刀”的“恶剧”出现。一句话，中国国民，“苟非养之有素”，则组织议院实施立宪制，“利恒不足以偿其害”。另一方面，施政机关不完备。如国籍法尚未编定，义务教育尚未实行，选举区尚未划定，地方自治尚未确立，铁路不多，交通不便，刑法、民法、诉讼法缺乏，岂能实行立宪政治。
共和制万不能行，立宪制尚未能行，梁启超认为，当今中国，只能实行“开明专制”。《民报》批驳了梁的保皇观点，反对爬行，主张跃进；反对改良，主张革命；反对君权，主张民权；坚决要求用革命手段扫除民主障碍，推翻晚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三）要不要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民生主义与土地国有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社会革命即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或“土地国有”。具体办法是“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通过“核定地价”和“照价纳税”，使地主失去地租收入，从而实际上废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直接生产者的农民获得土地使用权。革命党人企图通过“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解决中国社会的土地问题，避免欧美社会两极分化，从而防止再次革命。
土地国有即地租国有，平均地权绝非平分土地。梁启超显然误解了“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的含义。他认为民生主义即“土地国有”，有“摭拾布鲁东、仙士门、麦略等架空理想之唾余，欲夺富人所有以均诸贫民”，无非是“利用以此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办之悉为我用”，然后以暴烈的行动“杀四万万人之半，夺其田而有之”。他断定这种社会政策，只能引起“下等社会”的骚动，“荼毒一方”。
梁启超认为中国不同于欧洲各国，欧洲自产业革命以后，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形成悬殊的贫富差别及尖锐的阶级对立，“划然成两阶级而不可逾越”；中国不同于西欧，它一无贵族制度，也就无阶级之可言；二是土地极为平均，贫富悬殊自无从产生；三是赋税极轻。在这种制度下，“中产之家多，而特别豪富之家少”，几无土地兼并之患。即使将来工业发展了，也不会造成欧美那样“贫富相悬”的社会现象。因此，进行“社会革命”是完全不必要的。梁启超还认为，中国经济的巨大威胁主要来国外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而不是资本家的财富积累，从发展民族资本以抵御外来经济侵略的角度讲，奖励资本家是第一义的，保护劳动者是第二义的，故此“社会革命”是不可行的，坚持“社会革命”论，就是犯下了“亡国之罪”。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土地问题的解决为前提和基础的。因为发展资本主义，必须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桎梏下解放农村劳动力，扩大市场和原料的供应。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土地国有，希望“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其实践意义即是消灭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与基础。
（四）革命是否会引起内乱和帝国主义的干涉
《新民丛报》认为，革命是暴烈的行为，必然会引起社会动乱，帝国主义就会乘虚而入，中国就会被瓜分。
为什么会引起列强的干涉？梁启超认为，“暴动之革命所以取干涉者有二：一曰对外之乱暴，二曰内部之冲突”。何以会“对外乱暴”？梁认为，“革命事业，其与秩序性质，最难相容，虽以素有秩序之民行之，其骚扰混杂，犹常出意计之外，若以素无秩序之民行之，其危险宁更可思议耶？”几千年来，中国国民素有排外思想，加之帝国主义国家对华的侵略，“使我蓄怨积怨而久思一雪”，以及革命派的煽动，革命会“诒外国以干涉之口实”。何以会“内部冲突”？梁忧虑地说：“吾所以认暴动主义足以亡中国而深怵之者，全以其破坏之后，必不能建设”，这样，“中央旧政府既倒，而新共和政府不能成立，或暂成立而旋起冲突，中央纷乱如麻，而各省新经兵燹之后，人民生计憔悴，加以乱机已动，人人以好乱为第二之天性，自然的暴动陆续起……于是秩序一破，不可回复，而外国之干涉乃起”。梁启超还恫吓说，革命是一场暴烈运动，一旦爆发，势必“杀人流血”，形成内乱，进而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遭到“瓜分”，落得亡国灭种的下场。他断言：“今日昌言起革命军者，其结果，小之则自取灭亡，大之则灭亡中国。”《民报》辩论说，不会。首先，这次革命，不是争夺帝位，目的为了创建民国，不会出现历史上为争夺帝位而酿成的内乱。其次，革命诚然不免于杀人流血，但不革命也不免于杀人流血，只是“一方鼓刀而屠，一方觳觫而就死”而已；只要控制住革命局势的发展，把群众性的“自然暴动”改造成“有秩序的革命”，大规模的内乱是可以防止的。
革命会不会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民报》同样认为不会，这次革命只革晚清政府的命，并不排外，也不准备损害帝国主义在华的既得利益，而且还有不许干涉别国内政的国际公法作保障，因此干涉瓜分是可以避免的。革命派认为，是清朝的统治使得列强已经成为中国的主人，造成了中国被瓜分的危机，只有革命才能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使中国避免亡国之祸。
革命派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相互牵制，他们所进行的革命又不是义和团式的“排外”运动，因此不会发生列强的武装干涉。虽然《民报》有些文章说，即便发生武装干涉，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也将能依靠人多地广而进行坚决的抵抗；革命派毕竟把主要的希望，押在列强不来干涉上。而且他们看不到，除了武装干涉外，帝国主义列强还会通过其他途径来破坏中国革命。在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的情况下，革命派敢于进行革命，这种勇气是可贵的，但它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这是不切实际的，是中国资产阶级弱点的表现。
五、两派报刊的对垒和论战的扩大
在《新民丛报》与《民报》大论战前后，海内外保皇派与革命派的其他报刊也形成互相对垒的局面，使保皇还是革命的论战，进一步扩大。
现将海外两派报刊论战列表如下：
在香港，双方对垒的是保皇派的《商报》和革命派的《中国日报》。《商报》是保皇会副总会长徐勤1904年2月20日创办的，康有为亲自主笔，有“吾党总机关”之称。它一创刊，在要不要实行民族革命一系列问题上，就与革命派机关报《中国日报》进行激烈的笔战。其中《中国日报》发表的一些“根据法理事实严词辟之”的文章，大多出自朱执信之手。此外，《中国日报》还刊登一些保皇党人“棍骗华侨巨款”和借机敛财的事情，因而常常涉讼，打新闻官司。
在檀香山，双方对垒的是保皇派的《新中国报》和革命派的《自由新报》。
《新中国报》是梁启超于1900年4月19日创办的保皇派机关报，梁是该报第一任主笔，提出过“保皇即革命”等欺骗性口号，1903年冬，曾受到革命派《檀山新报》的批驳。《自由新报》是同盟会檀香山分会机关报，1908年9月创办，以“颠覆异族政府”和建立“中华共和国”为宗旨，主张“明讨暗杀，抗粮罢工，同时并起，千途杂进”的手段同清廷作殊死的斗争，成为辛亥革命时期檀香山最有声势、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从1908～1911年，《自由新报》“几无日不与保皇党之《新中国报》笔战。且于笔战之外，往往因报上一字一句之微，与保皇党人涉讼法庭。……故报业中人于办报经常费外，尚需为讼费之预备，实较在美国本土办报为困难也”。
在旧金山，双方对垒的主要是保皇派的《世界日报》和革命派的《少年中国晨报》与《大同日报》。《世界日报》的前身是《文宪报》，原是一家商办报纸，石印出版。1898年康梁逃亡海外之后，该报成为保皇派喉舌，1906年改名《世界日报》，由石印改为铅印，与革命派的《少年中国晨报》、《大同日报》进行论战，直至辛亥革命以后。《大同日报》原是保皇派控制的报，1902年创办，1904年4月改组为革命派报纸。《少年中国晨报》创刊于1910年8月18日，前身是1909年7月4日创刊的《美洲少年》周报。1911年6月，美洲各埠同盟会与洪门致公堂联合，《少年中国晨报》与《大同日报》配合默契，批评保皇立宪，进行民主革命宣传，在美洲华侨中有较大影响。
在温哥华，双方对垒的主要是保皇派的《日新报》与革命派的《大汉日报》，时间在1909年至1910年。《日新报》于1903年由康有为派梁启超前往创办，是在加拿大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大汉日报》原是加拿大洪门致公堂机关报，1910年夏创刊，半月后由新到的冯自由任主笔，冯受任两月，即与保皇派《日新报》就革命、保皇问题展开论战，发表文章200余篇。“加拿大原为康有为创始保皇之发源地，经余口诛笔伐，侨胞之陷溺君宪邪说者，遂多豁然觉悟，而改趋革命一途”。
在仰光，双方对垒的是保皇派的《商务报》和革命派的《光华日报》。1908年8月27日，同盟会仰光分会机关报《光华日报》创办后，旗帜鲜明地宣传排满革命，不遗余力地抨击康梁的君主立宪主张。为此，保皇派视之为眼中钉，先是煽动保皇派侨商拆股，继而又串通清廷驻仰光领事萧永熙行文以抄没股东原籍财产相威胁，迫使股东们拍卖报馆全部资产，《光华日报》被迫停刊。其资产被保皇派侨商购得，遂在其原址创办《商务报》宣传君主立宪。《光华日报》的停办，激起仰光同盟会会员的义愤，他们立即举行全体会员大会，募集经费，另觅新址，于1908年11月24日重新出版《光华日报》（又称“第二光华报”），由陈仲赫、陈汉平任经理，居正、吕志伊任主笔，批驳《商务报》的君主立宪论调。双方笔战数月，《商务报》两位主笔，一位幡然觉悟，宣布脱离《商务报》，另一位孤掌难鸣，遂默不作声。保皇派不甘心失败，便勾结清廷驻仰光领事唆使缅甸当局将居正、陈汉平押解出境，迫使《光华日报》于1910年3月再度停刊。
在新加坡，双方对垒的是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和革命派的《中兴日报》，时在1907～1908年间。《南洋总汇报》1905年冬创刊，初期尚坚持革命宣传，1906年春，为保皇党人所把持，成为该党在南洋的言论机关。《中兴日报》是同盟会在南洋的机关报，1907年8月20日创刊，以漫画反清为一大特点。发刊不久，即与保皇派机关报《南洋总汇报》展开论战，成为继日本《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之后，革命派与保皇派在南洋论战的主要战场。首先发难的是《南洋总汇报》，先后发表《立宪为今日救国之唯一手段》、《论革命必不能行于今日》、《革命召瓜分论》、《满洲本我同种论》、《论革命不可强为主张》、《论今日时局只可立宪救国万不可革命之理》等文章，重弹康、梁保皇老调。《中兴日报》则针锋相对，连续刊出《乞求开国会者之卑劣手段》、《正总汇报之奇谬》、《驳总汇报惧革命召瓜分说》、《驳总汇报论国会与君主之关系》、《请看保皇总汇报出丑》、《正保皇会之罪》、《看看总汇报之丑欲盖弥彰》等50多篇文章，对保皇论调一一批驳。当时正在新加坡的孙中山，也以“南洋小学生”的笔名，参加论战，深受当地华侨欢迎。新加坡同盟会会长陈楚楠在其回忆录中谈及这段历史：“《中兴日报》出版未久，便和《南洋总汇报》的保皇党笔战。保皇党是主张君主立宪，我们主张革命，主张推翻满清，创立民国。那个时候，笔枪墨炮，此来彼往，杀声四起，把南洋昏聩的同胞，从梦中惊醒起来，不论反对革命的或赞成革命的，多欲要争读《中兴日报》。后来东京《民报》诸记者又联翩到新加坡，一齐加入笔战，把保皇党攻击得体无完肤，人心大快”。
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大论战的结果
经过这场海外两派报刊的大论战，革命派与保皇派在政治上、思想上划清了界线。保皇党人在南洋、日本、美洲的气焰锐减，革命党人的气势则一跃千丈，革命思潮传播更是一日千里。当时，南洋、美洲一带的华侨大多为保皇派所迷惑，“咸视革命如蛇蝎”，以致革命党人“不敢以真面目向人”。经过这次大论战，君主立宪的市场大为缩小，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许多保皇会会员纷纷退出保皇会而加入同盟会，同盟会组织大为发展，仅南洋一带，就有100个分会。
在日本，大论战后，《新民丛报》由于逆潮流，开倒车，严重脱离群众，稿源日益稀少，刊物经常脱期，内容一期不如一期，销量大减，经济不支，几次向《民报》要求“停战”又遭到拒绝，日子很不好过。梁哀叹说：“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中国……其旗帜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体力行……革命党指政府为集权，詈立宪为卖国，而人士之怀疑不决者，不敢党与立宪。遂致革命党者，公然为事实上之进行，立宪党者，不过为名义上之鼓吹，气为所摄，而口为所箝”。令梁启超无可奈何的是，在“死战革命党”后，革命的主张却在广大爱国者，特别在留日学生中大为高涨。1907年8月，这个早已成为“赘旒”的《新民丛报》，在它的创办人的“凄然”“泪眼”下，不得不关门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