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他决定创办民用企业，以“求富”促进“求强”。他创办第一个“求富”企业是轮船招商局，1872年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于上海。1877年创办开平矿务局；1880年在天津创办电报总局；1882年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1893年遭火焚后，李派盛宣怀设立华盛纺织总厂，并拟另设10个分厂于上海、宁波、镇江等地。1888年，李成立漠河矿务局，开采黑龙江漠河金矿，成绩卓著。李在《妥议铁路事宜折》中，向清廷提出铺设铁路有利于国计、民生、军务、漕务、通讯、交通等9大好处，还着重指出“西洋诸国所以勃焉兴起者，罔不慎操此术”。他还拟定一个修筑铁路的计划。由于清廷财力不足和顽固派的阻挠，未能实现。1881年，才修成由唐山到胥庄全长11公里的短程铁路，1894年，唐山至山海关铁路建立，全长128公里。
（二）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思想
李鸿章认为，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外实力悬殊，“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为此他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两条原则。到了19世纪70年代他明确提出改革旧的军事制度。鉴于清军“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建议清廷“及时变易绿营旧制”，指出：“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必须尽裁疲弱，厚给粮饷，废弃弓箭，专精火器，化散为整，选用能将，勤操苦练，并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制造火器、兵船。他奉命筹办海防，组建北洋海军后，购置了“定远”和“镇远”等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巡洋舰，同时参照西方海军有关规章，制定了《北洋海军章程》，使北洋海军最早迈向近代化。
李鸿章对军事教育非常关注，认为当时文武两途仍由章句弓马进身的制度，“于洋务隔膜太甚”，所用非所学，难以造就精通西法的军事人才。为此，向清廷提出建议：改革考试制度，“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设立洋学局”，选收有志于西学之人入局，所学如有成效，“照军务保举章程奏奖升阶”，“与正途出身无异”。
李鸿章认为，两次鸦片战争中敌人皆从海道内犯，因此必须加强海军力量，“自须亟练水师”。但列强船炮精炼已久，非中国所能骤及，“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舰进口时尚可拒守”。同时又认为，若仅有陆军而无水师，“敌船可以到处窥伺，我挫则彼乘势直前，彼败则我望洋而叹”，故“水师所以不能不设者，以其化呆著为活著也”。因此主张沿海设防必须水、陆相依，以新式枪炮安定陆地，用铁甲舰、水炮台保护水面，只有兼顾陆、海两方面防务，才是强兵之要务，立国之根基。
二、李鸿章的外交传播思想
中国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潜移默化之下，把中国儒家所谓的“忠、信、笃、敬”原则作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一条准则。他在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中就坦言“与洋人交际，以吾师（指曾国藩）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乃洋人因其忠信，日与缠绕，时来亲近，非鸿章先亲之也。……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李鸿章面对敌强我弱的军事形势，觉得惟有“委屈周旋”才有希望求得生存，他幻想凭借儒家“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外交活动，可以使外国人被中国的儒家处世原则所感化，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
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概括说有这几点：
（一）对时局的认识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廷门户洞开，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中国已不可能再与世界隔绝；而“外国强兵利器，百倍中国”，必须正视现实，善以自处。李鸿章宣称：“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数千年大变局，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李鸿章这里所说的“大变局”，实际上就是长期停滞于封建社会的中国，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征服”世界不可抗拒的潮流。
（二）以夷制夷的观点
中国自公元前6世纪就笃信“天子守在四夷”的观念，认为中原是唯一开化的民族，四方外族都是未开化的“夷”。在沟通四方时采取的办法，一种是征服同化，一种是以夷制夷。
所谓的“以夷制夷”，原本是中国古代春秋时期盛行的合纵连横政治的外交手段。这在当时春秋列国时代是一种远交近攻的最好的战术战法。汉代以后，演化为封建统治阶级对待其他民族的一种民族分化政策。至清代，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在列强的支持下平覆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后，又重提起了以夷制夷的政策。本来这个政策是指联合一个外族去制服另一个外族，在晚清战争中确实也有人提出过，如阮元建议利用美国去制英国，林则徐主张允许各国商人在华通商以制服英人，但当时形势已非西汉之往昔。清政府的“以夷制夷”外交政策，已不是原来的含义，只是企图借列强之间的矛盾，来做到牵制、抵消，以反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领土侵略。最后这个政策在李鸿章执行时早走了样，北洋成立了总理衙门，确定了其对外方针，“办理外国之事，非恐决裂，即涉迁就，势本难以两全，两害相形，则取其轻，实未敢因避迁就之讥，致蹈决裂之害。”这个对外方针，概括起来就是为了避免“决裂”，宁可一切“迁就”顺从列强意志。
（三）求和求平等的思想
几次战争的失败，把李鸿章打怕了，因此他在外交上一味地“力保和局”。当然中国国防力量薄弱是根本的，使他在外交上硬不起来。清军将领中虽说有一批忠勇之将，但全然不懂近代化战争的打法，且缺少谋略，加之缺乏统一指挥，军械装备凌乱落后，在战事面前往往不堪一击。比如中日甲午海战，虽然李鸿章操战争的组织指挥大权于一人之手，但他上有皇帝的制约，下有地方官员和利益集团的抵制，尤其是朝廷帝后党争的消极影响和个人能力、私心所限，根本就不可能真正地担负起集中统一指挥的责任。所以李鸿章的“力保和局”是有他客观原因的。但是，仍然希望能和西方列强平等对话，他在访问美国时答记者问的一段话很能反映他外交思想中的积极一面。美国记者：“阁下，您能说明选择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回国路线的理由吗？是不是您的同胞在我国西部一些地区没有受到善待？”他回答了两个原因，其中一个涉及到美国的“排华法案”，他说：
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利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的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作何感想呢？不要把我当成清国什么高官，而要当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成达官贵人，而要当作清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
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场干活。你们专利局的统计数据表明，你们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人，你们发明的东西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总和都多。在这方面，你们走在了欧洲的前面。因为你们不限制你们在制造业方面的发展，搞农业的人不限于搞农业，他们还将农业、商业和工业结合了起来。你们不像英国，他们只是世界的作坊。你们致力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事业。在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的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致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华人比爱尔兰人和美国其他劳动阶级都更勤俭，所以其他族裔的劳工仇视华人。
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帮助华人一臂之力，取消排华法案。
三、李鸿章的洋务传播思想
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概括说来有如下几点：
（一）洋务运动的总纲
李鸿章认为“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这既是洋务运动的两条原则，也是洋务的总纲。为什么要“外须和戎”？根本原因在于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和”的条件是“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只要遵守“和约”，便可共处；而“和”的基础则在于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以相抗衡。“和”的关键在于“变法”“自强”。“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先“平贼”再图“自强”，反映了李鸿章在内战期间坚决与人民为敌，“剿贼第一”的反动立场；但“讲求洋器”，自制船坚利跑，不仅是为了“平贼”，还有防外患的考虑。“现造兵船，虽未能即云御侮，而规模已具，门径已开，数十万百年后中国御侮必兼赖之”。
（二）从“自强”到“求富”
随着军事工业的开办和经营，原材料、经费困难日益严重，李鸿章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军事工业需要完整近代工交体系，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必先富而后能强”，从而加强了推广机器生产的要求，产生了大力发展工商业的思想。“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从“自强”到“求富”，从仿造枪炮轮船到仿行铁路、电报、开矿、纺织，这就向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前进了一步。为“求富”而“争利”、“保权”，李鸿章创办的一批民用企业，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或限制了国外经济实力的扩张，这显然不是加速而是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对民族资本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如何评价李鸿章的洋务活动与洋务思想呢？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以苑书义、王自敏为代表的论者，力主不应肯定李鸿章的洋务活动。苑书义指出，李对待外国侵略者“一意主和”，“遇事曲从，故为迁就”，是不惜以出卖国家主权来换取“中外相安”的局面的投降派。李无论办企业或是办海军，对外虽不无抗争之意，但就其主要方面而言，确是妥协性大于抵抗性，即无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社会地位的企图，也无防止中国殖民化的作用。王自敏撰文说，尽管李举办军事工业打着“御外侮”和“自强”的旗号，但他所指挥的淮军，从未向外国侵略者发过一枪一弹，所屠杀的都是中国人民。他举办的民用工业，虽允许私人资本投资，排除兴办近代企业的阻力，刺激商办企业的出现，也起过一定作用；但由于他是封建官僚控制下的资本主义企业，对内压抑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对外实行封建垄断，从根本上说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的是阻碍作用。王自敏还认为，评价李的洋务活动时，还须与它的外交活动联系起来考虑。“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是李的总文针。“外须和戎”，就是对外“力保和局”；“内须变法”，就是对内“举办洋务”：二者互为制约，不应割裂开来。李时岳、胡滨则不同意上述看法，认为李的洋务主张在当时是开明、进步的。李正视数千年“大变局”的现实，不甘灭亡，倡导向西方学习，变计图存，所办军事工业“师其所能，夺其所恃”，开始改变了清朝军队手持刀矛弓箭，帜蓬舟楫的落后状况。李办的民用企业，更是为“求富”而“争利”、“保权”。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或限制了外国经济侵略势力的扩张，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李在“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的认识前提下，还大力提倡大学西学，对八股时文“深恶痛绝，斥为无用且有害”，堪称“旗帜鲜明”。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在当时还是较为“开明”或“进步”的。
四、左宗棠和张之洞的洋务传播思想
（一）左宗棠的洋务传播思想
左宗棠办洋务虽是19世纪60年代的事，但他注意了解“夷情”却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就已开始。左宗棠是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直接继承者。
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一字朴存，早年自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出身下层地主知识分子的家庭，从4岁起，就随祖父和父亲学习儒家经传。19岁时，才正式到城南书院拜名儒贺熙龄为师，思想逐步向经世致用发展。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举人，后三次京考落第。不久受两江总督陶澍赏识，1840～1847年到陶澍家当塾师。
鸦片战争期间，他研究了反侵略的“战守机宜”，写出了《料敌》、《定策》、《海屯》、《器械》、《善后》诸篇，其中不少主张与林则徐在粤抗英的策略不谋而合。对于被无辜问罪、发配新疆的林则徐则给予满腔的同情。1849年11月，林则徐引疾还闽，经过长沙时，特遣人召左宗棠一见，左谒之长沙舟中，宴谈达曙，无所不及，林很赏识左宗棠，称他为“不凡之才”。
1852年，左宗棠接受湖南巡抚张亮基的礼聘，入张幕充当谋士，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左为张调兵遣将进行顽抗，还献“河西合围之策”，企图一举包围，歼灭太平军。在太平军久攻长沙不下，毅然撤围北上后，左又协助张训练兵丁、整饬吏治，并对响应太平军的广大群众加以报复。他以“首先决策”镇压济阳密会党“征义堂”有功，升用直隶州同知。
1851～1859年，左宗棠的主要活动是为清廷坚守湖南，既要为出省的湘军筹办饷粮、船炮、军械，又要设法抵挡纷至沓来邻边各省和本省农民起义军的冲击。1856年，左以接济曾国藩军饷攻占武昌有功，诏以兵部下郎中用，赏赐花翎；不久又加四品卿衔。正当他飞腾有望之时，突然被湖广总督官文奏劾，几遭不测，因此转而投靠为他脱险出过力的曾国藩。
1860年6月，左宗棠奉诏命以四品京堂从曾国藩治军。他招募5000人，组成了“楚军”，这就是左系湘军的起点。年底。为解救曾国藩大营的粮道，进入江西，被授太常寺卿，受命帮办江南军务。1861年太平军攻克浙江省会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自缢，清廷大震，任命左为浙江巡抚，收拾残局。1862年春，左率军自江西进入浙江。1863年，左军与法人德克碑率领的1500人“常捷军”勾结在一起，用重炮轰开富阳城，1864年2月占领杭州城，清廷封左为一等恪靖伯。
从1863年开始，左宗棠被任命为闽浙总督。镇压太平天国后，他开始筹办福州船政局，法国洋枪队将领德克碑和税务司日意格表示愿“代为监造”，建立马尾造船厂，前后造成轮船34艘，其中为南洋海军建造3艘2400匹马力、排水量2400吨的巡海船，为中国建立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