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女性人格的解放上使用改良话语而不是革命话语，这继承了他一贯主张的社会改良论。他的改良思路有三个表现：一是表现在女性现实问题的渐进式解决上；二是表现在西方妇女制度和女权思想的介绍上；三是表现在与传统女权思想的对接上。与传统的对接而不是与传统的断裂也是改良论的一个特征。
第一，女性现实问题的逐步解决。
胡适认为，妇女的解放不仅是妇女制度的解放，也是妇女人格的解放。这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他指出，女子问题的解决分两个方面：一是消极方面，女子的解放，包括形体上和精神上的解放；二是积极方面，女子的改造，包括外部设备的改造，如教育的机会与设施和内部的改造，即注重自立的能力，具备独立的精神，注意先驱者的责任。先驱者没有私德，只有公德。①无论是消极还是积极的解放之途，两者都是改良的进路，而非革命的进路。胡适关于妇女解放的思路基本上是一个改良式的思路，不像李大钊那样主张革命式的解放思路。
①参见《胡适的日记》，香港中华书局，1985，第171—172页。
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胡适批评那些大谈“主义”的理论家，认为他们“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①最紧迫的任务不是去高谈“主义”，不是去寻找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而是去研究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胡适的社会改良思路同样体现在他的妇女人格解放观上。在妇女解放事业上，存在着许多具体的问题，如妇女的卖淫问题、女子的教育问题、女子的贞操问题、包办婚姻问题、妇女的依附人格问题等等，不存在一了百了的解决方案，唯有采取切实的步骤，形成科学的方案，逐渐加以解决。妇女人格问题的解决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必须是渐进的，有赖于科学的求索与试验。
第二，介绍美国妇女制度与自立的人格观念。
胡适曾经剖析过传统的家庭制度、贞操制度、婚姻恋爱制度对妇女人格的压抑，这些都是从负面的角度来看制度与人格之间发生的消极作用。胡适也注意到了制度与人格之间发生的积极作用。这方面的例子是他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讲演《美国的妇人》。这个讲演从正面的角度分析美国妇女的人格精神与社会制度的相互作用关系，为中国妇女人格的解放昭示了一个美好的前景。
胡适指出美国妇女人生观的一个核心观念是自立。自立的意义“只是要发展个人的才性，可以不倚赖别人，自己能独立生活，自己能替社会作事”。②妇女的自立人格包含三层意思：一指妇女人格的发展要遵循人的天赋与才性，顺其自然发展，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出来，人格的发展不能忤逆人的天性；二指独立生活，不依附别人，不做寄生虫；三指不仅自己可以自谋生路，而且能替社会做事，为社会为他人作点贡献。这是平民化的女性人格观念，是女性主义话语的合理表达。
①《胡适文存》第1集，黄山书社，1996，第252页。
②同上，第469—470页。
这种自立人格观念的培育是和制度建设联系在一起的，得益于女子教育制度、职业制度、参政制度、婚姻制度等等。在一定意义上，制度造就了自立人格。就女子的职业来说，美国很多妇女都有独立的工作。1900年，美国职业妇女的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18%，1901年，已经占到21%。妇女在教育界中的影响力最大，美国全国四分之三的教师都是妇女。美国妇女还经常参与各种事业和社会活动，如妇女的选举权运动、反对幼童作苦工的运动等，为社会福利的改善和民主制度的发展作贡献。胡适感叹：“美国没有一桩大事发生，中间没有妇女的势力的，没有一种有价值的运动，中间没有无数热心妇女出钱出力维持的。”①正是在这些社会活动的参与中，妇女的自立人格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与培养。
胡适提到他认识的一对美国夫妇，“觉得他们那种生活，最足代表我所说的‘自立’的精神”。②这是怎么样的一种新生活呢？丈夫在康奈尔大学研究城市风景工程，妻子在哥伦比亚大学做秘书，她经济独立，每星期五六还去夜校学习高等音乐。夫妻俩由于距离远，只能每月见一次面，但每日写一封信，联络感情。胡适认为这样的妇人虽然已经结婚，但是并没有被家庭和婚姻捆住手脚，而是依然过着自立的生活。她有自己的工作与爱好，有自己的兴趣追求。这正是胡适所期望的自立的妇女人格形象。胡适希望用美国妇人的自立人格精神来补助中国妇女的倚赖人格精神，使中国的妇女界产生一点新气象。
美国妇女的自立人格与制度建设之间的积极作用对于中国的妇女人格建设无疑是一个福音。它启示中国的妇女要向美国的妇女学习，学习她们的自立人格精神。中美之间的不同在于：在美国，现代性制度造就了新的女性人格；在中国，情况可能相反，需要通过思想的启蒙而使女性确立人格的自觉，有自立人格的认同，以此保障现代性制度的建立与健康发展。这一思想在李大钊那里也有体现：“有了妇女解放，真正的Democracy才能实现”①这话挑明：新女性人格的挺立是民主制度实现的前提条件。
①《胡适文存》第1集，黄山书社，1996，第473页。
②同上，第479页。
从《美国的妇人》这个讲演中可以看出，胡适的思考不再停留在批判传统妇女制度对女性人格的压迫上，而是转到了另一个层面，即一个新制度的实现有赖于人格理想、价值原则的倡导，人格的价值对于制度的建设具有导向性的积极作用。美国妇女的自立人格正是中国妇女人格建设的方向。这个人格建设目标对社会制度建设具有推动作用，范导着未来社会的发展。“良善的社会决不是如今这些互相倚赖，不能‘自立’的男女所能造成的。所以我所说的那种‘自立’精神，初看去，似乎完全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其实是善良社会绝不可少的条件。”②由此可见，自立精神不仅是人格认同的基本元素，更是现代性制度建设的精神支柱，是现代性社会的构成条件之一。
第三，挖掘传统女权思想资源。
与“五四”时期其他思想家一味鼓吹妇女解放不同，胡适一方面承继西方的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主张妇女人格的解放，另一方面，又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妇女人格解放的思想资源，力图给西方的女权思想找到传统的根据，这样，新的女权思想就可以为新的妇女人格辩护，并为新的合理的社会制度提供思想的支持。这是在中西女性人格思想调和的层面上凸现改良话语。
这方面的一个最好例子是他对《镜花缘》的研究。胡适认为，这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作者李汝珍是“中国最早提出这个妇女问题的人”。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是“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③胡适认为该书中“女儿国”部分的描写最精彩，为我们勾画了一个女权主义式的乌托邦理想。女儿国描述了女子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从中表达了男女平等的思想。按胡适的分析，李汝珍认为男尊女卑的状况缺乏合理的根据，这不过是长期养成的风俗习惯，久而久之，成为了“自然”。也就是说，古代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是没有合理性根据的，是可以加以变革的。
①《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348页。
②《胡适文存》第1集，黄山书社，1996，第480页。
③《胡适文存》第2集，黄山书社，1996，第499页。
胡适对“女儿国”的评价甚高。“他（指李汝珍———作者注）的女儿国一大段，将来一定要成为世界女权史上的一篇永永不朽的大文；他对于女子贞操，女子教育，女子选举等等问题的见解，将来一定要在中国女权史上占一个很光荣的位置。”①李汝珍的男女平等思想被“五四”时期的胡适发掘出来，胡适用西方的女权主义加以解释，从而使“女儿国”的小说成为支持妇女人格解放的传统思想资源。
另外一个例子是《镜花缘》中的两面国故事。有一次，两面国的强盗想娶妾，他的押寨夫人勃然大怒，把她丈夫打了四十大板，还警告丈夫说：“你不讨妾则已，若要讨妾，必须替我先讨男妾，我才依哩。”押寨夫人的观点鲜明地提出了贞操上男女平等的观点。胡适认为，李汝珍对两面国强盗山寨的描写，揭示了关于男女贞操的双重标准问题。胡适说：“男子期望妻子守贞操，而自己却可以纳妾嫖娼；男子多妻是礼法许可的，而妇人多夫却是绝大罪恶......这叫做‘两面标准的贞操’。”②这一看法和他对贞操的定义是一致的，揭示了男女人格平等和互惠互尊的观点。
总而言之，胡适指出了妇女人格解放的三条改良途径：第一，深入研究当前社会中的种种妇女问题，尤其是要研究一些制度性的问题，像家庭制度、贞操制度和恋爱婚嫁制度等，以改良的思路，循序渐进解决这些问题，以制度的反思和批评来促进妇女人格的解放。第二，需要大力移植西方女权思想，就像他讲演《美国的妇人》一样，介绍西方先进的女权运动思想和西方女性的人格精神，为中国妇女的人格解放提供一个学理上的参考和方法上的借鉴，打开一面新的窗户。第三，寻找传统文化中的女权思想资源，使之与西方的女权主义思想嫁接，为“五四”时期的妇女人格解放运动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也为新制度的建立提供自由人格精神的支持。
①《胡适文存》第2集，黄山书社，1996，第513页。
②同上，第507页。
（二）激进的进路
与胡适的女性人格改良话语不同，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女性人格解放主张代表了一种革命话语。他们认为，新型女性人格的建设是与旧制度的破除息息相关的，而旧制度的废除需要通过革命的方式。他们的激进思路主要体现在这样两点上：
第一，把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陈独秀认为妇女问题不仅仅涉及女性或男性，还涉及社会其他方面的问题，妇女人格被压制的问题是社会的、制度的问题。他说：“因为女子问题有许多零零碎碎，不能解决，非先提社会主义，无以概括。”①社会主义关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是彻底推翻旧的社会制度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社会主义昭示的未来世界图像是全新的，在其中，个人人格获得了自由，社会获得了正义。不仅女性人格压抑的问题，而且包括其他的社会问题，将一并解决。这个设想多少带有“乌托邦”的成分，但真实地反映了“五四”时期激进知识分子急切谋求社会改造的理想。
第二，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妇女问题。陈独秀说，解决妇女、青年、劳动三个问题，“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因为照现在的经济制度，妇人底地位，一面脱离了家庭的奴隶，一面便得去做定东家的奴隶；即于自由恋爱一层，在财产制度压迫和诱惑之下那里会有纯粹的自由！”②在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妇女或者成为男权社会的奴隶，或者成为资本家的奴隶。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推翻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才能彻底解决妇女的奴隶人格问题。在陈独秀的眼里，人格成为革命话语的组成部分，这样，妇女人格的解放就不再是一个如胡适所言的渐进的改造过程，而是一个暴力斗争的过程。人格革命与阶级革命是同构的。
①《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270页。
②同上，第170页。
李大钊说得更明白：“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有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①这话说明：第一，强调从制度变革入手来解决女子的人格问题。女子人格问题根本上是男权社会制度的问题。第二，带有阶级的眼光，强调阶级力量或集体的力量在解放女子人格上的重要作用。第三，带有国际社会主义的眼光，从全球的视角来审视女子的人格问题。李大钊的说法和陈独秀的观点基本接近，两者都是一种激进话语的表达，呈现出人格革命、道德革命的倾向。
①《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169页。
（三）情感的涵养
与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思考维度不同，梁漱溟对于妇女人格解放途径的观点很少涉及制度与人格的关系问题。这里之所以把他的思想提出来讨论，主要是想把他和陈独秀、胡适的思想做一个对照，显示妇女人格解放问题上的另一种路数：以情感的涵养进而达到女性之奴隶人格改造的目的。这是一个不同于把制度批判和人格批判捆绑的思路，不同于改良与革命的进路。我们还是以李超事件为例。
在李超女士的追悼会上，梁漱溟也发表了演说，标题叫《李超女士追悼会之演说词》。他的演说词和陈独秀、胡适等的演说词有所不同，显出他独异的思路。陈独秀和胡适等都谈到李超事件的社会制度原因，他们要求改革传统的遗产继承制度。梁漱溟回避了这些制度性的问题，而从另外一个角度阐释主动性对于妇女解放的重要性。
梁漱溟在演说的开始部分提了一些问题，如李超女士的追悼会理应女子多来些，可事实上男宾多于女宾，来的女宾也是本校同学居多，为什么？又如，现在许多女子穿戴华丽阔绰，而于妇女解放问题却没有理会，现在妇女解放还是别人先倡导的，而女子自身却没有反应，为什么？归结到一点，这些问题涉及到认知、情感与行动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涉及到行动的驱动力问题。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妇女自身还没有形成妇女解放的认识，思想家的提倡只是思想家的事情，平常的妇女没有认识到这一层意思。因此，必须加大宣传力度，让妇女明白事理，进而谋求人格的主动解放意识。这是典型的思想启蒙的路子。梁漱溟则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不应从认识（知识）的角度立论，而应从情感的角度立论。光有认识无法触发行动，关键要靠情感的体验。梁漱溟说：
许多妇女并不要求妇女解放，这都是麻木。麻木就是处于情感的反面。他自己既不要求，你便怎样指点问题，乃至把解决问题的道路都告诉他，他只是不理会！简直不中用！现在重要在怎样使妇女界感觉他们自身种种问题？有了迫切的要求，自然会寻觅路子去解决。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