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阿诺德在其题为《爱默生》的一次演讲中曾对爱默生作过如此评价：“爱默生虽称不上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或文豪，也算不得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但是，爱默生却比伟大的诗人、作家或哲学家对于人们的意义都更为重大……爱默生的《论文集》则是19世纪最重要的英语散文作品。”其中《论自助》一文是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其散文风格的代表作。《论自助》一文自始至终回荡着对个人超越伟人、超越社会、超越历史的自立精神的呼喊，其间散发的超验主义灵光足可使一向屈从于权力、湮没于常规、受制于传统的个人猛然警醒而重新认识自我价值。“互文性”（Intertexuality），这一概念首先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在其《符号学》（Semiotics）一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在文本的层面，“互文性”强调一个文本与可以论证的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叙事学家杰拉尔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在《叙事学词典》（A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中给“互文性”定义如下：“互文性就是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它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可能理解这个文本。”鉴于《论自助》一文扑朔迷离的思辨和非逻辑的、跳跃的文字表达风格是造成读者理解其文本意义的最大障碍，以互文理论为指引找回弥散于爱默生的其它散文中的那部分意义，将有助于揭示《论自助》的深刻内涵，重建其文本意义。
一、伟人的光环与历史的构建
《论自助》对于个人与伟人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剖析，笼罩于伟人头上的光环曾使普通人自惭形秽，他们在对伟人的业绩津津乐道之时却迷失了自我的方向，丧失了自我的前进步伐，“人总是胆小怕事，内疚于心”；“他再也没有刚强的气质了，他不敢说‘我认为’，‘我就是’，而是一个劲地援引圣贤之言。”爱默生以怀疑的语气责问芸芸众生：“为什么要对阿尔费烈德、斯堪德贝和古斯塔夫奉若神明呢？就算他们功德盖世吧，难道他们穷尽了天下的恩德？”然而，爱默生并不是一个趾高气扬的个人满足者，他的个人主义思想与英雄价值观并不脱节，也从来没有否认伟人的巨大价值，一切历史都很容易把自己分解为少数几个坚强认真之人的传记。他理解伟人成就背后的苦衷和伟人天性中的执著与孤寂，“要伟大就要遭人误解”，“人一定要顶天立地，使周围的一切环境显得无关紧要。”爱默生还告诫人们：“每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是无与伦比的”，“研究莎士比亚永远造就不出莎士比亚”，“坚持你自己，永远不要模仿。”
爱默生的英雄价值观是既辩证的、也是能动的，他深知历史的每一步前进都是下一次前进的准备，“伟人之所以存在，是为了有更伟大的人出现”。著名物理学家牛顿曾经说：“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句话有着深刻的辩证思想，为爱默生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历史观做了最好的注解：个人的行动始终须以特点的历史为支撑点，而更重要的是，个人不能做匍匐于伟人前的奴仆，而要站在伟人的肩膀上。“自信是英雄主义的精髓。”一语道出了伟人精神的实质，社会前进的力量就在于每一个体成员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前人的思想行动中吸取经验，不做机械的模仿，而是勇敢地在无人涉足的地方找到历史的新起点。尽管爱默生在其散文和演讲中很少举一些复杂而冗长的事例去证明什么，但他敏锐的洞察力却使他发现这样一个人类历史的普遍事实：“我们的时代和历史，几千年来并非仁爱的历史，而是自私的历史……看看这个由劳动着的男女组成的广阔社会吧。我们任由劳动者侍奉我们，却不与他们同住，在街上遇见他们甚至连招呼也不打。我们不赞美他们的才能，不为他们的好运气感到喜悦，不培养他们的希望，也不在集会上投有利于他们的票。”透过爱默生的批判性历史观不难发现，它与爱默生的英雄主义价值观是相辅相成的，其实质都是对自立精神的赞扬：没有对民众自立精神的肯定，社会历史将是一滩死水。
二、社会的密谋与成规的鞭笞
尽管爱默生的《论自助》写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这一特定社会环境下，其所倡导的自立精神，却以其无所不容的心灵体系而超越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具有形而上的哲学意义。“继续维护一座僵死的教堂，替一个僵死的圣经社会卖力”使个人变得碌碌无为，丧失创造力，是爱默生所谴责的行为，因为“社会处处都在密谋对抗每个成员的阳刚之气……顺从是求之不得的东西，自助则是他深恶痛绝的东西。”在《人类文化》演讲中，爱默生对社会大声斥责道：“正直、理性、高贵的人，世界的掌握者，无处可见，相反一个畸形的社会公然放弃可能的完善目标，而百般压制民众的呼声，把矛头指向民众的喉舌……一个普遍的妥协原则席卷了每个个体。在一个毫无根据的常规横行暴政之下，任何个人、个人的意志和性格变得毫无价值……”对于社会与成规强加给人的“党派的囚服”以及违反天性的“最温顺的蠢驴似的表情”爱默生予以无情的讽刺。对于在社会中如何保持个人意识，爱默生提倡的行为准则是“我要做的事是与我有关的事，而不是人们所想的事。”然而，由于不顺从成规，持有不同见解，“世人就对你横眉冷对，要对你横加鞭笞”。爱默生认为“宽大的襟怀和宗教的修养”是对付社会群魔的最好办法。当社会的运作一旦变得机械化、公式化，而使得“我们总是要求前后一致；把我们过去的行为奉若神明”时，爱默生大声呼吁人们果断地抛去“记忆的死尸”，就像约瑟丢开淫妇的衣裳那样。不仅如此，爱默生还大声倡导社会改革，在《人即改革者》的演讲中，他说：“我们要让这世界不只适合古人，更要适合我们自己……人到底为何而生？只是为了做一个改革者，做一个重新改造前人产品的创新者，一个谎言的否定者，一个真理与美的恢复者。”
三、个人的天性与心灵的召唤
“相信自己”是自立精神的本质要求，是爱默生《论自助》一文的内核，而做到“自立”的关键则是顺应个人的天性、倾听心灵的召唤，而寂静时刻最能听到自我内心的声音，且不被周遭世界的嘈杂所纷扰，所以爱默生说：“我喜欢礼拜式开始前沉默的教堂胜过任何布道”，“一个人应当学会发现和观察从内部散过他心灵的微光，而不是诗人和圣贤的太空里的光彩。”爱默生认为个人是宇宙的中心，无时无刻不体现出自己的价值，“一个真正的人不属于别的时间与空间，而是万事万物的中心，他在哪里出现，哪里就有天性自然。”“时间与空间只不过是眼睛造成的生理颜色，而灵魂却是光明；它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白昼，它在哪里消失，哪里就是黑夜。”对于个人应有的行为准则，个人的前进方向，爱默生的立场是：“没有谁可以违背自己的天性。他风发的意气受他的存在规律的牵制，犹如安第斯山和喜马拉雅山尽管重峦叠嶂，在地球的曲线中仍显得微不足道。无论你怎么估价、考验一个人都没有什么关系，一个人的性格就像一首离合体或亚历山大体诗歌”，“凡是低于永恒法则的法则我决不服从”，“凡是使我由衷地高兴的事，心灵委派的事，我都愿意做。”爱默生以轮船航线的比喻巧妙地说明了个人自我天性发展的基本原理就是顺其自然：“最好的船只的航程也是千曲百折的。如果从远处看这条航线，它就变直了，接近了平均趋势。”如果个人因不能把握自己使天性遭到扭曲，或以扭曲的天性行事，其命运就会如同海上直行的船只，注定要触礁。爱默生的“自立”不是机械的遗世独立，而是精神的彻底提升，是社会有效沟通的真正条件，而社会每个独特个体的有效沟通则是自由健康的个人主义的最适宜温床。正如爱默生所言：“一个人就是一捆关系，一团根蒂，从这儿开出的花，结出的果，就是世界。”而“没有世界，人就无法生活。”所谓自立精神“不过是指一个有运作力的信念：自我具有内在的认识真理的能力，只需要拿出足够的探索勇气，即使冒着被周围大众嘲笑的危险。”因此让我们不要再踏着伟人的足迹前行，而要同伟人融为一体，不要再返观自己的脚印，而要抬头看看天空的指明星，然后迈步去寻找平民百姓建构历史的权力。“我们是领导，是拯救者，是恩人，听从全能者的努力，向着混沌和黑暗挺进。”
四、结语
现象学文论家罗曼·英伽登（1893-1970）在谈论文学的艺术价值问题时指出：“愉快完全是在艺术作品之外保持着。作品是某种超出我们经验及其内容范围的东西，是某种在与我们自己的关系上完全超验的东西。”从这一意义来说，爱默生的《论自助》以超越时代的形而上学品质成为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与诗学话语的集中体现。《论自助》一文中没有对历史史实的探幽入微，却处处散发着对浩瀚宇宙的历史哲思，没有对英雄伟人的顶礼膜拜，却时刻奏响着催人奋进的英雄号角，指引民众前进的方向；它以入木三分的洞察力批判了社会成规，然而其字里行间却充满浓厚的人文关怀，意在唤醒每一个沉睡于平庸状态的灵魂，使其敢于向社会的密谋挑战、向成规与陋习反击；不仅如此，爱默生也指明了个人进取的法则是顺应自己的天性、倾听自己心灵的召唤并采取果断的行动。《周易·系辞》中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说法，所谓形而上者是无形的世界，形而下者是有形的世界。爱默生摆脱形而下的认识局限，以形而上的超验观来倡导个人主义，使《论自助》一文克服了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其精神光芒不仅曾经照耀美国穿越宗教与成规的迷雾，也必将继续指引世界前进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