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传统意义上说，西方是“多样性和行动的象征”，而东方是“统一性和冥想的象征”那么，爱默生看到了多样性与统一性、行动与冥想的有机联系，认清了东西方多位先贤的精神追求的终极目标的一致性，找到了人类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共用基石——“‘世界圣经’，也就是各国经典”。出于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精华的平等认同，爱默生博览东西方经典，经常把他喜欢的东方哲学家摩奴、孔子、琐罗亚斯德等与基督教中的摩西和耶稣相提并论。作为“最早认真对待东方异教思想的美国人之一”，爱默生走近东方经典，又走进东方经典，再走出东方经典。他接近东方经典的目的是为了进入东方经典，寻找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见证、思想参照和精神资源；而他随后走出东方经典，是为了在西方社会语境中实际运用源于东方经典的灵感，进行富有创造性的文学写作和文艺批评，进行富有成效的社会文化批判。对爱默生来说，接触东方经典的过程是循环往复的追求普遍真理的过程，是增强“透明的眼球”的环视功能的过程。爱默生曾在自己的各类作品中旁征博引，创造性地借用中国传统经典话语，底气十足地阐释自己的文化主张。他“自从1836年前后对儒家发生兴趣后，在不同地方摘录引用了孔子和孟子的语录多达百条”，如：“无德，富贵于我如浮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等等。
钱满素在《爱默生与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一书中指出，东方思想中吸引了爱默生的是：（一）宇宙的一致性和整体性；（二）精神性与超验性；（三）综合型和直觉型的思维。进而言之，这三种性质的根基其实是形而上的灵魂，即：东西方共有的精神生命之本、共同的心”或“永恒的‘一’”。由此可知，“透明的眼球”发挥其环视东西方的作用，自觉拓宽文化视野，异中见同，见证了共享的灵魂和相通的文心，彰显了美国超验主义思想可贵的多元性、开放性和包容性。
三、透视功能
“透明的眼球”还具有透视功能，能够认清人性提升和堕落的双重可能性，认清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进行富有成效的人性批判和社会批判；能够认清“实”与“是”的区别，认清事实背后的精神动因，在世俗生活中体现终极关怀，在文学审美中体现文学理性，在运用真理的实际过程中体现对灵动的、完整的普遍真理的忠诚信仰。
爱默生透视人性，明辨善恶。他的相关信念源于一种“寰宇式的乐观主义”（“cosmic optimism”）：善是神圣的，它必然大于恶，必然强于恶，必然胜于恶。他说：“善良是绝对的，而邪恶是短缺而致，是绝对的。正如冷，它是由于缺乏热而产生的。所有的邪恶就是这些死亡和乌有之物。仁慈是绝对的，实实在在的。一个人有多少仁慈就有多少生命，因为一切都出自这同一个神灵。爱、正义、克制，不过是它在不同场合的不同名称罢了，正如海洋在不同的海岸被冠以不同的名称一样。”“爱默生的确大力肯定人性中的‘善’，但若因此而以为他对‘恶’毫无意识，则是以偏概全的误解。爱默生认为，善是真诚、谦逊、勤劳、慷慨、博爱，恶是虚伪、傲慢、懒惰、贪婪、仇恨；善是自信、积极、主动、勇于创造，恶是懦弱、消极、被动、不思创造。”他确信：善是美丽的，是一种属灵的终极真实和一种整体性存在；恶是丑陋的，只是一种现世的事实和一种部分性存在——“无论是在物质领域，还是在道德领域，丑陋的事实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均可被超越。”这些抽象的、宏观的善恶观念与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是密切相关的。个人有或行善或作恶的自由的道德选择，也有或升华或沉沦的不同的命运归宿——“按照各人的意愿，一些灵魂升入天堂，一些灵魂沉入地狱。”爱默生透视19世纪的美国社会，针砭时弊，履行“道德伦理哲学家”和“社会批判者”的义务。在工业化和机械化水平日益提高、商品经济迅猛发展、传统宗教信仰面临幻灭危机的社会氛围中，爱默生关注“社会大变革对个人道德生活的影响”，思考如何协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上帝的关系。他深知：“一旦生命的崇高理想消失，人就变得鼠目寸光，只能顾及感官的经历”；他观察到社会精神生活的畸形态势：“我们现在远远未能走上真理之路，以致于宗教权威人士彼此争吵，结下怨恨，而严肃的思想家却被看成是疯颠玩闹之徒”；他呼吁美国学者“保存和传播英勇的情操、高尚的传记、优美的诗章与历史的结论，以此抵抗那种不断向着野蛮倒退的粗俗的繁荣”……诚如爱默生所言：“最抽象的真理恰恰是最为实际可行的。”作为超验主义思想家和诗人、具有美国特色的文化建构的倡导者，他把终极关怀与世俗关怀结合起来，把握生命的精神价值，用“透明的眼球”或“精神之眼”（spiritual eye）透视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和实际问题。
爱默生透视文明百态和生命万象，由物质性生存的“实”求精神性生存的“是”，实施灵魂对世俗的超越、文学对现实的超越、真理对局限的超越。他自问自答：“我们究竟需要了解的是何种事物的真谛？是盘中餐的意义，是杯中奶的含义，是有关街头小调、船载新闻、眼神的一瞥以及人们的体形与步态的内涵——让我看看这些事物的原本理由，让我看看高悬于这些自然景象之上的永恒规则，让我看看所有受到万有引力支配而活跃不已的琐事吧。”在爱默生的眼里，此处的“原本理由”、“永恒规则”和“万有引力”实际上等同于永远生机勃勃的普遍真理，即：“凌驾并贯穿于个人和群体的更高法则——上帝或普遍法则”，或等同于“法规之法规”——“洞察到法规之法规，便唤醒了人心中的一种感觉，即实现我们最大幸福的宗教感。它吸引人、控制人的力量是奇妙的。它是山霭，是这世界的营养剂，是没药，是苏合香，是氯，是迷迭香。”爱默生是依靠“透明的眼球”来满怀审美愉悦地观察生命的这种精神本相的，是依靠“透明的眼球”来创造性地解读这种真善美合而为一的宇宙大道的。“透明的眼球”代表一种文学理性——“一种大理性”——“涵盖理性的诸种功能，包括领悟、直觉等在内的广泛的思想功能”，具有“无限上升的本性”，可上升到形而上信仰的高度。难怪“眼见为信”（seeing is believing）。它是“眼见为实”的既合情又合理的逻辑推展。
综上所述，“透明的眼球”是灵性、多元性、开放性、批判性和创造性的隐喻，是直觉感悟力、学术生命力和信仰建构力的隐喻。“透明的眼球”有跨文化的启迪作用，有超越时空的精神价值，有洞察现世的实践功效。
§§§第九章 解读爱默生笔下自然的实用性
自然为人类提供生存基础，而人类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又不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希望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人们研究讨论的焦点之一，在文学中，人们试图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去审视自然、解读自然，因而自然不再是单纯物质意义上的自然，而是经过人心灵内化的自然，富有感情色彩、具有灵性。
在文学流派中，浪漫主义把自然精神化，理想化、崇高化，自然主义把自然冷漠化、无情化、规则化，象征主义把自然神秘化，生态批评则提倡回归自然、返璞归真。而超验主义则把对自然的认识提高了一个空前绝无的高度，他们对大自然怀有种近似宗教虔诚的崇敬和仰慕。在他们眼里自然不仅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大自然里充满了上帝的精神，为超灵之外衣。超灵为人所共有，每个人思想都存在于超灵中，人以直觉官能同它交流。
一、爱默生的自然观
作为超验主义先驱的爱默生，其代表作《论自然》是超验主义之集大成，富含哲理，韵味深长，一扫机械主义自然观的乌烟瘴气，为美国思想界吹来一股清风。爱默生在其《自然》的导言中，直接提出了：自然是什么？他将自然定义为宇宙的两个组成部分之一：从哲学上看，宇宙是由自然与灵魂组成。而自然在他看来，就是一切所谓“非我”，既指通常意义上的日月山川，鸟兽虫鱼，人的身体，也指人在“艺术”的观念指导下创造出来的物质形态，如雕塑。人们在自然中寻找慰籍与宁静，人们的灵魂和情感在自然中可以得到净化。正如爱默生在所说，对心灵产生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影响就是自然。然而这种自在自为的自然并不是爱默生的自然，在他看来，更高一级的美存在于同人的意志相结合之中。关于自然的讨论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关于美的讨论，而关于自然美的讨论又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精神道德和真善美的讨论。因此，爱默生的自然并不是独立于人的自在自为的物质存在，而是人之心灵的表象。爱默生《论自然》第二章为Commodity，常耀信先生将其标题译为《实用》，起初不敢苟同，“实用”二字未免读起拗口，因为稍微认识此词的人，不禁会脱口而出“Commodity意为商品”，此已形成定式，耳熟能详；然参悟原文，则拍案叫绝，钦佩常老译之妙，不仅脱去“商品”之俗气，而且文达其意。正如爱默生所言“Under the general name of commodity， I rank those advantages which our senses owe to nature”， “commodity”就是指人受自然所赐，自然对人的实用性，无论是从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
二、自然在物质方面的实用性
自然为人类提供生存基础。在爱默生的眼中，自然富有宗教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然好比伊甸园，是上帝为亚当与夏娃所建温馨之家。偷食禁果之前，自然与人是和谐的统一体，提供所需，满足其求。驱除乐园之后，亚当夏娃须自食其力。上帝的惩罚仍是争议与仁慈的，尽管我们道德堕落，只要我们辛勤劳作，自然仍会为我所用。自然并不憎恨我们，我们所遭受的自然报复，都是道德败坏所造成。若能自救，我们仍能回到亚当夏娃所生活的乐园。
自然服务于人类，不仅是作为物质而存在，而且也是一个过程与结果。为人类利益，其各组成部分相互作用，反复循环，生生不息。风吹种子，海水蒸发，雨润草木，而草木又为动物与人所用。其循环过程顺其自然，有条不紊。斗转星移，潮起潮落，四季交替，生老病死，冥冥之中，似有一条无形的法则在起作用。难怪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天意不可违，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在爱默生的世界里，自然被赋予灵性，自然现象都是精神的象征。看过了潮起潮落，才觉生老病死原是那样寻常；尤能闲散不定，望天上云卷云舒；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自然在用无声的语言，向人们阐释永恒的真谛。人们往往只重视其最后的结果，而忽略了其过程，殊不知过程也是一种美。
三、自然在精神层面的实用性
自然的实用性不仅表现在物质方面，而且在精神方面也使人受益。爱默生认为：有用的艺术都是人类智慧的再生或重组，同样也是自然的恩赐。人类价值融于自然之中。科学在理论上与自然辉映，而宗教则是道德上的对等。科学是自然的变体，服务于人，同时也是人类劳动之精华。它的奇妙性与努力相伴而生。人与自然的关系充满玄机，这或许就是其超灵思想无所不在之故。人从科学或实际工作中获益多多，但这些益处并不以其自身而终结；人类吃饭并不是为了吃饭而吃饭，而是为了工作。此处的工作，爱默生指的是人灵魂上的道德做工，没有灵魂，人如同行尸走肉，虽生犹死。爱默生认为“自然中最平凡最卑微之物都有灵魂，而且他们同整个宇宙的大灵魂合为一体，同自然接触，不仅能使他们从人世的创伤中恢复，使他纯洁，恬静，使他逐渐看清事物的内在生命，而且使他成为一个更善良，更富有同情心的人”。当人们遭受打击，精神受挫，大自然喷发之活力，使其长生心灵上的震撼，得以重新站起；当人们争名夺利，尔虞我诈，大自然的静谧，使其悬崖勒马，自释重负；当人们愤愤不平，仇恨交加，大自然的和谐，使其顿悟，冤冤相报何时了，甘愿放下屠刀。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事务者窥谷忘返。在自然的沐浴之中，人们的心灵得以洗涤、升华。李尔王在暴风雨中疯掉，然而发疯未尝不是件好事，发疯之后，其比清醒时更清醒，更明白善恶。暴风雨既是对其以前行为的惩罚，又洗涤了心灵上的尘垢。这种净化灵魂的作用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即悲剧能借引起怜悯和恐惧使情感得到净化，不会使人们失去理智和自我控制，却能使人们对情绪作自我控制。与此相反，中国的林道静则颇受自然的青睐，隐居西湖畔，梅妻鹤子，寄情山水，修身养性，成为后世美谈。躺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我们的思想会上升到无极的苍穹，意识到自身的渺小。华兹华斯用诗歌将这种境界描绘成：“在这恬静的心绪中，/那高尚的情感引导着我们，/是人们仿佛暂停了呼吸，甚至连血液也不在流动/。”
四、爱默生所谓的自然实用性与马克思的不同
爱默生用心所阐释的“commodity”，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关系。自然作为物品为人类社会运转提供了前提，此外还具有其它五大精神社会效应：Beauty， Language， and Discipline等；这种商品观没有把人与自然隔离对立，反而体现人与自然彼此依赖，共为和谐；尤其是他的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精神为自然的一部分等，更是他商品观念的积极一面。他看到了物品的“自然本性”、“审美性”等。无独有偶，与其相处时代大体相同的马克思对“commodity”也做了精辟的阐述，认为商品体现人与物的分离，形成人与人的压迫关系。人与自然的对立，以及人与自我的隔离，导致三重异化，虽然推动了经济的快速运转，但以自然、人性、自我本质的丧失为代价。资本主义社会只看到了自然“实用价值”中的“商业价值”。相比之下，爱默生的“commodity”好比原始山林，给人一种纯朴清新之感，即便是科学产品也带有浓郁的自然味道；而马克思所谓的“commodity”，即人们所熟知的商品—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背后则隐藏着无数个“故事”，深深打上了人的烙印，凭它，马克思打开了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大门，揭示出鲜为人知的秘密。简言之，前者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后者则侧重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
综上所述，爱默生认为宇宙由自然和灵魂组成，自然界是精神或“超灵”的象征物，超灵无所不在。人在大自然中，可以通过知觉直接与上帝交流，获得启示和灵感。在接近自然和感受自然的过程中，人可以真正体会到存在的价值，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以及对真理和美德的热爱，会使人们以焕然一新的目光来解读自然的文本。他所强调的自然实用性已经超越了自然的物质属性，而是上升到一种精神理性的高度，为我们重新审视自然、认识自然打开了一个崭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