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一下，你会发现，欧洲人就善于探险，而中国却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探险家。你会说，中国有个郑和，不错，可惜郑和所经之路，中国的小海盗们早就经常走动了，郑和只不过是规模大点。郑和一次出动200艘大船，随行人员两万七千名，而哥伦布的探险队伍，也就三只帆船，90名随员；麦哲伦的环球，无非五只船，265名船员。大家觉得，西方人更像是探险呢，还是郑和更像探险？从古到今，我从来没听说哪个国家的探险队伍能达到两三万人马呢，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开赴中国的远征军，战舰也仅40余艘，相当于郑和的五分之一，至于士兵，也就4000人而已！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关注一下中国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探险热。1985年，四川乐山人尧茂书驾“龙的传人”号漂流筏，抢先在美国人之前漂流长江，不幸遇难。尧的探险，一开始就成了事关民族尊严的大事，随后，类似的民族英雄层出不穷。听听河南队的队歌：漂流长江，坚定信念，我们是中华民族热血汉……听了这样的歌，你感受到的是饱满的爱国热情——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也许，正因为我们骨子里缺少探险精神，所以才把探险当作上战场，甚至当作上刑场，像1986年、1987年的“首漂长江热”、“首漂黄河热”，漂流者是因为决不让美国人肯沃伦拿走中国江河的首漂权才铤而走险的，中国人自己被自己的爱国热情感动不已，慷慨不已，直闹得肯沃伦迷惑不解，说：你们中国人如果到美国漂流密西西比河，是不会遭到反对的。
美国人哪里明白，中国人的探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探险，老实说，它就是一场中国人自己头脑里臆想出来的抗美战争！比如有一年的春节联欢会上的一个小品，主人公与在美国留学打工的儿子通电话，这电话打着打着，就打成抗美战争了，老子悲愤地说与儿子，等以后咱们中国怎么样了，让那老美来咱国家端碗洗盘子！中国观众把它当作爱国讲演了，掌声大起，美国观众看不明白了，说：如果开的工资高，我们愿意去你们国家端碗洗盘子！老美还是不明白中国人。第一，中国人认为端盘子是丢人的活；第二，中国人认为在美国上学打工就是遭受美帝国主义剥削；第三，一般中国人不知道中国留美学生通常是在华人餐馆里打工，而克扣留学生工资的，也就是咱华人老板敢干。总之，我们的人民情绪，有时候很滑稽的。历史上，我们的探险不是出自人性利益的驱动；现在，它又不是出自队员个人的内心的爱好。从古至今，它就是政治运动，也许，这就先天注定了中国探险的悲剧性。如今，中国探险不再与政治、爱国等亲密接触了，但政治作秀、道德作秀与商业炒作奇妙地混合到了一块儿，令人反胃。
勇士们说：“没有探险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这话没错。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探险精神从何而来？
【三】重天命、轻人力
农业是靠天吃饭，儒家提出“天人合一”，“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道家则从相反的方向提出“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等处世格言，导致国人重天命，轻人力，无创新，怕变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最难过的，下场最不好的，一般都是改革家，所以一般官员信奉的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至于某些历史人物对待自己的失败，也完全忽略人事，推之于天意。比如西楚霸王被汉军追杀得只剩二十八骑的时候，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从这里看出，即将失败的霸王，把自己的失败推之于天意，那么为了证明“非战之罪”，霸王拉开架式，要给大家来一次最后的表演：“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霸王最后“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即伏曰：‘如大王言’”。这里我们看到，霸王一直提到天亡我也，绝对不是虚荣心所致，而是确确实实在听天由命了，因为紧接着在乌江渡口，有逃生机会的霸王演出了最悲壮的一幕，他笑对撑船以待的乌江亭长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壮哉项王，只可惜，临死还信天命！至于近代志士如谭嗣同，维新失败了，也归于天意，临上刑场前，喊的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历史英才如此，小民百姓更是走路跌个跟头都认为是天意，所以，国人性格中一个明显的特性便是重天命，轻人力，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不信，请参考余华的小说《活着》。
【四】稳重实在
中国人稳重实在的一面，也是农业生产决定的。小农们都知道，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所以，精心侍候那几亩庄稼，会被邻人视作最大的美德。但是农业生产要求四时更替，对时间的精确性不作要求，所以，中国人不讲精确时间，不重效率。同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又导致国人炕头时间比较长，没有其他乐子可寻，便导致“农业副产品收入过多”，林语堂总结为“生殖力高”、“好色”，其实，老先生只看见了表面现象，忽略了其后的经济背景。正因为农业生产不需要时间的精确，效率的高效，相对应的，中国政治体制里才会出现官僚主义作风。一句话，小农与官僚是一对双胞胎，有小农，就有官僚，有小农经济，就有专制统治。这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是互为作用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言，西哲的断言是对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小农的理想就是温饱问题，那么民主啦，自由啦什么的，就永远不是小农们最切实的目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体制为什么在中国可以根深蒂固。
宇宙观与中国人
宇宙观方面，远古中国人信奉的是盖天说。所谓的“天员（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就是盖天说的基本原理，其理论到春秋时已系统形成。汉朝时，又出现了浑天说和宣夜说。宣夜说认为天地没有一定的形质，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等都飘浮在气体中。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学说在东汉后基本失传。至于浑天说，战国时的慎到在公元前四世纪就曾经说过：“天体如弹丸，其势斜倚。”（《慎子》）这可能是现在能够见到的古代文献中最早的关于浑天思想的明确记载。慎到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天是球形的概念，这个天球沿着倾斜的极轴在不停旋转。这就是说，早在战国时代，我国已经有了初步的天球概念。到汉代，浑天家以为天形穹窿好像鸡蛋的壳，地居天内好像蛋黄，这就已经接近知道天地的情形了。
这里之所以详细地讲解中国的宇宙观念，因为它对中国的天下观念、国际政治观念影响太大了。因为不管是盖天说，还是浑天说，中国人从上到下一致认为，中国是这棋盘或鸡蛋的正中心，周边都是夷狄蛮，再远处，就可能是鬼国了。13世纪时，西方流行地圆学说，几个世纪以后，西方传教士把地圆学说介绍给中国，中国人觉得很可笑，康熙时主持天文工作的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居然“喷饭满案”，天文站的站长都这般水平，皇帝当然高明不到什么地方。鸦片战争开始了，道光皇帝才慌慌张张地问手下：英国地方在哪里？英国到新疆有无陆路可通？真是大傻问小傻，问得小傻干瞪眼儿，手下一群小傻谁能回答个一二三？高层如此，老百姓更遑论了，思维最远的地方仅及爪哇国，爪哇国再往南，当然是鬼国了。荷兰是鬼国，西班牙也是鬼国。由于荷兰是低地国家，甚至有官员认为人家都是水鬼！
视周边为夷狄，视远边为鬼邦，单从心理上讲，倒也情有可原，问题是，它对近代中国国际政治的影响太大了。它最大的后果是：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
张岂之等现代学人认同这样一个观念：中国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类似的观念可以追溯到陈独秀与顾炎武那里。陈独秀认为：中华民族自古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顾炎武更是认为，亡国与亡天下是不一样的：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而矣！
总之，中国百姓没有国家观念，那么他们也就相应地没有了爱国情感，至于朝廷天下，那是肉食者们考虑的；而肉食者们也相应地认为，天下就是他的家，百姓只是他家的奴才，他的家，那是宁赠友邦，也不能给家奴的。16世纪，葡萄牙人占据了我们的澳门，不是他们不想吃掉整个中国，而是实在吃不动；16世纪，整个漫长的东方海岸线上，葡萄牙人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两万人；西班牙占领菲律宾，走不到中国跟前就累得大喘气；荷兰再厉害，也就是占领一个小岛台湾，中国一个郑成功，就能对付得了荷兰殖民者。如今，我们的教科书上称郑成功为民族英雄，却不知当初清政府为了剿灭台湾的郑家势力曾试图联系荷兰殖民者以共同歼灭郑家海上势力，然后把台湾作为奖品奖励给荷兰，当时的康熙认为，海贼乃疥癣之疾，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欲弃。施琅上书言：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由此，台湾才得以留了下来，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施琅已经具备模模糊糊的地缘政治观念了，可惜，没有进一步向海洋发展。今天，我们终于懂得了这些。不管从哪个方面讲，我们都要坚持，台湾都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