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琦善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英夷说出“贵国”、“贵特使”等客气话的大清官员。在此之前，我们都直呼人家为“尔”、“尔国”、“尔等”。我不知道，“尔”换成“贵”，中国政府是什么滋味，但我猜，让一个老男人在酒桌上跟他眼中的所谓儿辈行拳，酒过三巡后，他由“爷儿好”，被迫改为“哥俩好”，“爷”心中肯定不是滋味。其实外国鬼子们心里也不是滋味，满清朝廷统称人家为夷，偶尔有个区分，也是简单的根据外表特征，比如把荷兰人叫作红番，听着像是红薯蛋似的。荷兰国小人轻，红薯蛋就红薯蛋吧，无所谓，可英国人就不乐意了，在《南京条约》中特别加一上条款，一律不准叫俺“夷”。不准叫，俺偏叫，咸丰皇上在自己的手谕中，不但叫夷，还在夷前加个丑字，丑夷；民间义士叫丑夷都觉得抬举了他们，干脆直呼“畜类”。再后来，中国流行白话文了，夷有点拗口，就统统把外夷叫作鬼子！
八国鬼子进中国
【一】鬼子的冲撞与中国的变动
英夷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天朝圣德抚四方的政治理想，所以，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中国开始了洋务运动。如果不是奕在战后的谈判中，与西式文化的代表——英夷有过亲密接触，那么洋务运动就没有来自中央的支持。同样，如果没有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地方督抚对西方坚船利炮的亲眼目睹，那么洋务运动同样得不到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总之，洋务运动在中国开始了。
中国的洋务运动只学标，不学本，其结局只能是经济学者所谓的“后发劣势”。问题是执政者只能看到标，看不到本，或者说，他是故意看不到本的。这种忽略，或者说故意，所导致的结局就是甲午中日战争对洋务运动的全盘否定。这种否定，如果来自英夷，可能对中国人的自尊心有所挽救，可惜的是，它来自我们一向看不起的倭日。最可气的是，小日本还特会侮辱人！试举两例，第一例，甲午战争之时，淮军统领卫汝贵带军向朝鲜开拔。开拔前，老卫就记得把饷银24万两扣它8万汇往自己家中，家中的妻更不含糊，与夫书一封——“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卫统帅果然没有辜负妻子的期望，平壤之战一开，他与叶志超弃城逃跑，狂奔三百里，一度逃得不知去向，七八天后才找回清军大队。
日本鬼子看到这封家书，视为奇闻，把它当作战利品，弄到自己的教科书里当教材去了。第二例，甲午海战之后，大清帝国北洋舰队的主力舰被小日本拖到本土，停在一个海港的民用码头上，被当作趸船使用了，小日本对此所作的解释是：永久地侮辱那个厚颜无耻的大清帝国和那个低劣的支那种族！其实，小日本用不着用这种办法来刺激帝国和帝国的臣民。甲午战争的结果本身，就够刺激我们的了。别说在此之前日本文化全是嫁接我们的，就是它人种，咱们也向来以为，是咱们的后代。甲午海战前，中国海军舰只数量、吨位和火炮口径，列世界第6，小日本只列到第16，但是战争的结果太不给人面子。犹如阿Q，如果挨赵太爷一个嘴巴子，他肯定心里不怎么窝憋，可是挨小D一个嘴巴子，那心酸就是非同寻常的了。可历史不给我们面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又让小日本单独侵我八年，当然这是后话了。但是中国人不能提日本，一提就牙根儿发痒，当是此种心态的折射！
甲午海战的结局，刺激得整个帝国人心思变。康有为上阵了，梁启超也上阵了，结果他俩都跑了，只有谭嗣同留了下来，“我以我血荐轩辕”，据说谭所受的第一刺激并不是来自日本，而是来自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给他看的两样东西：一样是X光底片，一件是电子计算机的前身——实用自动计算器。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文化的冲撞会让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最清醒者，义无反顾地扑向那光明之处。谭走向刑场时的底气，除了中国书生那特有的浩然之气外，我觉得，这两件洋玩意儿功不可没！
维新的失败，再一次使大清失去机会。拒绝机会，就意味着拥抱灾难！
【二】西方文化强吻中国黄土的后果
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再一次合法化！合法化并不意味着一切OK。
如果说战争并没有使得尚不具备现代国家意识、民族意识与国土意识的臣民们有所触动的话（反正谁坐天下都一样，做稳了奴隶总比做不稳奴隶强多了），那么，基督教深入内地，强吻中国黄土，则与中国传统伦理文明形成了一系列冲撞。（文明是执拗的，当初汉人宁愿舍掉头也不愿意梳满洲小辫，几百年过去了，他们则又变得宁愿舍掉脑袋也不愿割下小辫，由此可以看出，臣民是很容易健忘的。执拗与健忘成为一个民族的特性，还有什么不可以发生的？）这种冲撞的后果，引来了八国的鬼子，并最终给大清帝国带来了灭顶之灾。
传教士初期接触中国臣民，狂喜，因为他们发现，中国人很虔诚，他们烧香敬佛，叩头如捣蒜。如此虔信的民族，肯定会接受他们的基督教。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中国人的宗教情结，独特而又奇怪，中国人似乎什么都信，他们可以在自己家的丧事中，既请道士又请和尚，即使一个庙里，也可以这厢是观音娘娘，那边是玉皇大帝。当然，臣民自己家里，灶王爷，关帝爷，太上老君爷，每个爷都有自己的牌位。什么都信，说明什么都不信！还有，这种信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主义，或者说糊弄主义。玉皇庙的破败简陋，让人们怀疑，到底是玉皇大帝本人实行了君主立宪不能奢侈呢，还是他的信徒们特会唬神弄鬼；至于玉皇庙里摆的供品，过后更会被臣民们自己吃到肚里。这一切，让西方传教士们迷惑不解。
表面上，传教士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们不知道，也没有心思关注，帝国的臣民在入教时的实用主义态度和动机问题。洋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以及官府对洋人势力的畏惧，导致中国教民与整个帝国的百姓成为水火不容的两种势力，两种势力不断地磨擦与较量，使得教案频频发生。
不能不承认，帝国的臣民有点以小人之心度洋人之腹的嫌疑。中国的佛教很善良，中国的道教很清静，中国的儒教很仁爱，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形成基督教的慈善与救济思想及其组织方式。育婴堂专养孤苦的孩子，全免费给教徒看病，天底下哪有这等便宜？鬼子肯定不安好心，所以，有关传教士吃婴孩的谣言，像野草一样，布扎在了整个帝国的黄土地上！1870年的天津教案之所以能发生，教堂里有成筐的儿童眼睛，他们专门炼制童子眼中的油，用它在寻找财宝时照明，因为童子无邪，所以独具慧眼，这种信念给冲进教堂杀人放火的帝国臣民以不少的勇气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