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是荷兰人的世纪，17世纪的荷兰号称海上马车夫。不到长城非好汉，这个马车夫当然不会错过中国！
【一】荷兰人的狂妄
1601年，一阵台风把雅克布·范·纳克舰长指挥的荷兰舰队吹到广州外洋，他们首先发现的是澳门。可中国人首先发现的是又一种鬼怪，王临亨的《粤剑篇》里如此记载：九月间，有二夷舟至香山澳，通事者也不知何国人。人呼之为红毛鬼。其人须发皆赤，目睛圆，长丈许……其舟移入大洋后为飓风飘去，不知所适。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眼里的葡萄牙、西班牙及荷兰，全是《西游记》里那般的妖魔鬼怪，如何除怪，那只有老天知道了，等悟空来吧。
西方人一进入中国就被传说成专吃儿童的鬼，后来传教士建立育婴堂专养孤苦的孩子，而有关传教士吃婴孩的谣言，却像野草一样，布扎在整个帝国的黄土地上。悟空没来，1602年，荷兰又来了！荷兰刚刚成立自己的荷属东印度公司，他们派了华威克，他们想打开中国的门户，甚至希望自己像葡萄牙人那样幸运，也在中国海岸有个澳门那样的落脚地。一个中国人为华威克提出了两个建议：第一，以朝贡为名进入中国，不但没人敢阻拦，还能免税贸易；第二，在中国沿海附近杀人放火引起内乱，再帮中国政府平乱，中国政府一高兴，说不定就给一个澳门那样的地盘。华威克没有成功，但是中国商人恩浦所提的建议却被荷兰人接受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科恩认为：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中国法律与国情，与中国的贸易根本无法用和平的方式取得。因此我命令部下，中国人如果不给我们方便，又不愿与我们通商，我们就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在各地攻击他们！
我不知道，为什么葡萄牙、西班牙及荷兰在与中国亲密接触后，都不由自主地要动武。你会说，那是殖民主义的特性。啊，那是教材上的观点，有失简单，我不采用。这里我觉得可以把中国政府比喻作一个讨人嫌男人，其他男人见了他，都想揍他。揍人者固然不道德，但是挨揍者，似乎也引不起我的同情。揍就揍吧，不揍白不揍，揍了也白揍，挨揍者似乎也不长记性。
荷兰是个什么东西，就凭它的国土与人口，直到现在我们中国的“红孩子”仍然鄙视它。可就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国，也太不把俺们堂堂中国放在眼里了，1622年，11艘战舰，载着600名勇士，在莱尔逊的带领下开赴中国！拜托，请多来些人，敢于斗牛的西班牙人，侵略中国的计划书，都写了2万字，并且指明需要4000至6000人呢，一个小不点荷兰，居然只来600人，孰可忍孰不可忍？
莱尔逊远征军的任务是：
1.占领澳门。
2.占领澎湖。
3.与中国开战后，尽可能多地掠夺中国男女儿童，武装移民！进攻澳门的结果是：600名勇士，130名被打死，莱尔逊本人肚皮被打穿！松克继莱尔逊之后成为新的舰队司令，他们在澎湖列岛修筑工事，打算住下来，中国水师包围了他们。在一个中国海商的劝说下，荷兰人退出澎湖，投奔台湾去了。
荷兰人在中国沿海杀人放火，也有心虚的时候，特别是当他们的船上抢来几百个中国青壮劳工而他们只有几十个人时。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荷兰船长威·伊·邦特库在他的《东印度航海记》说：“当我走上甲板，中国人立即让开一条路，拱手跪在两旁——他们犹如羔羊。”
邦特库说，这些中国人之所以这样沉默，是由于这些中国人在国内都听到过一个传言，那就是——中国的国土将被长红胡子的人征服！邦特库只知道中国人信天意，但是他不知道，中国人更怕鬼。这个时候的中国，传说这些红胡子的人专吃中国的儿童。中国人缺少想象力，所以编的那谣言与《西游记》里妖怪吃老猪的吃法异曲同味：其法以巨镬煎滚滚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尽乃可取，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却肠胃蒸食之。我相信中国的百姓绝对相信这个谣言，因为我上初中时还深受这类谣言之害。
当时（1981年）我们全班12个同学考上了外地的重点初中，可我们上学没几天，地面上新出了一种谣言：香港人喜吃少儿少女之肝，每副肝子他们出价700元，700元对那时的我们来讲，可是惊天之价。知道我们的心肝值这么多钱后，我们12个同学集体退学，再也不敢步行十几里地上那外地的重点初中了，幸好家里的初中接受了我们，否则我现在可能是家里一个养兔专业户的媳妇儿或者一个民工的媳妇儿，天天眼巴眼地在家数毛票呢。我承认，中国人是勇敢的，但是这种勇敢，不包括面对鬼的时候。中国人需要时间，将近二百年之后，中国才出现一个庞大的打鬼队伍——义和团！只是最后发现鬼越打越多——八国的鬼都来了，义和团的符法和咒语，也都不灵验，这才歇了！
【二】荷兰人经营台湾
那时的台湾可不是今天的宝岛台湾，尽管那时的台湾是美丽的，但是，对荷兰人来讲，并不是宝，它们依然没有办法直接与中国做生意。但是台湾还是要经营的。当时的台湾，盛产两种生物，一种是鹿群，一种是猎鹿为生的野人。上岛的传教士发现，这些土人秃子打伞，无法无天，只有俩爱好——猎鹿头，割人头！传教士甘第爹士（原名C.Candidius，我不知道中国这些爱国翻译家们在翻译这些鬼名时，是怀了如何的恶作剧心理，要我翻译，必定翻译成这样：干弟爹死，估计可以大长我民族威风的）给野人们讲《圣经》中那些动人的博爱故事，发现这些野人根本听不懂。但是他们割起人头来，很利索的。1629年，60名准备征讨淡水的荷兰士兵，被土著们集体割了脑袋。甘第爹士给台湾的荷兰长官出的主意是：如果要让土著人敬畏荷兰人，对荷兰人有好感，惟一的办法，用割人头来回报割人头！所以荷兰人在台湾的最初10年里，主要任务就是割台湾土著的人头。土人割个差不多，他们抢汉人，并且设法让汉人自动移民到台湾。大量的福建汉人，移入台湾，台湾日渐变成了宝岛！
【三】荷兰人是可以下跪的
荷兰人在经营台湾的时候，中国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农民小流浪儿小和尚朱元璋打下的那个大农庄，被一根上吊绳儿一棵歪脖树结束了。尽管最后一个姓朱的小农民，像现在所有的贪官一样，在面对着上吊绳才会发出“何以生帝王家”之类的何必当初的悔言来，但是不得不承认，中国所有的执政者，即使明知有上吊绳，也还是要奔它而去的。
这次把上吊绳抢到手里的，是满人，爱新觉罗家！荷兰人一看爱新觉罗家做上了新版主，就巴巴地来报到，他们想用和平方式取得与中国的贸易权！
1656年7月份，荷兰使团到达北京！同时在北京等待大清皇帝接见的，还有吐鲁番使团和俄罗斯使团！
吐鲁番使团和俄罗斯使团很让荷兰人看不起，前者土里土气，后者傻里傻气。特别是后者，在北京呆了四个月，坚决不给中国皇帝叩头，结果被赶走了。荷兰使者认为，为了那种自以为是的尊严而付出不能通商的巨大代价，太不值得了，不就是三跪九叩吗？我们学还不成吗？
荷兰是个好学生，他们学会了三跪九叩，也见到了顺治皇帝，尽管他们发现，跪下去最难受的不是膝盖，而是如何保证头上的帽子不掉下来，但是他们毕竟跪得像模像样的。这一像模像样不打紧，顺治皇上一高兴，请他们吃饭，喝茶，赠他们中国土特产，更重要的是，准许他们每八年来皇宫叩头一次——八年朝贡一次！
这时的荷兰人才发现，傻里傻气的不是俄罗斯使团，而是他们自己！原来跪，是跪不出一个中荷贸易的！
荷兰人没有想到，他们这一跪，惊动了另一个国家的鬼子——英国佬们！荷兰人的下跪，成了英国报纸的头版新闻。一百多年之后，英国佬才有幸亲自领教中国的跪式文明！这当然是后话了。
披着宗教外衣的鬼也来了
历史上，西方传教士一厢情愿地要把他们的上帝移植到中国人的脑袋里，为此，他们付出了诸多努力，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问题是，这边厢的异教徒根本不信这个邪。有人说，中国的土壤，不适合科学的生存；要我说，中国的土壤，同样不适合宗教。中国人什么都信，但是什么又都不信。信鬼，但是更哄鬼，骗鬼，经常给鬼一点好吃的，烧烧香，然后直言不讳地要鬼上天给自己说好话，求吉祥。甚者，中国人自己还会装神弄鬼，闹起义都是这样。陈胜玩篝火狐鸣，张角玩符水治病，洪秀全玩鬼魂附体，义和团玩刀枪不入。
这种情形之下，传教士即使把上帝弄到中国来，中国百姓也会把它信得面目全非。以我的老家为例。我上大学后，邻居还在游说我加入他的基督教。为了吸引大家入教，他那游说词早中国化了：加入吧，加入了，有上帝保佑，就不会出现灾祸了。比如俺家铁蛋，钻桌子底下把我药老鼠的麻烫（油条）给吃了，铁蛋都翻白眼了，最后我一唱圣母玛丽亚，俺家铁蛋就醒过来了。
还有，俺家虎妞走路不小心，掉到一个废井里，拉上来后，发现没伤着一点皮毛，不是上帝保佑是什么？还有，俺家铁蛋拉着牛尾巴玩，牛疯了，拉着他跑了老远，从井口上跳过去，俺家铁蛋也没事，还是上帝保佑着呢……我这邻居说的事绝对是真的，全村皆知，有人亲眼看见的，但是我不认为这跟上帝有什么关系，但是不少人认为，可能有关系。我们邻村的一个姑娘，在镇里做了阑尾炎，基督徒就找她娘游说去了，她娘一听，加入基督教就不用在医院输液了，省好多钱呢，就全家入了，把姑娘也拉了回来。十几天之后，姑娘发炎到无法治愈的地步，上那边找上帝去了，时年22岁。如果不是这件事，她当年就会嫁到我们村的。如果这些西方传教士知道中国乡下百姓就是这样信他们的上帝的，我不知道，他们那种传教的信念以及殉教的精神，会不会打折扣，更何况，中国史书一直把他们定性为“披着宗教外衣的文化侵略者”。现在，我们就看看他们是如何侵略的吧。
【一】明以前的宗教文化侵略
唐朝的时候，就有披着外衣的传教士混到了中国。贞观九年，波斯主教阿罗本携带《圣经》来到长安，唐太宗毕竟不是纯汉人血统，身上更多的是蛮人那种傻冒精神，不知道夷夏之大防，竟派名相房玄龄亲自带仪仗队到郊外迎接去了。不但待如嘉宾，还把人家请到宫里切磋教义，切磋的结果，傻小子特别下令准其在中国传教，是为景教——古代基督教的一支。
后来景教受到了佛教的攻击，更受到中国儒生的攻击——当然中国儒生也攻击佛教——认为景教逾过了华夷之线，景教教人不忠不孝。太宗的后人也越来越聪明，夷狄之身慢慢进化得有了华夏之心，华夷之别的思想越来越严重，所以，开始抑制景教了。唐武宗时，下令禁教，景教在中国消亡。
元朝建立以后，景教再次传入，天主教也尾随而至，基督文化在元朝得到较大发展，这跟元朝统治者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记载了忽必烈如下一段话：人类各阶级（翻译者的翻译问题吧，那时候忽必烈就使用阶级概念，太神了）敬仰和崇拜四个大先知，基督教徒把耶稣作为他们的神，撒拉逊人把穆罕默德看成他们的神，犹太人把摩西看成他们的神，而佛教徒则把释迦牟尼当作他们的偶像中最杰出的神来崇拜。我对四大先知都表示敬仰。
从忽必烈这段话里，我们可以发现，他简直是个夷人“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至于他本人，也类似蔡元培倾心欧美自由一样，倾心于基督教。马可·波罗是如此评价忽必烈的信教精神的：他显然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是最真实而且最好的，因为他看出这种宗教的信仰者所担负的使命，都是充满着道德和圣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