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令人悲哀的并不是皇帝杀了几个文人，而是皇帝这般杀文人，导致三个恶劣的传统：其一，文字的解释权归皇帝本人；其二，文人之间的攻讦之风，说得不好听些，是狗咬狗；其三，也是最坏的一个传统，文人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也就是，官方可以随便跑你家里，收你的书信。这一传统，在“文革”时被发挥到极致。至于知识分子，更有把书信自动上交组织的。这种做法，在现代的中国家庭、中国教育界，遗毒还不少，比如家长、教师理直气壮地私拆子女和学生的信件。侵入私人空间，不但没有耻辱感，反而有很强的道德感，这种传统，也算是世界一绝了！
文字狱搞得最有声色的，当数朱元璋。皇帝生日或节日，各地官吏都要上贺表，虽然是些陈词滥调，朱皇帝却很喜欢。问题是文字狱不是个科学问题，遵循的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些游戏规则，所以，马屁没拍好，却拍没了自己的小命。有些马屁文章，内有“作则垂宪”、“睿性生智”、“天下有道”等词。朱老师将“则”念成“贼”，将“生”念成“僧”，“有道”读成“有盗”，将“光”理解成“秃子”等，如此讽刺全国人民的导师，不杀你杀谁？
有些知识分子也不傻，隐居不仕，不陪朱老师玩，惹得朱老师老大的不痛快，说：“安有怀大材，抱厚德，视君缺佐，目民受殃，恬然自处者？”总之，不出面帮助皇帝治国平天下，就不是好人。儒士夏伯启自断手指拒绝出仕，朱老师一听急了：“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身体而已，而保命在君……今去指不为朕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最后，夏伯启被抄家枭首。朱老师由此规定：士大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也，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总之，惹不起，也躲不起，只有掂着小命陪皇家玩到底了。
【四】清朝的文字狱
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一面采取招抚办法（按梁启超的说法，那叫诱奸），一面对不服统治的，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就在康熙帝即位的第二年，1663年，有官员告发，浙江湖州有个文人庄廷，私自招集文人编辑《明史》，里面有攻击清朝统治者的语句，还使用南明的年号。这时候，庄廷已死去，朝廷下令，把庄廷开棺戮尸，他的儿子和写序言的、卖书的、刻字的、印刷的和当地官吏，被处死的处死，充军的充军。案件前后株连数百人。
公元1711年，又有人告发，在翰林官戴名世的文集里，对南明政权表示同情态度，又用了南明的永历帝的年号，就下令把戴名世打进大牢，判了死刑。这个案件牵连到他的亲友和刻印他文集的，又有三百多人。
雍正帝统治下，文字狱也更多更严重，最出名的是吕留良事件。
吕留良也是一个著名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没有成功，就在家里收学生教书。有人推荐他博学鸿词科，他坚决拒绝了。官员劝他不听，威胁他也没用，后来他索性跑到寺院里，剃光了头当和尚。官员们也拿他没办法。
吕留良当了和尚之后，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书里面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幸好书写成了，没有流传开去，吕留良死了，更没被人注意。
有个湖南人曾静，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了个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
张熙一到浙江，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他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约两人见了面，四个人一商量，就估摸着想推翻清王朝。
他们懂得，光靠几个读书人办不了大事。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琪，掌握很大兵权，因为讨伐边境叛乱的时候立了战功，受到雍正帝重用，就想利用岳钟琪反清。可笑的是，他们的策反策略全是书生式的，试看张熙如何劝说岳的：“将军跟清人是世仇，您难道不想报仇？”
岳钟琪：“这话从哪儿说起？”
张熙说：“将军姓岳，是南宋岳忠武王（就是岳飞）的后代，现在的清朝皇帝的祖先是金人。岳王当年被金人勾结秦桧害死，千古称冤。现在将军手里有的是人马，正是替岳王报仇的好机会呢。”
最后的结果是，这个所谓的岳飞的后代，从张熙嘴里套出全部情况，把他们一窝儿告发了。严格来讲，这案子不单单是文字狱，因为它真的是反革命案件，一点也不冤。至于其他，则大都是冤的，比如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音bì）字，雍正帝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忽忽，恶心我们大清民族不识字，诽谤嘛，杀！
雍正时有一个典型的文字狱案，叫查嗣庭试题案。查嗣庭是康熙朝进士，后官至礼部侍郎。雍正四年（1726），查嗣廷在江西做正主考。根据科举八股文命题的惯例，他选《诗经·商颂》上的句子出了一道“维民所止”的命题。不料却被人告发借出题名义用“维”、“止”二字影射“雍正无头”，讽刺时事，居心叵测。于是雍正下令将查氏革职问罪。结果，查嗣廷在狱中冤死，仍被处以戮尸枭首，子辈株连死罪，家属流放。
乾隆在搞文字狱方面，绝对不亚于自己的父祖们，乾隆二十年（1755），皇上看胡中藻不顺眼，便命人暗中收集胡中藻所出试题及诗文，以其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中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七字，指责诋毁乾隆年号；以其所写《坚磨生诗抄》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指责故意在清国年号加“浊”字；诗中还有“与一世争在丑夷”、“斯文欲被蛮”等句，因有“夷”、“蛮”字样，被说成是辱骂“满人”；又有“老佛如今无疾病，朝门闻说开不开”句，被指斥是讥讽乾隆的朝门开不开。总之，数罪并罚，胡中藻被判处斩首。
科学家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把跳蚤放在桌上，一拍桌子，跳蚤迅速跳起，跳起的高度均在其身高的100倍之上，堪称世界上跳得最高的运动员，这一点，倒跟知识分子的超越性有点类似。可惜的是，科学人员在跳蚤的头上罩上一个玻璃罩，再拍桌子，跳蚤一跳，碰着了头，再拍，再跳，再碰，连续多次后，跳蚤适应了玻璃罩，不再跳那么高了，每次跳跃，总会保持在罩的高度以下。科学家继续改变罩的高度，跳蚤也跟着改变自己的跳跃高度，最后，玻璃罩接近桌面，再也没有跳跃的空间了，于是，跳蚤变成了爬蚤。
如果说科举的八股制文让中国知识分子终身俯在了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上，那么，高悬在头上的文字狱，则犹如跳蚤头上的玻璃罩，于是，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慢慢地集体趴下。清朝学者钻进书斋，趴到了故纸堆里，大搞特搞繁琐不堪的考据之学了。
其实，最让人悲哀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帮助统治者打江山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给自身打造一个安全的堡垒。这一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跟农民这个阶层一样的懵懂无知，只是被人利用的工具而已。站在这个角度，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盲草民们又有什么区别呢？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理学分析
【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招安情结
学而优则仕，是儒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外在规范。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科举小桥的单一性选择机制的确立，读书做官，逐渐内化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理自觉，这种心理自觉，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招安情结。虽然历史上有着众多的文人不与新王朝合作的例子，但是一旦新的王朝逐步走上了正轨，知识分子们就不再忸怩作态了，这一点，明朝的士大夫们与清朝的关系就可略见一斑。而《水浒》里梁山好汉的招安情结，又何尝不是明朝士大夫们的心态反映呢？招安与归顺，中国知识分子永远的悲剧。
【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臣妾心态
先秦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统治者面前有三种选择：师，友，臣。自从秦皇开了以吏为师的传统，他们在强权面前，再也没了师的光荣。
至于友，也是没影儿的事。中国帝王们，还没见谁把知识分子当朋友呢，当然，临时做朋友倒是可能的。比如刘邦起事的时候，萧何、曹参等都是知识分子型官吏，跟刘邦的关系，有那么点友的交情。可是随着政权的建立，他们就慢慢沦落为臣了。
为臣也不错，如果真应了孔子所谓的“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话。问题是，中国的强权，或者说政治，就是那么一介武夫，大臣面对他，只能是臣妾的待遇。基于这个层面，知识分子的学而优则仕，还不如说成是“女大当嫁”。中国文人被罢官，犹如小女人被休回娘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屈原沉河，与其说是爱国，还不如说是殉情！
【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怨妇心理
与臣妾心理相伴随的，就是怨妇心理。中国文人最擅长的，就是怨妇文学，也叫弃妇文学。色衰爱弛，秋扇见捐，长门宫漏，寒鸦日影，文人之所以能把弃妇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不得不承认，他们有共同的心理体会。比如白居易的《琵琶行》，老大嫁作商人妇，门前冷落车马稀，我们现在读来感触并不深，可江州司马青衫湿，你要单以为咱的大文豪是为了小女人的丈夫老不归家而流泪，那就太小看咱的文豪了。听别人的小曲，浇的是自己胸中的块垒，大文豪在强权面前不再得宠，被贬千里，犹如娘娘被打入了冷宫。白居易为商人老妇泪洒青衫，还不是一样的心理感觉——失宠？
【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争宠心理
既是臣妾，那么妾与妾之间的这个关系也不好处，大家争宠献媚，免不了争风吃醋的。我们老说文人无行，文不如妓，就是这个方面的原因。邹阳在自己的《狱中上书自明》里说：“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连豪迈千古的李白都知道“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许皇后与赵飞燕争宠，武媚娘套牢李治，这些女人的媚功与手腕，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会，只不过水平有高有低罢了。韩非子的故事里，有个叫郑袖的小娘们，乃是荆王爱妾。荆王新得美女，郑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为近王，必掩口。”美女入见，近王，因掩口。王问其故，郑袖曰：“此固言恶王之臭。”及王与郑袖、美女三人坐，美女近王，数掩口。最后的结果，傻丫头的鼻子被荆王割掉了。郑袖这一小手，真宗年间的参知政事王钦若就玩得特圆。
众所周知，真宗年间，寇准做了宰相，又做了件千古牛事：当时辽国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御驾亲征，挥军南下，真宗吓坏了，大臣们都说跑吧，只有寇准说不能跑，最后半带强迫性地让真宗与他一块儿到了澶州城下，结果宋军士气大振，打了胜仗，真宗乘胜签订了城下之盟。从此之后，寇准更牛了。有一天，真宗召见大臣，寇准未等散朝先行一步，真宗目送寇准离去，一旁的王钦若吃醋了，说：“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是否因为他有保卫社稷之功？”真宗点头称是，王又说：“澶州之战，陛下不认为是耻辱，反而认为寇准有功于国，这是为什么呢？”真宗一听傻了，问：“为什么呢？”王钦若说：“兵临城下订盟，为《春秋》所耻。我们的澶州之战，就是城下订盟。以陛下大国皇帝这样的尊贵的地位，而订城下之盟，还有比这更大的耻辱吗？”真宗一听，说得也是。王钦若继续加“太太牌”酸醋：“陛下听说过赌博吗？赌钱的人在钱快输光的时候，就把剩下的钱全拿出来做赌注，这就叫作孤注。寇准让陛下亲征，就是拿陛下作孤注一掷，陛下想过它的危险性吗？”
陛下一想，寇准就危险了，结果寇准被打入冷宫——贬下去了。
再比如，唐高宗李治的王皇后为与萧淑妃争宠，不惜屈节接武则天回宫，与武则天合伙整萧淑妃，萧淑妃被整倒以后，王皇后才发现自己最大的敌人乃是原来的同伙武则天！文人中类似的例子还不少，这里欢迎某些人士前来对号入座啊。
【五】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好女不嫁二夫”的贞洁心态
好男不事二君，好女不事二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贞洁观与中国女人的贞节观完全可以相提并论。而且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女人贞节的高峰时代，与知识分子忠贞的高峰时代完全吻合。明朝时的中国女人最讲贞节，而那时的中国士大夫也最讲气节。兴起于崇祯二年（1629年）的复社，原本不过是一个以复兴古学、切磋学问为宗旨的文人社团，但他们的宗旨似乎更重气节。明朝时，中国寡妇再嫁被认为是奇耻大辱，而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也是至死不嫁清王朝的。陈名夏、洪承畴等几个改嫁了，历史书籍怎么恶心他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