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效果还是不甚理想，元璋就有点不耐烦：我想清除贪官污吏，奈何早上杀了，晚上又有犯的，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元璋忘了，老子云：“官”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元璋当皇帝当到第十八个年头，终于发出了如下感叹：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俱久，俱系奸贪。（参见《明朝小史》卷二）。皇帝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提拔重用的人，当官久了，都成奸贪之人了。他整不明白，我们更不明白了。洪武二十五年，元璋颁行《醒贪简要录》，这东西虽然无缘得见，但估计跟我们一度流行的，政府提倡官员们携妻观看的《生死抉择》《大雪无痕》相类似，也就是给正在贪污的官员提个醒，没别的意思。
英明如雍正、乾隆，也对反贪无可奈何，无奈中，始创养廉银。养廉银制是年羹尧提出的，但年是个大大的贪官，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如今，我们一直嚷嚷着给公务员加薪，估计内里也有个养廉的意思。当然，给公务员重发养廉银的呼声私下里也有，只是大家忽略了一个前提条件：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于是乎，古代反贪，出现了以下几种怪现象：
第一，越反越贪。据有关人士查史料，有关贪污之记载，远古至先秦，七十八起。秦汉至唐末五代，四百六十起。宋代包黑子云：“黩货暴政，十有六七。”宋末，更是廉吏什一，贪吏什九。明代，《明史》载：“贪官污吏遍布内外。”清初，林起龙奏称：“今贪官污吏遍天下。”
第二，越贪越狂。东汉桓帝的弟弟勃海王刘悝向宦官王甫行贿五千万钱。敢接皇帝弟弟的贿赂钱，够狂；明代隆庆皇帝登基前三年，达不到皇上的“例有赐给”，不得不向权贵严世蕃馈赠银子1500两。敢接皇子的贿赂钱，更狂了；清代年羹尧事败抄家时，抄出现银百十万两。有人计算，当时省级大员年俸150两银子，年家的现银就相当于7333个省级大员的年俸收入，也够狂的。至于和珅，财产多到没法计算的地步，大家只约摸知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至于嘉庆吃撑着了没，大家也不得而知，后来梁启超给统计出一个数字：和珅家产八亿两，相当于清政府十年的财政收入，和大人简直是狂贪无边了。
第三，贪中反贪。现代也有人提醒，要警惕用腐败的方式反贪，其实贪中反贪古已有之，我们再警惕也没用。仅举一例：山东巡抚陈祖辉，贪。乾隆令浙江巡抚王亶望前去反贪。王反着反着，自己就私吞了一部分。事露，再派和珅前去反贪，和珅又私吞了王家一部分财产，并猎获王家绝色少妾吴卿怜据为己有，改用一句歌词，可谓是“贪污着你的贪污，腐败着你的腐败”。
下面我们分析一个问题，封建统治者反贪决心与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什么贪污却不可遏止呢？按我的看法，有以下几种原因：
第一，端坐于金字塔顶端的最高统治者及其家族，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贪污群体。皇家的排场、奢侈与权威，对下层官员构成一种致命的威胁，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致命的诱惑。否则项籍与刘邦不会在看到始皇的仪仗后，一个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一个悄悄地立志“大丈夫生当如此也”。总之，皇家集团的存在，恰好构成了贪官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话太正确了。历史上的贪官惩而不绝，前仆后继，皇家的示范作用不可低估！
第二，庄子云：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这话也太正确了。皇家与它手下庞大的官僚集团，同属一个窃国团伙，两下里联合统治、剥削人民。遗憾的是，大盗小偷之间各层次经常出现分赃不均的情况，比如《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看看，打完天下后，兄弟们光争功就争了一年多。当然了，以后的和平日子里，分赃争斗的主要表现形式，当为贪污与反贪。总之，皇家统治比较强大的时候，贪污有所收敛；皇家统治比较薄弱的时候，贪污比较嚣张。新王朝初期较好，王朝末世最糟。
第三，专制制度与官僚体制，是造成贪污不止的组织与技术原因。西哲云：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腐败。吴思更是感叹：恶政下，皇上也是冤大头。也就是说，制度与体制的原因，导致皇帝也无可奈何。朱元璋有此体会，康熙更是黑天白夜地为此发愁。打一个比方，肉是臭的，却不想让它生虫，成吗？
第四，中国封建社会，没有确立个人财产私有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导致有钱阶层缺少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与保障，至于有权阶层，更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社会之财，缺少理性的使用与法律的保障，它除了供有权有钱阶层醉生梦死疯狂消费之外，似乎无其他用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分析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因果关系：清教徒不反对合理地获取财富，只反对非理性地使用财产——当消费的限制与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资本的积累。很不幸，中国的封建体制恰恰是将消费的无限制与权力活动的自由结合到了一起，其后果就是不可避免的贪污！
第五，统治阶级对官僚集团推行“敬德保民”之教化，但历史证明，这种教化是失败的。马克斯·韦伯认为：历史上每个统治集团都希望使自己的统治具有合法性，他们追求合法性的手段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强制手段，一种是通过意识形态的调整与灌输。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兼用两种手腕，先用武力夺取政权，或者说夺取政权的时候，就搞出诸多“篝火狐鸣鱼腹丹书”之类的君权神授来，至不济，也要搞个出生时“天降流星，祥云绕梁”的把戏。像刘邦那样的无赖，居然也是刘大妈在野地里神龙附体搞出来的。这把戏多了，傻瓜都不信了，何况读书读到死的官僚集团？皇家是什么东西，官僚们心知肚明，所以，当皇家号召官僚们“武官不惜死，文官不爱钱”时，我不知道，官僚们是如何在肚里冷笑不已的，我只知道，大家伙儿谁也不傻，导致上层统治者的道德呼唤，撞到了历史的厚墙之上，我们只听到了空洞的回声！
第六，某种程度上，最高统治者希望手下有点小小的贪心，否则，统治者就寝食难安了。举两个例子，一例，《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汉高祖刘邦在前线灭黥布的时候，后方仅靠萧何一人。萧何把后方的政治军事做得非常好，刘邦这无赖反而不放心了，“数使使问相国何为”。萧何因为刘邦在外统军，就全力安抚百姓，甚至把自己的全部家产捐出佐军。一门客对萧何说：坏了，老大要怀疑你了。你身为相国，功第一，还一直这么做好事，得民心，皇上能放心你吗？这幕僚建议萧何做些问舍求田自贱其名的事儿。司马迁惜字如金，只说“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但我们不难想象，肯定有人给刘邦告密，说萧何侵占民田，霸占民房，刘邦这小无赖一听，估计俩小眼儿马上笑成了一条缝儿：好啊，萧何原来只是个贪官，并无“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生当如此”之类的意思。
无独有偶，《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载：王翦将军带兵60万前去攻打楚国，临行前向秦王政“请美田宅园池甚众”。秦王政说：赶紧走吧，将军您还担心贫穷吗？王翦回说：给大王做将军，不是每个人都能封侯的，乘着大王相信我，我就赶紧给俺子孙要求点产业呗！此话一出，司马迁的记载是“始皇大笑”。哎，王将军要的就是这一笑。老头率军出函谷关之前，竟五次派人回城向秦始皇请求良田。有人认为他做得太过分了，再怎么着也不能这么贪嘛。他说：“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嘿嘿，这老头儿也太聪明了。放到现在，一些单位在搞张榜捐款的时候，也有类似的微妙。比如现在流行的摊派性质的捐款，书记捐五百，科长就只敢捐三百二百的，捐多了，什么意思嘛，想当书记还是咋的？所以，偶尔贪污一下，反而是在向上级表忠心：看看，哥们儿胸无大志，只图个吃喝，绝无二心，领导你就放心吧！一句话，有时候你不贪污还不行，愣要当什么清官好官，领导往哪里摆？
古今贪官对比
赖昌星红楼案发后，顿使人有今夕何夕之恍惚：古今贪污，居然惊人的相似。但是有心总结一下，会发现，古代贪官更不容易：
其一，古代贪官不像现在的贪官，从小接受了唯物主义的思想教育，相反，他们只有一个唯心主义，信鬼神，信因果报应，所以，要他们伸出罪恶的手来贪污，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其二，古代不流行纸币，贪官们要贪，总是些金银珠宝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比起现在的存折、支票、股票来，那是笨重多了，既无法藏到卧床的铁栏杆里，也无法匿到烟酒盒里，总之，古代当贪官，风险也太大了。
其三，古代法律野蛮落后，不讲理。哪像现在，法律文明，且具人情味儿，往往是一人贪污，幸福全家。而古代呢，一人贪污，全家没收不说，弄不好，还株连九族，所以，古代要想贪污，不下狠心是不行的。
其四，古代贪官根本不知华夏之外，尚有其他文明国度，所以他们不会脚踩两只船，不会一家两制，不会一人在国内贪污，全家在国外定居，至不济，也要提前办好撤退的护照，一有风吹草动，赶紧脚底抹油——溜之乎也。古代贪官，搂着大堆的金山银山，不知逃向何处，不知奔向何方，又没有洗黑钱的可能，很悽惶的。
其五，古代贪官缺少表演才能，更无机会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制造清廉魔术。比如成克杰，在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中，一提灾区百姓，那是声泪俱下：看到灾区人民受苦受难，我真不好受啊，这些人也是爹娘生的，也是有血有肉啊，我也是爹娘生的，也是有血有肉啊，他们好苦啊……我要书写一些老百姓永远不会忘怀，认为我没偷懒，正努力为他们做贡献的历史，当然，我绝不会书写相反的历史。这镜头，若让古代贪官得知，他们当会脸红不已的：一提老百姓，眼睛就出水，这功夫咋学的呀！
其六，古代贪官口才不怎么样，也不机灵。一代巨贾兼贪官胡光墉，事发后也只会怅然逝去，既不会糟踏老百姓——说什么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把自己混同为一般的老百姓了，好像老百姓都是大贪似的；更不会糟踏人家资产阶级——说什么自己受了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总之，古代贪官要想忏个悔，找个堕落的借口，不如现代贪官容易。
当然，古今贪污也有类同之处，比如一犯一窝，古今类似。乾隆1781年，王亶望一案，同案犯70人，处死22人。现代，沈阳慕绥新一案，跌倒16人。还有，河南一个小小的卢氏县，一下子双规80名干部，其中，全县19个乡镇党委书记无一幸免，全部一锅端了。只不过，现在流行人道人权，现代贪官们被处死的机会远远小于古代贪官了。
我的看法
【一】人性的原因
关于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作为哲学命题，我们争论两千多年了。对于人性，老圣人也曾经有过怀疑的，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荀子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走向善。而韩非子干脆认为，人再怎么教育，人性还是恶的，所以他老兄搞的是恶狠狠的“法制”。可是作为政治命题，我们却一厢情愿地认定人之初，其性本善的，所以我们的所有政治及其相关建设都是基于这么一个前提而成立的，导致我们自古以来的统治思想都有“敬德保民”。
善恶论争论已经几千年了，这里我不想陷于争论的泥沼，我有我自己的说法：人之初性本贪！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先生在2002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提出：我们不否定道德说教，但是作为经济学者，我们首先注重的是制度。而且我们制度的设计和制度的建设一定要以人道德不好为出发点，要以人之初性本恶为出发点。当然我不是假定人之初性本恶。
樊纲不想假定人之初性本恶，但随后却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人的本性是贪婪的。马克思曾这样概括资本的特性：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2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敢冒绞首的危险。资本的背后是人，资本的特性，说穿了就是人性。
人性是贪婪的，而贪官，却是大大发扬了人之初的本性。所谓的人之初，一是指人类的幼年，二是指人的幼年。我们的贪官当是两种幼年病的综合——第一是还没有进化完成；第二是还没有长大。去年我曾写篇杂文，题目就是“要把贪官当孩子”，说的也是这么个意思。三岁以下的孩子没有你我观念，见什么东西都以为是他的，特别是在商场里。三岁以下的孩子撒尿不找厕所，以为处处都是厕所，理直气壮地随地便溺。我们的贪官，便都是三岁以下的孩童了。可惜，如何处理这些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如何帮助他们早日进化为成人，好像办法不多。
【二】制度与体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