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标题，大家可能就有疑问了：贪污是文化吗？我说，可能吧，因为在中国，贪污早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了，再不客气点儿，我们甚至可以推断说，贪污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
寻找“贪”字早期的仙迹
其一、“徇财曰贪，玷官曰墨”。（见于宋代《册府元龟》卷307《外戚部·贪黩序》）
其二、“贪以败官为墨”。（见于《左传·昭公十四年》）
其三、“贪夫徇财，烈士徇名”。（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其四、“贪人败类”。（见于《诗经·大雅·桑柔》）
从这些最早的有关贪的记载里，可以看出，贪官是以谋求财产为标志的，谓之“徇财”。“玷官”是“有污点的官”，我觉得叫“脏官”最合适不过了，至于“墨”，其原意是指“贪污不廉洁”，可叫作“赃官”。这里我们就可以下定义了，贪官，是以追求财产为目的的官员，其表面是黑的，其本质是肮脏的。问题是这么一种肮脏东西自古就有，后来居然层出不穷，越涌越多，导致我们不得不把它列为文化现象之一种来进行研究了。
中国从尧舜时期就开始反贪，可是后来贪官居然层出不穷，越反越多。贪官始于何时
其一、始于“汉时”。（见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十三《除贪》）
其二、“西周时已有贪污受贿的记载”。（见刘泽华、王兰仲《论古代中国社会中的贪污》，载《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其三、认为自“殷商以降，跟着私有财产制度和阶级国家的成立，贪污遂成为统治阶级的职业”。（见翦伯赞《贪污列传序》，载《新华日报》1945年9月2日版。）
其四、贪官大约在原始社会晚期尧舜时期即产生，迄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见周怀宇《贪官传》序。）
有关贪官起源的时间，就这么四种说法。也许我这么一种排列方法很让人泄气：华夏文明有多悠久，那贪污历史也就有多悠久，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伴随着五千年的贪污史！
传统贪污之手法
贪污不外是贪钱、贪权、贪色这三样，现在的贪官不成器，在这方面也没有创新能力，时至今日，仍是钱、权、色三字。至于贪污手法，古今似乎也没什么大变化。这里，拣关键的说几种。
【一】买官卖官
现代国人比较实在，买官卖官就叫买官卖官，一点儿也不含糊，可古代比较文雅，不这么叫，客气地叫作“赀选”，“赀”，指财货，“纳赀”，指向政府交纳金钱或财物，拜官授爵。故“赀选”又叫“卖官鬻爵”。而国家政府，就是个最大的卖主。
秦时，纳粟授爵。西汉文帝时，为了培养民众抵抗匈奴的爱国情操，政府“令边民入粟边”，拜爵，同时，又颁布纳赀钱可为官的法令。中国的卖官制从此大兴。更奇怪的是，这种卖官制始建的初衷竟是为了反贪：西汉初，中下级官吏俸禄不高，恐家贫者为吏，必贪，故也。按当时的行情，交钱十算（十万钱）乃得为官，有市籍的商人，不得为官，遂造成“贾人有钱不得为吏，廉士无赀又不得为官”的局面。景帝时，鉴于廉士寡欲易足，赀算四得为官，也就是说，皇家卖官打了折扣——四折，算是优待廉士们。《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里说，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中国史料向来不屑于数字的精确，所以，一代名人司马相如到底用多少钱换来一“郎”之职，景帝给他打了几折，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至于汉代有名的清官张释之，居然也是“以赀为骑郎”，后升至廷尉，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买官去当清官，可见古人为人民服务之觉悟甚高。
武帝后期，自由之风甚炽，大开卖官之范围。东汉中后期，卖官几成国家财政主要收入。汉灵帝一代明君，在售官方面做到了公开透明，童叟无欺，在京城皇宫宫门外，公开贴榜，标价出售。《文献通考·选举八》载：崔烈出钱五百万买了个司徒，灵帝后悔打折太低了，说，我真有点后悔，太便宜了。《资治通鉴·卷五八》载：巨鹿太守司马直是个清官，灵帝因“以有清名”而减价，让他出三百万钱升官。吴思给司马直算了一笔账：太守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兼省长，俸禄每年两千石，按当时的粮价折算，应该是二千万钱，皇帝让司马直出钱三百万，便宜透了，打折不足二成。问题是，三百万的钱相当于太守十九年的工资总和，不打折，则相当于太守一百二十八年的工资总和。最后的结果是：司马直二折的钱也拿不出来，请辞，上不准，司马直自杀！
到了清朝，赀选改称捐纳。雍正时期担任过兵部尚书、刑部尚书、直隶总督的李卫，就是康熙年间捐纳出身的。详情参见《清史稿·李卫传》。乾隆时，每年卖官收入300万两白银，子比父强，嘉庆时则达到400万两。
【二】买法卖狱
在中国办案，靠的似乎不是律师的专业本事，而是非专业之外的交情，比如他给你办案，向你吹的，不是他自己的法律知识和辩才，而是他跟法官的交情。而这交情，一靠熟，二靠钱，我把它总结为买法卖狱。如果不信，请看方苞的《狱中杂记》。清朝文学家方苞蹲过中央级的监狱，遂成《狱中杂记》之名篇。篇中说：犯人临刑前，有人会找你谈心。如果是凌迟处死，刽子手可以先刺你的心，也可以先卸你的胳膊腿儿。如果是绞刑，可以一上架就断气，也可以绞上它个两三回。总之，一切全看你的意思了。意思够了，就给你来个痛快的死刑，意思不够，叫你生不如死，死又不得好死。
看了方苞的文章，你就会明白，武打影片里的死刑犯临刑前跟刽子手说的那一句“哥们儿，来点痛快的”，竟然全是虚的。如果没有银子打点，你临死找痛快，没门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李大钊就是被缢了三次才死成的。维新人士谭嗣同“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地走上了刑场，他却不知，他的家人为了他能全尸，费了多大的周折。谭受的是“斩刑”，斩刑也有诸多讲究，一刀下去，头滚老远，痛快是痛快了，可家人不愿看见人首分离的惨象。如果一刀下去砍不死，需要再补一刀两刀的，更不是个意思了。最高级的斩法是，一刀下去，头断皮连，人即咽气。后人再出钱找人，用专业手法把死者的头与脖子缝到一块才好下葬。问题是，要想得到如此斩法，需重重地下贿钱，否则刽子手不干！
一个社会，若出现上述两种贪污现象，整座大厦就完了。大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各种贪污小伎俩层出不穷，更关键的是，似乎也用不着什么伎俩，只要当个官就行，直接往家拿就是了。试举一例，淮军统领卫汝贵，临上朝鲜作战前，领饷二十二万，老小子一点也不含糊，先往家里送了八万，嘿嘿，够黑的，将近百分之三十的回扣啦。
古代中国如何反贪
【一】尧舜时期，中国即开始反贪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得澄清三个侧面：一、那时候是否有官员？二、是否有反贪条例？三、是否有贪官落马的事实？当然，如果能找到尧舜时期就有反贪局的史料记载就更好了。
众所周知，尧舜时期的社会组织是一种松散的部落联盟，即我国原始社会中行将崩溃瓦解的父系社会晚期。其时生产力相对提高，产品有了剩余，占有剩余产品的私有制已逐步形成。为了维护这一制度，国家机器胚胎开始形成，氏族中的贵族阶层联合起来，设立百官，统称为“百姓”。《尚书·尧典》上有“平章百姓”的记载，含义就是“处理百官事务”，同时还记载制订了“五刑”。尧用舜做自己的辅佐大臣，舜修订并放宽了“五刑”，用“流放”代替死刑，同时在“五刑”中确立“官刑”，说明当时对官员有了专门的约束。不服从“官刑”，就要受到处罚，怎么处罚，《尚书·尧典》记载说：鞭作官刑。孙星衍解释其含义为：在官有禄者，过则加之鞭笞。其实不用解释大家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不外是打屁股罢了，估计跟明朝的“廷杖”差不多。《左传·文公十八年》里记载，春秋时鲁国史官太史克讲述了尧帝时的一个反贪故事：
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这个缙云氏不才子太不像话了，贪侈过分，就被流放到边远地方打鬼去了。
舜为帝时，也处置了一个贪官，名叫伯封。《左传·昭公二十八年》里这样描述他：
实有豕心，贪婪无餍，忿类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
这话翻译过来就有意思多了，说伯封贪得像猪。不过，拿贪官比作猪，实是对人家猪类的一种侮辱。人家猪倒是吃了一身肥膘，可是不吃得肥些，怎么对得起自己的主人？所以，对不起了，猪们！人类知道猪类是高尚的，可是换下他们，用另一种畜类比作贪官，比如驴啊什么的，人家驴也委屈啊！我曾经想用狗换下猪来，可是我刚说出我的建议，我的一些网络哥们儿就动了怒，令我住口，切不可如此侮辱忠诚的狗类动物，这一切导致我不知如何形容贪官了。
禹建夏，由法官皋陶作《禹刑》，也叫《夏刑》，里面仍有惩贪条例。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向处罚贪官羊舌鲋时，援用的就是夏刑，说：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请从之。最后叔向是这样给羊舌鲋定罪的：贪以败官为墨，羊舌鲋被论“墨”罪，杀，弃尸于市。
【二】殷商时不任用贪官
商朝初建，继承古代“鞭作官刑”，制订《官刑》。《尚书·伊训》载：制官刑，儆于有位……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这话翻译过来更有意思了，苦口婆心的，跟政府反贪一个腔调，连哄带吓：贪财，贪色，贪出国游玩，身为官者，占其一，就把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给毁了！
盘庚是最注重反贪的一位人民领袖，《尚书·盘庚》载盘庚一段话：“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作丕刑于朕孙。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盘庚的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我不任用贪财之人，那些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能让人民安居乐业的人，我将按贡献的大小依次任用。今天我把自己的主张告诉你们，就是希望你们听我的话，不要贪恋身外之物，要紧紧团结在我的周围，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三】西周出现惩贪法
周穆王时期，吕侯制《吕刑》，内有“五刑”、“五罚”、“五过”、“五疵”。“五疵”里就有两条有关贪污的，一是“唯货”，二是“唯赇”。“唯货”是贪，“唯赇”也是贪，因为“赇”字可以理解为“求贝”，当然，“赇”也可能是早期的贿赂，因为“赇”字也可以理解为“以贝相求”。
【四】春秋时贪污泛滥
上梁不正下梁歪。周王任用贪官，各诸侯国君也以身作贼，带头贪污，下面的小官小吏竞相效尤，贪风甚炽。《诗经》里的名篇，如《硕鼠》《伐檀》等，皆有刺贪之意，这些名篇，当是当时民间流行的民谣，一句话，政府反贪不力，民谣即兴。所以政府反贪时，似可以民谣为线索。
【五】封建社会反贪
汉代惩治官吏的经济犯罪，有两条刑律：主守盗，受赇。前者，打击利用职务盗窃国家物资的人；后者，惩治官吏枉法受贿行为。从行政制度上，汉文帝规定“官吏以饮食免”，相当于现在中央政府禁止大吃大喝之类的红头文件，用意相同，惟一的区别是，现在的官吏可以四菜一汤地小吃小喝，而文帝的规定就严多了，上级官吏吃下级官吏一顿饭，免职！汉元帝时规定：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意味着贪官一旦事发，政治生命从此结束，尚没有出现易地为官的变通之法。到了东汉时，规定更严酷：赃官子孙，三代不得为官。
宋代重视反贪，赵翼云：“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赃吏最严。”王安石也说：“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行政上，宋设反贪局，时称武德司，皇城司。神宗时，更是重禄重法，一边给公务员增加工资，一边加大法制建设，两手齐抓，不过，也没发现有什么效果。
到了元代，官吏赃罚，轻则打屁股，重则处死。明代，由于朱元璋出身贫苦，了解劳动人民的不容易，所以，反贪决心最大，力度也最强：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他还采用挑脚筋、剁手指、砍脚、断手、钩肠、割生殖器等酷刑来吓唬众官员。当然，元璋还特会做思想工作，他经常在地方官上任之前，与之谈心，告诉他们如何对待低工资，如何反贪拒腐防变，可谓是语重心长和蔼慈祥。为反贪，元璋甚至始创特务政治，让特务们监督官员；他甚至不惜让残疾人——太监们也参与了反贪。太监是皇上最后的武器，太监不好色，没有老婆，没有儿女，一人吃饱全家不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