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9月，为了躲避家里的追问，他跑到县中弄了一份考卷，自己做题自己打分，骗取了家里的信任，得以继续“去县中补习”。事实上，去县中补习，是需要一个分数档次的，他的第二次高考成绩并没有达到补习分数线。
幸好那一年，他的弟弟考入了县中。自1982年9月开始，家里以为他名正言顺地在县中补习，学校却多了个“黑名单”。他寄住在弟弟铺位，每天依靠自学和旁听，试图再次参加高考。这样偷偷摸摸的学校生活自然无法长久。
有人举报，学校保卫处把他当做小偷驱逐出校外。他的突然失踪，被懵懂的弟弟告给家里，于是在赣北那间仓库里，家里赶来的长兄们终于看见了真相。
“好吃懒做的角色！父亲最终下了这个定义并断绝了一切生活来源。”
他说。那一年，我也在县中读书，后来才认识了这个独自流荡在校外的“同学”。在赣北村，他像个游魂，每天唯一的任务就是找吃的，活下去是最大希望。在此之前的高中生活阶段，因为家里规定每周只有五斤大米，他不仅跑到食堂的水沟里捡过剩饭，也向路边摆摊的老婆婆讨要过米馃，常常饿得头昏眼花。几年内，欠了同学几十斤饭票，身体本来就单薄，且患了尿遗症。
物质的一贫如洗和精神上的自感耻辱折磨着每一个日夜。到1983年6月，再次熬了一年多，预考中他还是以低分失去了高考资格。
“那几年，我饿得半死。没地方读书，我徒步去电影院、图书馆，有一次饿得把书也撕得粉碎……”说完这段经历后，他舒了口气，继续讲述着后面的事，“后来，实在走投无路，我跑去柳家庄挖锡矿，钻矿洞。几个月下来，一分钱也没赚到，命倒是差点丢在矿洞里。就在绝望时，山下传来了乡里招聘民办教师的消息。我想，先做教师，再图谋跳出那个山旮旯。最后，我考了全乡第一名，被分配到和尚田村小。一个猪栏改建的教室，学生不到三十人，但是，和尚田距离县城更近，地方也更敞亮、平缓了，比下岽好了许多。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离开下岽，所以，为了在和尚田扎根，我决定盖房子，当然就得从老山窝子里往外搬木料和家什了。”
我没有去过下岽村，但是细东住过的那些地方我是清楚的。山虽然高，草木却稀疏。多年的砍伐毁坏了山地资源，变成一方穷山恶水。为了建房，他把一块石头、一片瓦、一根檩条慢慢累积着。几年时间，从下岽村到和尚田这十几里山路上，他一趟趟地驮着那些重物，硬是踩出了一条山间小路。
因为户口等诸多原因，房子最后没有建起来，那些辛苦驮来的木料，二年后又被他用身体移到了另一个村庄，他并没有在和尚田扎下根来，而是被命运拖拽到了另一个名叫吉东井的小村。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女子，两人在一贫如洗时结为夫妻。
“等到我在吉东井村盖起三间瓦房时，我的债务已经上升到五位数。那是1988年冬天。当然，没想到最后真的逃到了广东厚街，从此，老家的一切都变成记忆，我把仅有的一处巢穴也丢掉了。”坐在电脑前的细东像是不关自己的事情一样，暂时结束了这次叙述。
我无权指责他一再落榜的不该，苦难年代的记忆是惨白的。在他面前，我看到的只是一只卑贱的“蚂蚁”如何含辛茹苦地挨过白天黑夜，用坚韧抵御住四面八方的侵害，逃脱一次又一次的覆灭之灾。
一根檩条就是某种生活的重量，它压在一个人的脊梁上，喘息和汗水、泪水凝聚成一条河流。我们裹在这条河水中，湿淋淋地向前爬行，爬成了一个俯伏的姿势。站在尘世的远处观察，这些背负了重物的影子，是活在野地上无人垂顾和搭救的微粒，如果地皮上传来一阵阵战栗的旋律，那是他们在用力呼吸，像昆虫微弱而清晰的叫声。
三、多么脆弱，多么坚硬
我听到张捷群的名字时，就像遇见一枚草叶那样寻常。他自杀的消息，是细东在讲述自身经历时，偶然提到的一个事件。然而，我还是被这个人所震撼。
从一张照片上可以约略看出张捷群的样子：中等身材，体格单薄。鲁迅式的短发，粗硬地竖起在那张皱纹纵横的瘦脸上方。颧骨高凸，牙齿发黄，目光坚定有神。上身的老式中山装已经磨损得呈现淡白色底纹。他右手端着酒杯，左手平伸，以一种谦恭的姿势站在桌边。一间黄土斑驳的厅堂里，摆放着几桌乡间的酒宴，挤挤挨挨的乡邻们围拢在一起。只有张捷群站立着——某年春节一个小山村里的那次欢宴，张捷群成为一张照片中的特写镜头，他被永远定格在人间。
在细东的故乡下岽村，大多数男子都属于“倒插门”女婿，张捷群也不例外。从更高更远更为闭塞的山坳里来到下岽时，张大约是二十来岁的年纪。
因为自尊，他发誓要自立门庭，不再俯首帖耳地寄人篱下。誓言好立，做起来却难。下岽村的半坡上，陡峭突兀，茅草、灌木丛生，乱石遍布，稀稀落落的杉树、松树散生在山坡上。1980年代，在这样的地形上，要盖起三间明亮宽敞、外墙抹上石灰的瓦房，仅凭张捷群一人之力，比“愚公移山”还不易。尤其小村远离县城，许多物料依靠人扛肩挑，只是一个来回，一天就过去了。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张捷群除去耕种，便把全部精力放到了筹建瓦屋的事情上。
那几年，每一天的清早和黄昏，人们都能见到他躬身在山路上，肩背上扛着木头，挑着砖块、石头、水泥等建筑材料。一趟又一趟，一步又一步，行走在几十里的山道上。挖土方、垒石基、筑墙、架梁、盖瓦，四间瓦屋终于矗立在下岽的高坡上，坐南朝北，红瓦白墙，把幽暗的山地照亮了几分。
现在，张捷群有理由抬起头来了，他觉得尊严正在回到脸上。除了几间大屋，他还有两个儿子，这也是一种资本。若干个年头里，在下岽，张捷群活得辛苦而又骄傲。家门对面，有一根冲天而起的石柱（当地人称其为“石笋干宵”），屹立在一个石寨边，它高达百米，雄奇险峻。站在自家门前，张捷群是否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山地男人，是伟岸、挺拔的，像石笋一般英武？没有人探询过他的内心，流淌在他血脉里的坚硬，却让许多人钦佩了多年。
都说硬物易折，琉璃易碎。张捷群活到四十多岁时，山地上开始瓦解。
儿子们相继外出务工，一走就是多年。张捷群总是坐在屋檐下，茫然地注视着对面的石寨。身后是寂寞的瓦屋，几只蜘蛛挂在瓦檐上，蚂蚁排成一条线沿着墙根攀爬而去。秋天的风吹过屋顶，发出“沙沙”的微音。通往山外的那条土路上，整天没有一个人影，被风卷起阵阵尘泥。他困顿不已，内心装满落寞和迷惑。累了半辈子，偌大的房子里，开始被老鼠和蚂蚁们占据，他的地盘逐日撂荒下去，他在无奈中抵抗着王国的衰颓。没过多久，儿子们在县城新购了房子，里面的装潢和家具的华丽，非是下岽老屋可以相比。儿子要他放弃老屋，搬到县城居住，顺便帮忙照看孙子，这是多么幸福的荣耀呀。
尽管心里别扭，他还是欢喜地听从了儿子们的安排——儿子能耐，他没理由躲在自己的私念下过日子。儿子们把新房和孩子丢给了他，转身去了沿海——在遥远的那个城市里，儿子们已经开了工厂，做起了老板，没有心情和他品味从前的“辉煌”往昔。他们的新生活，是陌生的细节和令人眩晕的滋味，剩下的事情，只是让他照料新房和孙子。张捷群住进了县城的新居，心里的傲气开始一点点溃败，旧生活也在慢慢地消解下去，恐慌感裹住了他——躲在县城鳞次栉比的高楼群里，他感到自己是一只没有生气的虫子，譬如蚂蚁，渺小、无助和无所皈依。
转年后，某天黄昏，孙子误喝了农药，送到医院便断了气。儿子当然无法原谅负有照看责任的父亲，他在自责和惶恐不安中泪水覆面。这时候的张捷群再也不是那个豪情万丈的下岽男人，他萎靡不振地跟随儿子去了沿海城市的工厂，像迷失了家门的老人，被人丢在陌生的大街上，他的精神已经迷路。事实上，城市的生活明朗似日，在他眼里却是阴沉沉了无生机。百般无聊，他走进了儿子工厂的车间，看着那些物料堆放在地面，被工人们随意地浪费着，他心疼；看着饭堂里的伙食不好，他又心疼这些做工的外地人。于是，他像当年住在下岽一样，身板挺直地指挥着工人。一会儿说这样不对，过一会儿又说那样不合适，慢慢地，工人厌烦了他，儿子知道后又骂他添乱，顺带扯出了丧子之痛的怨恨……
在距离下岽老屋三十华里的县城，一天清早，琴江桥的桥洞里，有人发现了一具尸体，死者身边丢着一个农药瓶子，药剂一滴不剩。尸体已经僵硬了，嘴角满是白沫，河岸边，整齐地放着一双皮鞋、一部手机。认识的人说：
“这不是下岽的张捷群么？”
一个忙活了大半辈子的山地男人，被儿子从工厂送回来后，终于选择了自己的去向——他没有死在新居里，也许觉得不能玷污了儿子的豪华房子吧，他也没有死在下岽的老屋里，因为下岽村早就人影无踪，村子坍塌多时，只有动物穿行了。那些过去的村民们，许多人下落不明，下落不清。这个桥洞，成为他最后的归宿。
现在，如果你去下岽，在漫天野草丛中，张捷群家四间白墙黑瓦的房子格外显眼。
四、天黑以后
放在枕边的手机突然响起，铃声把黑夜搅动，安静的空气被拂乱，隐约传递出一丝不安。懒得开灯，我在朦胧中爬起，一边搔着臂膀一边接电话——那里有一块被蚂蚁咬过的地方，痒痛不已。
这栋高达七层的宿舍楼，因了它的住客稀少，总是被一种空洞的冷静罩住，况且这是半夜。我的房间在三楼，10余平方米的空间，陈设简单：一桌、一床、一椅、一灯，家具都是旧货市场买来的。除了这些硬物，还有就是我的身体，在这间居室里日复一日寄存着，独自散发出人间温度。下班后的空闲里，便有一本书，被懒懒地翻开，静静地平伏在桌面。我的头顶落下一圈光晕——日光灯总是晃晃悠悠的，射出苍白的光亮，像我某一段时期的生活状况。
读书累了，我喜欢用眼睛打量室内。从桌子边缘开始，目光掠过稿纸、书籍和几页信笺，最后落到地面——几只小蚂蚁在无声无息中缓慢地爬行。
蚂蚁极小，若非外表颜色暗红，灯光里几乎会忽略掉它们。红蚂蚁从阳台门进来，顺着墙根走，爬上桌子、书本，又溜到我的身上。我把它们小心地捏住，放到一张白纸上。几只暗红色的小精灵先是茫然地伏着，继而挥动触角，舞蹈般地挪移着身体。白纸悬在手上，蚂蚁们笨笨地爬到了纸缘，再次俯伏下来，一动不动，半边身子正处于“凌空蹈虚”的境地。一到此时，它们的记忆力便失去了作用，只能凭借视角去观察自己的道路了。我多次尝试着把白纸上的蚂蚁放回阳台上，可是，在做短暂停留后，这些小东西总是沿着老路，再次开始了缓慢的旅程。最后，在桌子边缘，它们顽劣地翘起屁股，似乎在对我发出抗议呢。某种角度上，我和几只蚂蚁有相似的阅历——天黑了，就想寻求一间房子，躲在里面，免去了诸多不确定的伤害。也罢，冷清的室内，多出几只会动的朋友，总比面对冰冷的墙壁略胜一筹吧，我姑且容纳了它们的存在，并在半夜被动地受到它们的打扰，比如被强吻肌肤。
天快亮时，室外总会传来“叽叽喳喳”的鸟声，很琐碎，也很细碎，像乡下大姐早起时的低语。我揉着被蚂蚁叮咬过的手臂，醒卧在床上，侧耳听着鸟的“叙鸣”。就在几天前，夜读苇岸的《大地上的事物》，里面有这样一段话：“鸟儿的叫声是分类型的。大体为两种，鸟类学家分别将它们称作‘鸣啭’和‘叙鸣’。鸣啭是歌唱，主要为雄鸟在春天对爱情的抒发。叙鸣是言说，是鸟儿之间日常信息的沟通。鸣啭是优美的、抒情的，表达的，渴求的，炫示的；叙鸣则是平实的，叙事的，告诉的，光流的，琐屑的。”读到这里时，我像是周身涌过一股电流。另一个小节里写道：“麻雀在日出前和日出后的叫声不同，日出前它们发出‘鸟、鸟、鸟’的声音，日出后便改成‘喳、喳、喳’的声音。”那个时刻，我忘记了翻书，陷入莫可名状的沉思之中。室外，常年住着几只麻雀，它们要么躲在老榕树枝上，要么胆怯地蹦跳在空地上，于晨昏之间发出鸣音。
无疑，麻雀和蚂蚁都是平民性质的动物，它们的声音属于“叙鸣”（蚂蚁无声，只是缘由我们听不见罢了），属于“言说”。麻雀说些什么，我猜想不出，就像麻雀不可能清楚室内这个家伙的内心秘密。但是，麻雀、蚂蚁和我都是卑微的动物，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只有一种，那就是活着，尽可能地活下去。
我们用一种低微和谦卑的姿态“叙鸣”，只在很短暂的时刻“鸣啭”，比如想起亲人、故乡和土地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