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冷空荡的办公室里，突然增添了这样一只来自乡下来自童年记忆的蛐蛐，这真让我茫然失措。我不会伤害它，当然也不可能把它留在这个房间。我卷起一叠废旧报纸对着蛐蛐扇动，想把它一点点地驱逐到门外。这只小小的蛐蛐好像并不甘心，它被我驱逐一段距离之后，就会艰难地挺住，然后拼力向屋里挪动一小段距离，企图尽可能地靠近我。我很矛盾。我猛烈地挥舞手中的废旧报纸，一口气把它驱赶到了门外的走廊上。这是政府机关大楼的走廊，这只出现在我办公室的蛐蛐，已经抵达一个公共场所，这意味着，它已经与我无关了。我满怀歉疚地看着它，它在长长的走廊里显得更加无助，我迅速地关上门，如释重负。耳边响起了童年夏夜里蛐蛐的叫声，很动听也很让人伤怀。此刻，坐在这间办公室里，我怀念童年的蛐蛐，却无力面对一只现实中的蛐蛐。我无法解释自己。
一个同事退休了。他离开办公室之前，打电话约我过去话别，聊了一些与工作无关的事情，然后他说：“从明天开始就不来上班了，这个办公室的钥匙拜托你交还回去。”他站起身的瞬间，我觉察到了他的迟缓——与庄重无关的迟缓，与沉稳无关的迟缓。他的这个迟缓的动作，散发着一种苍老气息。
他把剩余的半杯水仰头喝尽，然后弯腰从抽屉里掏出一个白色塑料袋，把喝完了水的杯子装进去，接下来一起装进去的，还有梳头用的梳子，半盒名片，一些平时吃的药片。然后他把卫生间的灯关掉，把空调关掉，把饮水机关掉，把门锁上。他锁门的手有些颤抖，钥匙好几次都没有插进门锁里。我说我来锁吧，他说还是自己来吧，态度很坚定，像是必须要亲手尘封一段岁月，又像是要试图证明一点什么。门终于锁好了，他把钥匙交给我，然后转身离去。
我送他走到楼梯口，电梯的门很快就开了，他走进去，门很快又关闭了。我站在原地，目送电梯下楼，10楼，9楼，8楼，7楼，6楼，5楼，4楼，3楼，2楼，1楼，电梯畅通无阻，很快就到了最底层。我的心也随着一层层地坠落，一直落到了地面上。我抬起头，然后迈步向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从那一天起，我再也没有扶过楼梯拐弯处的栏杆，那个巴掌大的新鲜伤口很快就痊愈了。
四
那年夏天我是在果园里度过的。那些快乐无忌的日子，成了我的童年记忆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后来，这份记忆很快就被切换成了另外的一幕：村支书开始频繁地光顾我家，说服我的父母交出那片果园，因为他想在那里开办一个石子加工厂。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乡下，这是一个很大胆的设想。村支书之所以相中我家的果园，大约是因为它位于村头的公路边，地势平坦，交通便利。老实巴交的父亲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倔强，执意不肯让出果园。我清楚地记得，那段时间全家人都陷入了惊恐和不安之中。最后是母亲让步了，她说：“人家是村干部，我们终究抗不过去的，就认命吧。”一片沃土就这样拱手让了出去，所有的果树一夜之间全被砍伐了。村支书开出的条件是父亲交出果园后，农闲季节可以去他的石子厂上班。在同样的一片土地上，我的老实巴交的父亲从果园的主人变成了石子厂的劳工，那时年幼的我并不懂得这个身份转换意味着什么。每天上学和放学路经那里，我都会看到父亲站在高高的石堆上，弓着腰，反复地抡动手中的铁锤，把踩在脚下的石块砸碎，然后经由粉碎工序，加工成了建筑施工用的石子。父亲的劳动报酬，是按照加工石子的数量来计算的。曾经瓜果飘香的一方土地，开始整天弥漫着浓重的石子粉尘。父亲越来越寡言少语，腰渐渐地弯了。每逢喝点酒，他就会变得异常暴怒，破口大骂村支书。后来我才理解，那时父亲每天用铁锤击碎的，不仅仅是坚硬的石块，更是他的脆弱的梦想，以及对好日子的向往。生活变成了一件艰难和暗淡的事情。直到我和弟弟都参加了工作，在远离家乡的城市定居下来，父亲才真正平静下来，能够坦然地回忆和谈论他的果园了。每次回老家，走到村头我都会停下来多看几眼那片曾经的果园。
事实上那个石子厂经营几年光景就倒闭了，他们在原地盖起几栋房子，圈了很大的一片院子。如今，房屋有些颓败，院落杂草丛生，一派荒芜的景象。
我无法将眼前看到的这个场景，与童年记忆中的美好果园链接起来。隔着遥迢岁月，这个变迁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这是我的父亲永远都不会明白和甘心的，也是我永远不该忘却的。倘若当年守住那片土地，保护好那片果园，也许生活会是另一种模样。土地，可以繁衍一切生长一切的土地，在成全一些人的梦想的同时，也让另一些人的梦想永远破碎。若干年后的今天，我看到同一个版本的故事，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发生。
当然也有别的故事。机关大院里摆满了小车，秩序井然，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我的一个同事下班后开车出了机关大院，然后把车停在一家超市门前，结果让人砸碎车窗玻璃，将放在副驾驶座位上的皮包偷走了，里面装有身份证和驾驶证，还有两万多块钱的购物卡。他打电话报警，不停地追问警察：“怎么在闹市会发生这么粗暴的事情呢？”那天我碰巧路过现场，于是也成了一个围观者。几个似曾相识的人，正在超市门前捡拾被丢弃到垃圾箱里的烂白菜，我恍然记起，他们住在安置小区，是曾经杀驴的人。
五
镇上的集市也要搬迁了。这是一个百年大集，距离望庄约有五里的路，城市化的浪潮，眨眼间就蔓延到这里。最先拆除的，是集市旁边的一栋古人私宅。这位古人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地位，是目前学界正在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有关方面和有关的人，显然没有耐性关心和等待那个讨论结果，很快就将古宅拆掉，在原地盖起一栋高层住宅，就像把一柄冷漠的剑，别有用心地插在百年大集的面前。我喜欢独自一人去到那里，绕过那栋高楼，汇入赶集的人流之中，走走停停，偶尔弯腰翻看那些带有露水珠的蔬菜。小贩的叫卖声，朴拙，真实，驳杂的烟火气息，传递着正常人的体温。百年大集就像一个舞台，村风民俗是舞台的背景，那些最卑微的人同时登台，不是要表演，是要把手中的劳动成果兑换成生活。没有遭到城管的驱逐，一只看不见的手将他们拆散，然后又规范到一个叫做农贸市场的巨大建筑里。农贸市场建在发电厂的旁边，与新建的安置小区比邻而居。发电厂两只高达百米的烟囱，笔直，茁壮，每天不知疲倦地吐着比黑夜更黑的浓烟。农贸市场造型美观，功能分区也很明确，人还是那些人，货物也许还是那些货物，但在既定的规范秩序中，人与人之间有了一种距离感。被割裂的距离感。任何事物都无法填充和消弭的距离感。走在农贸市场里，我察觉到了这样的距离感，这让我倍感孤单。
听到他离婚的消息，我觉得很意外。我们是大学同学。他结婚还不到一年，那时他的女朋友正读研究生，他在县城经营着一家小型加工企业。他们通了八年的信，每周一封，几百封信件被整整齐齐地装在一个红色盒子里，让每一位参加婚礼的人感动和感慨。谁也不曾想到，等到他的妻子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他们的感情也随之结束。她爱上了班里的一个男生，毕业后发誓要跟随他浪迹天涯。他们闪电一样离婚。那些仍然带着余温的书信，成为一个尴尬的存在。所有的感情，所有的文字，所有的承诺与惦念，原来如此脆弱。大学时他曾经说过，将来要把两人的通信印成一本书，作为爱情的见证送给每一位亲朋好友。书没有印成，那些书信物归原主，他销毁了它们，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他拒绝面对那些亲手写下的记载了爱情岁月的文字。他知道在他的生命中，最大的败笔不是婚姻的失败，而是他销毁了那些通向婚姻的书信，销毁了那段他和她共同走过的岁月。距离与距离感是不同的。热切通信的八年间，距离并不是一个问题，距离让彼此的惦念更加浓烈和深长。
执子之手，距离消失了，距离感随之出现了。
因为工作关系，我时常陪同客人去一家汽车厂参观。走在车间的空中走廊，脚底下是井然有序的生产流水线，零星可见的技术工人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着，他们彼此之间隔着一段很远的距离，他们与作为参观者的我也隔着很远的距离，我甚至看不清楚他们的脸。这个宽阔生产车间里的唯一表情，就是金属的表情，一种没有温度的表情。冰冷的距离，意味着对话与交流的不可能。也许他们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但那声音刚一出口，就被巨大的机器轰鸣声吞噬了。每次参观结束后，我总是很久难以平静，汽车给了我们速度，速度让我们忽略和舍弃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距离感，因为距离的迅疾消弭，原本短暂的美感成为一个更为短暂的事物。而且，缩短某些人的距离感，往往是通过扩大另一些人的距离感来实现的。这是生产流水线上的事实，是大家习以为常的事实。我看到了这个事实。
上班的途中有一家茶室，茶室的门前经常晒着一辆宝马车。偶尔，宝马车的主人也会在门前晒一只乌龟。据他自己讲，那只乌龟已有三十多年了。
有一天路过那里，我又遇到了他和乌龟，我忍不住问他：“时间久了，这龟该认识你吧？”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它是很有灵性的。有些时候，茶室门前也会晒着一个女子，她的并不年轻的脸上写满秘密，像一页书，在时光中渐渐褪掉了颜色。
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我在稿纸上不断地写下“然后”两个字。然后会出现什么？然后应该怎么办？然后我们还有什么？然后我们何去何从？……我无法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也没有人能够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在问题的源头，我们错过了这样的对于“然后”的追问。
在我无法回答自己的时候，一条鱼从鱼缸里跳了出来。鱼缸摆在书桌的一角，从鱼缸里跳出来的那条鱼，落在桌面的稿纸上。一条鱼，要想脱离必需的生存环境，需要一种怎样的勇气？它选择了自绝。它不满足于鱼缸里的小小自由，它向往大海，向往大江大河，向往所有波涛汹涌的地方，那是作为一条鱼的不可割舍的梦想。它是在通往自由的路上死去的。那天当我回到家里，看到在书桌上死去的鱼，我没有悲伤。我对这样的一条鱼充满了敬意，它从鱼缸里跳出来，然后落在了我的稿纸上。一页稿纸，成为一条鱼的墓地。
难道它想通过这种决绝的方式，告诉我一些什么吗？静夜灯光下，当我独自面对稿纸的时候，我不敢轻易写下一个字。我的稿纸上爬满了一条鱼的影子，我所写下的每一个字，都要对得起这条死去的鱼。在我的心里，有一条永远活着的鱼，它充满了对大海和风浪的向往。
（《散文》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