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2月，我奶奶病逝。母亲和我老姨前前后后受了不少累，母亲叮嘱不让告诉在外地养病的父亲，怕他受刺激，也不告诉在外地工作的两个闺女，怕耽误她们的工作和学习。她做主买了一口好棺木（“文革”中这也成了我父亲的一条罪状），入殓后停在后楼院子进口处。送葬那天，报社派来大马车，又派了好几个人来帮忙，母亲身穿重孝带着我哥哥坐在马车边缘，亲自扶灵柩送往老家。天气冷，日行夜宿，行程将近一个星期，风霜冰雪自有一番辛苦。
两年后，当一无所知的父亲从外地回到天津，火车快到站时，报社派去接他的同志才小心翼翼地告诉他老伯母已然仙逝。父亲如遭雷击，半天不言语，流下难过的泪水。父亲还不知道，他在外地养病时，奶奶在家常常想念儿子，嘴里念叨着儿子的名字：“振海，振海……”从这屋走到那屋，从那屋走回这屋……多亏有贤孝的儿媳，热饭热汤，洗衣拆被，扶她下楼晒太阳，如亲闺女般待她，没让老人家“抱过屈”（受委屈的意思）。
“箕山倚杖待日出，老妪扶棹泛五湖；只身病废轻一苇，不知何日见故庐。”1959年父亲在太湖写下这首有些伤感的旧体诗，可以看出虽然身处异地养病，心里却惦念着老母和妻儿，他盼望着能早日回津与家人团聚。
晚年，在父亲的“芸斋”靠南窗右侧书柜上，常年放置着一个竹笔筒，上面有10个草书黑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随着时光的推移，人生的感悟，父亲到了晚年，越加思念举案齐眉、青春远离、忠贞相守、风雨相随40年的结发之妻。父亲对贤妻的思念也反映在晚年与老同学邢海潮老人的通信中。
1992年9月26日，父亲育德中学的老同学邢海潮，写了一篇《我和孙犁》
的文章，对父亲的同情关怀、真挚情谊充满了感激。据邢老伯介绍，邢的妻子叫冯秀燊，其父为冯国錩将军，出身名门，辅仁家政系毕业，喜爱京剧，曾在上海公演过数场，长他5岁，气质典雅。婚后夫妻恩爱，水乳交融，不幸盛年病故，再加爱子夭亡，使他深为沉痛，哀思悠远。于是老同学之间更增添了共同语言，因为我父亲也很怀念花甲之年弃他而去的发妻，在信中向他介绍贤妻情况，彼此在“悼亡”心境上有许多相同之处，有许多共同语言。
邢海潮老人在书信中说：“弟觉得拙荆冯秀燊与王氏嫂夫人为同一类型的女子，足堪令人永远追念不置。”
往事如烟。生活在爹娘身边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好不自在。有一回父亲和母亲都坐在前屋，我在他们眼前走来晃去，我听见父亲跟母亲说：“人家孩子的眼珠儿是黑色的，咱家孩子的眼珠儿是棕色的。”他又在细细观察人物呢！听完父亲这样说，我赶紧去里屋照了照镜子，父亲说得没错儿。
有一回，我放学坐公共汽车回家，口袋里的钱包被小偷扒窃，进门后放下书包就抹眼泪，虽然钱包里只有一两角钱，可我很喜欢那个新买的小皮夹，母亲紧张得不得了，一个劲儿地问我：“怎么了？怎么了？”怕我遇上了坏人，直到弄清原因，她才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母亲是个为家庭制造温暖的人，在乡下她给儿子藏在木柜上面的几个鲜桃儿，在城里她找人给大女儿、二女儿织的红毛衣，她亲自给小女儿做的苏联花布的对襟褂子……一枝一叶一点一滴，无不渗透着殷殷的母爱。“文革”
时，学校有一段时间搞“大串联”，我和三个同学坐火车去了南昌、韶山等地，从南方归来的途中秩序更加混乱，我们几乎是越铁轨、扒窗户，豁出命才挤上火车，在上海站差点儿没被挤死。当我饥肠辘辘地回到大院，一进院门就看见母亲站在阳台上，脸朝外张望，眼巴巴地不知已等了多久，她一见我便轻轻地骂了声：“死丫头，可回来啦！”说完，立马转身进屋去给我热面条，爹娘的牵肠挂肚我那时并不能理解多少，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无比感动。
听二姐说，1966年她工作的山城重庆武斗得很厉害，她就回天津多伦道大院待了两个月，谁知更提心吊胆。她跟我说：“咱爸总是很晚才能回来，有时半夜十一点才到家。咱娘有时就站在台阶上望穿双眼苦苦等待，盼望着大门口进来的是咱爹。有时门开了，进来的是别人，就又接着等。咱爹进了家门，常常说不出话来，他经的那些事儿没法说，咱娘赶紧让他把饭吃了，她早已不知热了多少回，然后从手中的小药瓶里，掏出两片安宁片给他，看着他吃下去。咱娘手里总是紧攥着这个小瓶，只给两片，生怕他有别的想法，直到看他吃完了躺在床上，自己才回屋睡觉。”小南屋是1966年我们一家在佟楼新闻里的一间小平房，父亲在那里度过了“文革”十年动乱约三分之一的时光，也是我母亲人生旅途的最后一个驿站。这里曾留下我花样年华最沉重的记忆，也留下最温馨、最珍贵的慈母春晖。此处宿舍共14排平房，密密麻麻地住着百来户人家，一排一院，唯有14排与13排相对为一个院，14排还是整片房屋中不向阳的一排。当时，是“牛鬼蛇神”最集中的一块地方。
我家西邻和对面几家大多是工人家庭，面对我们这几户有“严重问题”的住户，形成了鲜明的“监督改造”的氛围。
从被逼搬家开始，母亲就忙碌着、适应着，她平静的面容看起来宠辱不惊，心却提到了嗓子眼儿，暗暗地为父亲担心。环境和邻里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可谓冰火两重天。住山西路55号时，母亲跟前院孙立民的大嗓门丈母娘不错，她也是乡下人，说一口南方话。母亲跟二楼邹明的夫人李牧歌关系也很好。
李阿姨曾跟母亲建议：“你女儿考上大学了，你给她做件好一点的衣裳吧！”
于是，母亲给我二姐做了一身毛料衣服。在大院，她和总编辑李麦的夫人小文妈、石坚的夫人雪花妈，还有画家林浦的母亲小华奶奶最说得来，她们都来自农村，见了面总要说上几句亲热话。可是到了这儿，自己成了“专政对象”，看白眼受监视，任何人不敢理，难免有些别扭，亏得她天性乐观，依然如故地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经济上愈来愈紧，她也从没有叫过苦。邻居有好几位大婶大娘，都好说好笑的，可没有一个敢和她搭讪，她也从不串门儿。
其实，周围几家邻居还是很同情我们家的，对门的王婶是挺爽快的一个妇女，有一天，她面对着我们家边叹息边跟人说：“这大娘挺可怜的。”周围几个大婶对我都客气，没人时常小声招呼我：“老姐，上屋坐坐。”但是好几年从来没有一位邻居敢上我们家坐坐。
在小南屋靠西邻的木床上，我和母亲天天“通脚儿”睡，母亲头靠大窗，我头朝小窗。不论窗外风吹霜侵黄叶飘零，不论门外月明月暗雨雪纷飞，母亲常在被窝儿里拉着我的手，她的手多么温暖，传递给我无限亲情。父亲不让回家，哥哥住工厂，姐姐们在外地，我们娘儿俩从来都没像这会儿这么亲，这样相依为命。看着我学着院子里半大小子和半大闺女们，用大铁桶到公共水管子那儿提水倒水，和煤灰在砖墙上拍煤饼子点炉子，在窄小的厨房里炒菜、焖饭，在小南屋擦地做卫生，下雪天还穿着夹鞋，母亲又爱怜又痛惜。
由于稿费冻结、工资不发，只给一点点生活费，家里除了几件必要的家具、几个装衣服的包袱别无他物，母亲也极少再去医院。由于治疗跟不上，她的病情急剧恶化，有一天坐在凳子上突然大口大口地吐血。我慌了神，母亲并没有因吐血而害怕，反而感动地说：“看俺家玲，不嫌脏，用手接……”
我侍奉母亲于病榻前，盼望她能尽快好起来，也盼着父亲能正常回家，别在外边再遭罪。有一天，父亲突然回来了，母亲马上让我出去买只烧鸡给父亲吃，她自己却从不添加什么营养。看着父亲吃，母亲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父亲单位第一次补发了1100元工资后，母亲住进了医院，因输液不对劲，母亲有了发冷、发抖等反应，十分危险。我赶紧去找大夫，那个女大夫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我再三哀求，她才勉强答应去看看。我那时经常住在医院陪伴母亲，晚上我哥来探视，有时我俩倒换着陪床，有时就铺点儿破牛皮纸睡在洋灰地上，想找椅子搭床是不可能的。
母亲去世时是在清晨，天还不太亮，我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从外地赶回来已经十多天的大姐，让我在家休息她去值夜班。我还在小南屋睡觉，大姐慌慌忙忙地从医院跑回来，拿了一包袱送老衣服并叫醒了我，说：“小玲，这可怎么好？咱娘给没了。”我一激灵，一下子跳下床，浑身颤抖得怎么也穿不上衣服……
“有我在，是一家人家儿，没有了我，就把这一家人家儿失散了……”
多少年过后，我都清楚地记得母亲说过的这句让人心痛的话。
“我与你，少年结发，媒妁之言，无猜也无爱。以至爱情升发，烽烟遍乡野。我一去八年，待中年归，两鬓已斑白。生离死别，我与你共担承。”
这是韩映山叔叔在一篇《日记摘抄·孙犁印象之一》中，凭记忆整理的我父亲的一首诗（父亲生前曾给他看过此诗）。作为最熟悉、最了解我父亲的青年友人，韩叔叔最敬佩我父亲进城后不弃糟糠，不忘风雨同舟的结发之妻的可贵品质。
在《亡人逸事》中，父亲写到了一位“老邻居”、“老朋友”，屡次劝他写写对他那么好，帮助那么大的“大嫂”。正是听从了这位“老邻居”、“老朋友”的建议，父亲强忍悲痛选择了几个不太令人伤感的片段，笔凝挚情，心怀感念，写出了《亡人逸事》。这位“老邻居”、“老朋友”就是李夫伯伯。
父亲跟我说过，他还跟李伯伯说过京剧里的词儿。1993年手术前后，李伯伯去看望父亲，父亲看他那么紧张，仿了一句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的戏词儿，笑着对他说：“李夫同志，你且把心放宽！”此句出自诸葛亮“叫老军扫街道且把宽心放稳”。父亲说这句话是让芳邻放松神经，让他不要再为他担心。父亲出院后，我在父亲那儿还见到了前来家中探望的李伯伯，两人谈笑甚欢。父亲原本不愿做手术，是李伯伯给他做了劝说工作，很有效果。
时值庚寅，母亲辞世已整整40寒暑，父亲去世也已8个春秋。“万物皆有生灭，唯有过程永恒”。愿将此文化作心香一瓣，遥祭云空：至爱双亲，愿你们相依相伴，在天国永享安宁。
（孙晓玲着：《布衣：我的父亲孙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