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木生
A战争
认识美国有一条捷径，那就是去葛底斯堡，去重新经历葛底斯堡战役的硝烟，重新谛听一八六三年七月一日至三日鲜血在这里的喷溅。
这是美国南北战争中最为重大的战役，也是十九世纪死伤最为惨重的战役，它不仅标志着代表黑人奴隶制的南方从此走向失败，而且这一战役还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人类进步的走向。
四百万黑人奴隶的命运，成为这次战争的焦点——北方认为黑人也是人，应当获得人的自由与解放；拥有着黑人奴隶的南方，则强势地坚持并试图扩大黑人奴隶制，认为黑人奴隶是牲口，是财物，可以买卖与役使。而对美国黑人的命运抱着巨大同情并对黑人奴隶制坚持批判态度的林肯当选总统，则成为南方宣布脱离联邦并挑起这场战争的导火索。
这是教科书反复确认并为我们所熟知的关于这场战争的政治原因。结论当然是正确的，却不是唯一的。我在骨头般醒目的政治因素的四周，还体察到了好多常常被赫然的骨骼所遮蔽的血肉神经，发之于人性之上的人道的血肉神经。总统、议员、将军们，固然掌握着理性的“骨骼”，而百姓与士兵，则拥有着感性的血肉神经。没有后者，前者只能是纸上谈兵。
二〇〇九年底，我与朋友郑光召从华盛顿北上七十英里，直达葛底斯堡，将一整天的时间全部泡在这块二十平方公里的昔日的战场上。数不尽的纪念碑，风格独具的各种雕塑，还有散落在原野上的似乎依然“活”着的大炮。
只是三个昼夜，北方联军死伤两万三千人，南方同盟军死伤两万八千人。七月三日里有一个小时，双方一下子就阵亡了一万四千人，被称为“世界军事史上最血腥的一小时”。战场上的树木，几乎没有不中弹的，最多的一棵竟然中了二百五十颗子弹。遍布在草地上的白雏菊，几乎没有不被马蹄与脚印践踏的。而在长达四年之久的南北战争中，全美三百万人参战，伤亡一百一十二万，其中阵亡六十二万，一万个村镇惨遭蹂躏。
这个国家，为了避免分裂与内战，曾经向南部的黑人奴隶主们有过重大的妥协与让步。一八五〇年的国会妥协法案，重申并强化了一七九三年的《逃亡奴隶法》，规定逃到自由州的奴隶仍将是奴隶并要被送回原地去继续接受奴役，奴隶主可以跨州追捕奴隶，并在州或联邦法院确定其所有权之前就把逃奴强行带走。
在根本问题上的妥协无异于投降，只能助长邪恶的变本加厉。于是，黑人的血泪愈发地积聚，整个社会的不平与愤怒也在不可抑制地蓄涌。
对于这场战争的本质性解读，一八五四年的奴隶安东尼·伯恩思案件有着代表性的意义。
安东尼·伯恩思是弗吉尼亚州一个种植场主的黑人奴隶，不堪百般的奴役与折磨，躲在一艘开往北部自由州的船上，逃到了波士顿，在一家服装厂开始了人的自由生活。可是他最终还是被抓，联邦政府的官员竟然勒令把他押返弗吉尼亚。波士顿人愤怒了，汹涌的人群甚至冲进法院试图救他。但是这位已经过了一段人的自由生活的黑人，没能逃脱重新沦为奴隶的厄运。据说当这位奴隶，被龙骑兵、海军陆战队、十二个步兵连押送至弗吉尼亚的轮船时，孤独无助的安东尼绝望地甚至熄灭了眼睛里的怒火。可是，当他看到波士顿全城的商店为了他停业抗议，所有的门窗尽皆为他披上哀痛的黑纱，无言的人群则拥挤在街道两旁默默地为他送行时，这个又要成为奴隶的人，终于让空洞而又木然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人心的指向，就是上帝的指向，或曰上帝的指向就是人心的指向。这场战争，既是南北政治对峙的不可调和的必然，也是对人性底线屡屡粗暴践踏后的触底反弹。而人心，则最终决定着这场战争的胜负。
在葛底斯堡战役中遭受重创的南军最高军事长官罗伯特·爱德华·李将军，不得不带着溃不成军的败军向南逃命。可在他南逃的起始处，涨满洪水的波托马克河横亘在面前。与此同时，北方军队在南方首府里士满附近的维克斯堡大获全胜，南方的三万守军于七月四日全部向格兰特将军率领的北方军队投降。此时，如果葛底斯堡战役的总指挥米德将军，乘胜追击，歼灭被波托马克河阻截的李将军残部，南北战争也许会就此结束。可是米德将军的北军，看到横七竖八地横陈在原野上的同胞的尸体，看到蜿蜒了四十多公里的南军装载伤员的大篷车在泥泞里爬行，他们甚至不顾林肯总统的催促，不忍追歼，停止追击，眼睁睁地看着南军等到洪水落下，从容逃去。
在这里，仅仅用对与错的概念，已经无法解释、更不能涵盖米德将军所指挥的北军的态度与行为。我们当然熟知“农夫与蛇的故事”，可是，当对方不是蛇而是活生生的人、甚至是自己的同胞的时候，我们还有没有第二条、第三条路可走呢？
林肯毕竟是林肯。他曾为此给违背了他意愿的米德将军写过一封词严句厉的信：“我认为你没有估量李军逃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罗伯特·李本已成了你可以轻取的猎物，你如跟踪合围，就可将其全部捕获。如果做到这一点，再加上我们最近取得的其他胜利，战争本可以结束。”但是这封信始终没有发出，林肯还特意在信封上批了这样几个字：“此信从未签发。”宽容的林肯私下里给陆军部长西蒙·凯麦隆说：“我们难道能仅仅因为他没有再多做一点事而去责备他吗？他已经替国家做了不少工作。”也许，林肯透过当下胜负的权衡，往前往后看到了没有尽头的远方？看到了远方处那千古不灭的闪闪发亮的人性的光辉？不然，他也不会在南方残忍地虐待北方俘虏的时候，仍然我行我素，坚持去看望被俘的南方伤兵，并不无痛惜地说：“是他们自己无法控制的环境驱使他们成了我们的敌人。”
又过了将近两年的浴血岁月，当李将军率众投降之时，受降的北方军最高长官格兰特将军甚至怕降将罗伯特·李尴尬，而故意先拉起了家常，并为自己刚刚从战地赶来不能像李那样衣挺靴亮而表示抱歉。降军将士全部释放，没有一名羁押，没有一名受到虐待，甚至当降军士兵经过胜利者营地的时候，格兰特将军专门命令部队不要大声地欢庆胜利。当然，还让二万八千二百三十一名来自南方的这些个“手上沾满着鲜血”的降军中的骑兵与炮兵，各自带回自己的骡马，因为南方正是春耕农忙的季节，离不开这些个牲口。一旦和平来临，不用“宜将剩勇追穷寇”，无需“再踏上一只脚”，没有一名叛乱分子在投降之后被追究与“肃反”（包括南方另立政府的“总统”杰弗逊·戴维斯），没有一个叛乱分子的家人受到株连，就连总统在白宫里庆祝胜利，也提议演奏南方各州喜爱、也是歌唱南方各州的歌曲《迪克西之歌》。
奴役不能用奴役来消除，被压迫者不能用战争而成为压迫者。只有如此，战争的火焰才会化作和平的旗帜。不然，无异于用汽油去救火，再多的血也只能是白白抛洒，而且会使人间的苦难加深加重。
因此，美国的葛底斯堡直如一面明镜，照出着世界一切专制者的丑陋。
只有残暴、贪婪、自私的专制者，才会羞辱、镇压、株连手无寸铁的人（包括战争的失败者）。有时这种羞辱、镇压与株连会平地而起，小题大做甚或是没有来由的“莫须有”，就为了嗜血的快意和“莫非王臣”的权力感。只是人们很难体察到这些专横跋扈者的色厉内荏罢了，其实他们的残暴永远与虚弱相连，作恶多端者就连睡梦里也不会安稳——越是如此，越发地要以血腥来壮胆提气。在他们一项又一项的基本原则里，绝对不容许有丁点儿对人来说如空气粮食一样要紧的自由与平等。
当浸透着战士鲜血的葛底斯堡成为国家烈士公墓的时候，北方与南方各州，都平等地为自己流血的将士在这块土地上建造纪念碑与雕塑。而在这些数不尽的纪念碑与雕塑上——不管南方北方——出现最多的形象，就是那个自由女神。
B林肯
林肯是个想起来可以让人流泪的人。
而在四年的南北战争中昂首不屈、坚如磐石的林肯，又是一个为了这个国家的战士屡屡流泪的人。
卡尔·桑德堡的《林肯传》里，有几个林肯流泪的细节让人过目难忘。
南北战争中联邦军的第一个牺牲者是埃尔斯沃思，他是在冲上一座楼顶扯下南方分裂者的旗帜时，被一支双筒猎枪近距离击中胸膛而死的。看到尸体的刹那，林肯便不顾总统的身份，失声痛哭。这是整个华盛顿都为埃尔斯沃思下半旗致哀的上午。下午，他又领着夫人来到埃尔斯沃思的尸体前，久久地凝视，像凝视着自己的儿子，是否他觉得这个年轻战士的灵魂需要母亲的温暖？凝视着呜咽着：“我的孩子！我的孩子！难道非做出这样的牺牲不可吗？”南北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个将军是爱德华·迪·贝克。当林肯一接到这个不幸的电报，便被悲痛所淹没。一名记者这样记述他亲眼所见的情景：“五分钟后，林肯先生独自一人走出办公室。他低垂着头，热泪顺着他布满皱纹的双颊直往下淌，胸部沉重地起伏着。他走上街道时，差一点摔倒。我们赶忙从座位上跳起来跑上前去搀扶他，但他并没有倒下去。”就是负伤的战士，也会引起总统的疼爱之情。在这次战争中的海战中第一个负伤的是英勇的海军士兵沃登，眼睛受伤，头缠绷带。当一个海军上尉向总统报告这位负伤的海军士兵已经救下并抬到了自己家中的时候，林肯立即中止了内阁会议，赶到沃登躺卧的床前。上尉大声地告诉眼睛被绷带包扎着的沃登：“总统看你来了。”意外的沃登感动了，说：“你给了我极大的荣誉。”可是许久，人们都没有听到总统的回答，这时上尉才发现总统眼里噙满了泪水，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林肯知道受伤的沃登在等待着总统的声音，他强抑心上的疼痛，缓慢地清楚地对沃登说：“不是那样，是你给了我和咱们的国家极大的荣誉。”
这个常常为了战士流泪的人，有着一副世上最为温柔的心肠。只有如此温柔，才会在国家与人民的巨大苦难与危险之中，锻造出钢铁一般的意志。
他说：“他们可以把我吊死在那棵树上（指了指窗外），但是，上帝保佑，我将永远不会放弃我的岗位。”即使在一再失利、而南方的攻势更加咄咄逼人甚至首都华盛顿都面临沦陷的重压下，总统林肯依然让他的思想砥柱般屹立于激流之中。这个谦逊得会深深地弯下腰、低垂双肩与个子矮小者说话的人，这个谁走在他的前面他都不会介意的人，这个可以在演说的讲坛上、当着黑压压的听众与一个满身污垢的挑煤工比个子高低的人，却高傲地坚守着自己的主张：“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是从宣布‘一切人生来平等’开始建国的。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把它读成‘一切人生来平等，但黑人除外’，我宁可移居到某个并不自诩为热爱自由的国家去——比如，到俄国去，在那里专制政权可以赤裸裸地横行肆虐，而无需掺杂卑劣的伪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