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雪儿
现在，我怀疑，我真有点类似萨特笔下那个女人——她愤世嫉俗，否定一切，双眉一拱，隐隐一笑，就把别人向她表示的一切热情化为齑粉，漠视在意她的人，把激情倾注于与她无关的物象上。哦，我的那些过往碎片、那些被风吹散的记忆亮点、那些与我无关或有关的物象们。
我记住那个人。那位陌生男子在阅读报纸，我从他门前经过他没有掸我半眼，他嵌在笼子般的小房间里，周围被震耳欲聋的巨大水声包裹，但他不为所动，全神贯注读报，万物皆不入眼。他在读《人民日报》第三版，那是1973年的当日报纸，他读得入迷，以至于他成为我的记忆亮点。
我从他门前经过，1973年的秋季金风裹挟着我，我吧唧踩到了一块压水的红砖，污泥浊水飞溅到他正阅读的1973年《人民日报》第三版页面上，他看也不看我一眼，雕塑一般地读报。他读报样子专注，他那时就与我无关，现在依然与我无关，但1973年的秋季金风将他挪移到我记忆里来生根，再也挥之不去了。我常常在焦虑、无望、阴郁的时刻想起这个不相干的人来，他读报的样子不期而至伫立在远方，我都能够触手可及。我想，我是不会进入到他的记忆里了，我没有成为他的记忆，但他成了我的记忆，我记住他恰恰源于他漠视我。
那会儿，我一下车，拐两个弯道，就有一架水泥桥，桥下有锣鼓喧天的巨大水浪在翻滚，平静的水经过电力打压后变得能量滔天。这是一个小水电站，我看到了冲出水闸的水肆意飞溅。我父亲静静等候我，让我把这个情景看个够。我挥舞碎花小手绢，一不小心，手绢脱落，我还没有回过神来，手绢已被巨大的水花怪兽般吞噬。消失，我看到了惊心动魄的瞬间消失，一种弱小投身到巨大阴影里的消失。而那时，父亲和我都默默无语。他陪我静静观看了五分钟，然后，我们继续赶路。
那是正午，1973年的秋阳普照着我们的归程，我们从城里赶回到瓦西河中学去。我们从一个叫做木厂铺的地方下车要徒步40华里前往瓦西河中学的家里。我记得我登上瓦西河渡船时，太阳已经偏西。一路上，我看到了葵花林、棉花地、麻林、割过稻子的稻茬、枯萎的一池荷叶、丰饶的柿子、裂开嘴巴欢笑的石榴、暮归的牵着犁和牛的农人、偶尔经过的咕咕怪叫的木头轮子的手推车和偶尔经过的突突直响的手扶拖拉机，还有蹲在田间或站在菜地里撒尿的乡村男孩，还有以后会在我梦里出现的在河边钓鱼的一位老者的背影。这些东西都像影子和碎片，在我记忆的坛子里腌制，有点悠久有点沧桑也有点面目全非，以至于许多年后的现在，我常常在梦中与父亲手拉手行走，然后，一个读报人的形象兀然呈现于眼前。我置身到当时的现场，我正在看锣鼓喧天的水花，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个定力非凡的读报人，他就是要特地来感召我启迪我，我对于他无所谓，而他对于我意义非凡。
一缕阳光自我身后涌漫，1975年的冬日暖阳渲染出柔软的背景，制造出温情的景观。急速运行的车厢里，弥漫着1975年的气息，1975年的温暖记忆伴着窗外暖阳如潮倾覆。随着女孩一声低叫，农家父亲伸出一双安妥的手掌，阔大稳健，呈扇形铺开，托住女孩被汽车摇晃的头颅。承载父性温泽、雄性温情，父亲手掌自高空俯身而下，以一种爱意笼罩万象。女孩的鼻子不断流血，父亲焦虑仓皇，汽车载着全车人良好愿望，向着县城医院一路狂奔。
我不知女孩最后结果如何，但愿她在父爱的光照下，如今依然鲜活行走在尘世某一角。父亲痛不欲生的情景让我震动，有一瞬间，我想成为那女孩，我想体验或感受，当我流血当我疼痛时，我的父亲会不会涌出那一脸的苍凉悲情？那位父亲与我无关，但他对女儿的爱意震撼了我。
我一直认为父亲不爱我。记忆中，我长大后，父亲从来没有拥抱过我，父亲有三个女儿，我们三姐妹集体回忆，一致认为，是的，很确切，父亲不爱我们！后来，我们阅读同龄人回忆，我们得知，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物质比精神匮乏，温情和父爱是整个时代的缺损，我们在那时候渴望爱是一种奢侈。很多如我们一样的女孩，在一生成长中，没有点滴关于父爱的记忆。我们缺失，我们没有，我替那个流鼻血的女孩牢记了关于父爱记忆，我牢记下别人的印迹，却不存有自己的印迹。我倾诉，在我诡异的文字里，我委婉地倾诉，我向往父性温情，我都愿意成为那个苍白无助的女孩，在父亲的掌心温润抚摩下，我安睡，我匍匐，我皈依，我化作了尘埃微粒也甘心。
我拒绝关于家人或家族的记叙，我宁愿虚拟幻化，我宁愿抒写别人。写下即永恒，不可磨灭，不得篡改。但我是个喜欢篡改覆盖的家伙，我会窃取别人的故事写成自己的亲历，那是小说。而在散文里，我用真情实感呼唤我被时光带走的无尽缺失和空白，那些流逝的缺失里，曾经遗留过我的体温、热度、气质和血型，那是我对整个世界的最初感知和呼应。
路有路界，情无边界，在我情感的边界处，我保留着很深的关于家族和家人的记忆，那是最后的温暖，是与我有关的深切部分，是我把一切与我无关的资源吃干榨尽后，补足最后一滴血的给养。之后，我或衰竭而死，或饱和而死。
把有用的东西用于垫底用于一种支撑，这是我父亲给予我的教诲，在我九岁的一个冬天早晨正是1975年的某个早晨，他带着我再次踏过瓦西河封冻的冰河，步行40华里路程，抵达一个叫做木厂铺的小站搭上汽车，前往六安县城。上车几分钟后，我就遇到女孩流鼻血的一幕，她蜡黄的脸和父亲失措的情状，让我终生难忘。而我一路行走下来的全部动力，在于对城市的向往和好奇。还有，我口袋里有一粒古巴糖果，那是我出门时父母塞到我手心的，我攥在手心里，一路走来，有一种甜蜜的动力。好几次，我差点把手心里的糖果想送给流鼻血的女孩，但我终于没有给她，让糖果在我手心里灯火一样温暖着我。父亲带我来到了一个叫做六安的城市，一进入城市，正午的阳光照耀万物也照耀得我眩晕，我一恶心，想吐。父亲把我手心里那粒古巴糖果剥开，送到我嘴边，这粒糖果让我感受到最初的无言父爱。吃着糖果，我抬眼看父亲，我想问他，假如，我像那个女孩在流血中死掉，你会痛吗？
但我不会表达，我当时才九岁，我不会组织语言来陈述这种虚拟的假设，我绕不好弯子，也不会铺垫或诱导探寻的话语，我断定我无论怎么询问，也抵达不了欲表述的要旨，我甚至担心会被斥责，所以，我忍住，没有问。我当时想，等我想好后再问一问，等我长大了，一年后再问一问吧。30多年的雨雪风霜后，现在，我已会表达，但我仍然没有问，因为，我自认为我找到了答案，通过长大后的回望找到了答案。
我记得，那次父亲带我进城，就是给我看病，看比那流鼻血女孩更严重的病。我母亲在我洗澡时候，意外发现我左乳房有个肿块，而右乳房没有，这一发现非同小可，他们立刻带我去校医和公社医院就诊，都说不确定，最好带到县城医院确诊，弄不好，可能是乳腺癌呢。全家都震惊，父亲立刻带我进城看病。他一路给我述说：我们家有收音机、缝纫机、我和你妈还有两块手表，我们把这些都卖掉，一定能给你治好。他们当时以为我就是癌症患者，而我却在牵挂那位流鼻血的女孩。我当时没有感动，多年后，我一回忆才知道这份亲情的重量。
有些情感有重量，是因为感情里有血缘的成色。一进入城市，扑面的风变得柔韧筋道，正午的阳光密集厚重，汽车、人潮、高楼，擦肩而过。在乡村的冬天而在城市转化为春天。我们来到六安城皖西饭店外婆家，住宅区公用的自来水就在外婆家正对面，洗被子、洗胶鞋、刷马桶、洗菜的人围成一圈，将手中洗涮的物件投递到唯一的自来水管下，纷扰而有序，陈杂不凌乱。
我想起了瓦西河，那一河的水足够她们洗涤任何东西，但河水被闲置，闲置得封冻起来，自来水前挤满了人，城市，意味着拥挤。
父亲牵着我的手走过大街小巷，街上的人扑面而来，他们脱下棉袄穿上了春装，面容上保持着微笑，我以为他们认识我们，但微笑很遥远，走过身边，微笑也带走，原来他们不对任何人微笑，他们以微笑保持风度。这些微笑的过客成为一种象征，成为我对城市印象的突出象征，进而引发到整个人生，人群是陌生的，走在大街上，谁都不认识谁，你以为他在对你微笑，其实，那微笑遥不可及。人生也是如此，匆忙行走，孤独行吟。
父亲带我找一个熟人，这个熟人要介绍我们找医生，穿过大街小巷，我们压根儿没有寻见这个门牌，没有门牌，我们忽然迷路，在城市里迷路。在城市里迷路成为我后来梦境里经常演绎的主题。在梦境里，我迷路的程度复杂化，我们一会儿走进了古代阿拉伯村落，一会儿又走进远古埃及的地下城堡。城堡是迷宫，迷宫有亿万条入口，但就是没有出口，出口仅在一种机缘中。
度过了一个下午，我记取了关于城市的杂乱记忆。傍晚将至，傍晚的乡村有炊烟、有暮归的老牛，但在城市的傍晚，灯火阑珊，一派喧哗。父亲带我走进一个大院，一推门，传来了辣椒炒肉丝、红烧茄子、油炸小鱼的味道，城市的味道充满了人间烟火，充满了物质性的实在刺激。我们轻敲一家奶油色的木门，一个穿绿色毛衣、咖啡色裤子的女孩开门，然后她嫣然一笑闪进里屋。一位穿着那个时代特流行的藏青色毛呢中山装的男子出来，他称我父亲为小徐，我父亲称他为局长。我父亲和他侃侃而谈，他对我父亲的话题饶有兴趣。我搭不上话，在看他们家布置。墙上有一幅《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画中年轻的毛主席手持一把枣红色油纸伞离我很近，毛主席是我心中神圣的形象，我一直认为他居住在天上，他随时随地能俯视着我，现在，伟大领袖画像距离我很近，我激动异常。我看到另一面墙上还有现代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和《杜鹃山》的贴画，很热闹。桌子上铺有兰花图案的塑料布，给我们喝水的玻璃杯上方方正正压着玻璃块。从他们家红灯牌收音机里传来杨春霞教唱《家住安源》的样板戏歌声，给我们开门的女孩在里屋小声学唱。
后来，我刻画许多美好女孩，她们都一律穿绿色毛衣咖啡色裤子，那是我第一眼见到的城市女孩装扮，靓丽，洋气，演变为一种城市情结。之后，我很快也学会唱《家住安源》，那是一股流行风，我快速就适应了流行潮流。
父亲情绪很好，局长答应明天直接出面带我们去医院找专家，我也情绪很好，我压根不知晓我“病情”的厉害，因为没有流血，也不疼痛。我们各有所获，行走在城市的夜色中。很多年后，父亲告诉我，假如在那个夜晚第二天不是遇到省专家诊断我为正常发育，我父亲简直想卖血为我“治病”。
那天，父亲一定充满慈爱，但他没有表现出来，他只是牵着我的手穿过大街小巷，在经过悠长的巷道，穿过堆满煤球的木柴的窄路后，来到又一户人家。这一家，父亲是瞎子，母亲是哑巴，一位大哥在拄着双拐。我一进来，就心一揪，父亲给他们带去了两斤白糖，还买了一斤茶叶。两位老人都称呼我父亲为徐老师，他们有个小儿子是我父亲的学生，就下放在我们瓦西河中学附近的某个大队，学生委托老师进城看望他的家人，我父亲一口答应。哑巴母亲拿出日夜赶制的军绿色毛衣来，让我父亲带给她儿子，瞎子父亲在煤炉上给我们打了两碗炒米泡鸡蛋。他们都哭了，我也哭了。这是我见到的城市最底层人，与我无关，但亲切温暖像我的亲人一般。
到了晚上十点多，父亲带我在皖西剧院看了一场朝鲜电影——《卖花姑娘》。
我一点都没有预备，原来我是如此好哭，剧情悲惨，我的眼泪阻止不住，也没有带手绢，一哭就用衣袖擦，一场电影下来，两只衣袖湿漉漉，两只眼睛红肿肿。那是我平生观看的第一场电影，煽情而悲情，让我的心学会了共鸣和感知。走出电影院，我看见门口有位妈妈搂着孩子在乞讨，我走过去，把口袋里几粒古巴糖果送到她手上，还有在当时能够看一场电影的五分钱。
我忽然内心充满悲悯和欢欣交织的情怀，我似乎为自己感动，流出了泪水，我长大了。
许多年过去，我一回想这些过往碎片，就感觉自己充满光泽和韧度，拥有力量和来历，却原来，我的血并不是冰冷的而是滚烫的，那些曾经给予过我光照的无关或有关的物象们，构筑了我成长的体系场，我不是孤单的星球，我是浩瀚星河群里的发光体之一，虽然我们卑微，但并不轻贱。我们与万物的点点滴滴都是互为依存的共同体，我们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
（《散文》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