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上述人、事、物的命运一样，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呈现出的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复杂面相，不过在这些面相背后，革命领袖试图为万千人造命，带领他们向一个宏伟目标前进的理路却基本无差，其吸引力因上通理想社会之实现，下连安身立命之需要而自不言而喻，尤其是对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意义重大。如一九二六年五月九日，既是民国新定的国耻纪念日，也是革命青年柔石又一个身无分文的日子。他想吃一碗豆浆而不得，只能喝开水充饥，“一时心甚凄楚”，但“旋翻克翁（克鲁泡特金）之近世科学和安那其主义一读”，则“心颇得慰”。
可是这样的理路在具备吸引力的同时，也隐藏着相当的危险，尤其是当“为万千人造命”与中国近代急切、浮躁、激进的时代氛围相结合的那些时刻。辛亥革命就已是“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国民革命则演变成“谁要反对我革命的，谁就是反革命”，再过十几年，曾很革命的国民党也拖上了一个“反动派”的尾巴。在此进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前人所谋的“幸福”非但对后人所谋的“幸福”毫无裨益，反而成了欲除之而后快的“痛苦”，往往当宏伟目标还是海市蜃楼时，已有的努力与建设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其二是现代幸福之异化带来的延续性。虽然二十世纪中国的不少努力与建设是无用功，但在步履蹒跚中，除了痛苦，她总也享受了些现代转型带来的福祉，不过这些福祉的异化又构成了中国革命的另一种延续性，比如洋务中常言的“长技”、“器物”，现在的“第一生产力”——现代技术。
在晚清士人的想象中，西来的铁路、电报之类能使“远者近之，疏者亲之，缩大地数万里，异种人无弗日近日亲，于是墨子兼爱之学乃可以行”。可事实上，现代技术并未使中国或泰西离“日亲”、“兼爱”更接近，反倒与战争、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而自辛亥起，前述种种加上摄影、照明、电影、广播等都成为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部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中国之大，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由重磅扩音器宣布共和国成立的声音再如何洪亮，能听见的也不过是广场数万之众。而在此范围之外的人想要迅速周知消息，就必须依靠更多的现代技术方能做到。有人就是在路上买了一份《大公报》，才知道“毛泽东当选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六人：朱德，刘少奇，宋庆龄，张澜，李济深，高岗，其余政务院委员和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都已选定了”。
不过以上例子仅仅说明现代技术对于革命中各类消息且巨、且深、且广的传递效用。其实它们还有更深刻的影响力，因为在革命的激荡年代里人性的恶之面不会少见，其造成的黑暗与血污往往不绝于书，沈从文即说：“（辛亥）革命印象在我记忆中不能忘记的，却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无辜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此外再读一读张勋屠南京后亲历者写的《金陵半月记》、反映“二次革命”乱象的《焦溪焚掠记》和茅盾那几本以国民革命为背景的小说也可略窥一二。虽然恶之面并不专属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中国历史上从来不少“坑杀”数十万降俘之事，也不少一场战争下来死亡人数惊人的例子，但能把动荡、离乱、邪恶、黑暗与血污转化为正义与邪恶之争，革命与反革命之战，甚至变为一种奇异的美学却可能是要新技术与革命相结合后方能产生的独特现象。一九一二年，有时人在中央公园看关于辛亥战事的影片就指出其“形容北军过甚”；而到一九四九年革命接近功成时，一苏州市民参加完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纪念影片展览会后才发现：“往昔吾人身居解放区，如在瓮中，今见照片恍如梦醒。蒋帮战器非不坚锐，何以不堪一击，终如摧枯拉朽，失地折将哉？盖亦有其故也，照过去战役观之，此后全国解放意料中事。”
又比如民众的塑造，这种延续性西方学者已从不同的课题隐约勾勒出几条线索，费约翰（JohnFitzgerald）就抓住“awakeningchina”这个关节点描述了从清末到国民革命时期各色人等被“唤醒”的进程。魏斐德（FredericWakeman）则以“PolicingShanghai”为个案试图展示清末到一九四九年国家控制的延续性；此外，华志健（JefferyWassarstrom）关于“五四”的“公共空间剧本”说和裴宜理（ElizabethPerry）的“中国革命的情感模式”研究也都与此有密切联系。简单来说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进程中，塑造民众一般有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公共空间的政治化，辛亥时各种提灯、追悼、纪念、欢迎会就已占据了街头、会馆、开放私园等城市公共空间。任鸿隽即说当时革命烈士追悼会纷至沓来，几乎成了“长日办丧事”。不过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相比，“长日办丧事”亦是小巫见大巫。一九五一年春，仅北京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大小群众性会议就开了二万九千多次，到会三百三十多万人次。河南临颍一县参加过各种控诉、公审大会的人数等于全县人口的两倍。
有些人甚至参加过五次以上的会议！而在抗美援朝的动员中，“会”即有报告会、控诉会、片儿会、院会、晚会、联欢会等，宣传更是从书报、电影、戏剧、展览到广播、读报、唱歌、幻灯、橱窗等遍地开花。
路径是除旧布新的运动，像反对迷信、打压私塾、控制宗教等都是从清末开始，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未曾间断运动。这两条路径对如今为人所乐道的state-building或曰“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而言自然是极大的福音，但对个体的启蒙呢？却又是另一个过程。
传统王朝时代百姓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到了九死一生方会起“顺乎天应乎人”式的革命。辛亥革命之所以与以往改朝换代不同，从表面上看是打落了皇冠，而实质则因为其有“文字收功”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与启蒙曾经并不远。如果不狭隘地把辛亥革命仅仅视为一九一一年几个月内的鼎革事件，清末民初的“塑造共和国民”的进程实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启蒙的意义。当时的意识形态虽看似是革命压倒了改良，但实际上底色却基本是由梁启超等所浸染。《新民丛报》足可写一部关于“启蒙生意”的阅读消费史，《民报》却可能连材料都付之阙如。而因前述的将辛亥革命殊象化的问题，我们常常低估了其在这一方面的作用。
可是由于历史的因缘际会，清末民初的新思想虽具有“混成多元”的特点。
但在后世更多凸现的仍是对富强的渴望、国家的优越性和集体之善的追求。
因此向苏联取过经的国民党能战胜北洋军阀，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的共产党又比国民党更占先机。曾深受梁启超影响的吕思勉在“三反”思想小结中就说：原先认为爱国爱民族与大同之义龃龉，但得马列主义“乃得平行而不悖”。此未必是他的由衷之言，却仍可看出些许一九四九年革命与先前启蒙间的联系。不过这种联系或许只见于吕思勉、顾颉刚、叶圣陶等少数从辛亥一路走来之人，解放区中“新人”们的知识系统在几经淘洗后已无关辛亥，亦不及“五四”，而是由“革命”“反革命”“美帝”“蒋匪”“地主”“富农”“旧中国”“新中国”等“党话语”来构成。像上海解放后不久，曾经的“五四”
青年夏衍在宣传部和文化局的科级干部中搞过一次常识测验，结果令其瞠目结舌。连五四运动发生于哪一年这样的问题，答对的也寥寥无几，更无论其他，可见革命与启蒙之间的联系变成了怎样的明日黄花。对工农干部们而言“五四”是什么根本不重要，如何依靠组织，怎样发动群众，成功完成“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才是他们必须要懂得的“常识”。而这套“常识”的大规模拓展、操演一方面使上述话语真正深入人心，刻进脑海，做到了“一想到地主，就想到蒋帮，就想到日本赤佬，就想到美国赤佬”（见潘光旦、全慰天：《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另一方面也让原先只知道“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升斗小民在一次又一次的集体狂欢中获得无与伦比的翻身感与归属感。他们总能看见的是报头、张贴画和宣传品上那一行叫人无限神往的大字——“永远的幸福”。
（《读书》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