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悲剧
—忆萧红
梅 志
萧红逝世已经四十多年，我与她第一次见面到现在，也已有五十年了，但她的音容笑貌仍不时地在我脑中回旋，尤其是她作品中的人物，更久久地使我不能忘怀。
读了许多回忆她的和评论她的文章，总感到我所接触到的这个角落，还没有人触及。同时，我这一个普通女人见到的这些侧面，鲜为人知，就越发觉得应该趁我记忆清晰时将它们写出来。
第一次见面
1934年11月鲁迅先生在上海小花园梁园菜馆请客。因为代我们转信的妹妹将请柬送迟了，害得我们没能如期赴宴，那天失去了和萧红夫妇见面的机会。
直到第二年春天，萧红夫妇住到了当时的法租界萨坡赛路唐豪律师家，我才见到他们。这房子在法租界属于中等以上的英国式建筑，后门临街，正间宽大，他们好像住在二楼，这次是他们邀请我们去吃晚饭。我们到时客人已来了很多，都是北方人。幸好我能说普通话，就随便和他们谈起来了。记得那天罗峰和白朗夫妇也已到了上海，大家围在一张长桌旁边包饺子，萧红擀皮儿，大家一块儿包。
这场面我这南方人从来没见过，他们说，来吧，大家动手。我居然仍像学生时代一样大胆地就动手了。我只包过上海的菜肉馄饨，对包饺子一窍不通，花了好大的劲还没能包好一个，我可能都出汗了，萧红在一旁看着说了：
“得了，你不会包，在一旁歇着吧！”
她是想为我解围，但我蠢得很，还一味地不服气，觉得并不难，看了看他们的样儿，又试着包了几个，结果都成了四不像的怪物，这样自己才不好意思地放下手。我哪儿知道他们都是从小练就了包饺子能手呢！
后来喝酒的时候，我又自不量力地和他们干杯；还胡说什么这酒我不吃，会醉的，我要喝香槟。其实对酒我一点知识都没有，我家只吃绍兴老酒和白干，别的酒名我是在书上看到的，这次为表示自己的豪迈，就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起来。这时坐在我身旁的白朗说了一句，香槟酒也会喝醉人的。我不敢争辩了。
总之，当时我感到能见到他们很高兴，很兴奋，有点忘乎所以了。因为这一向从F①对他们的友好往来和对他们作品的赞许，我感到和他们很亲近，早就是朋友了，他们是豪爽的北国英雄式的不拘小节的慷慨之士，所以我也就冒充起好汉来了。我看萧红和我年龄差不了多少，我就像过去在同学家玩似的，毫无顾忌。F虽坐在我身旁，而他只和萧军他们男人家喝酒谈天。没等到散席就站了起来，对我说：
“我们该走了，到喂奶的时候了。”
我一看手表，才吃一惊，时间过得真快，真到喂奶的时候了。他们不好留我们，就都很热情地送我们到后门口。
我这一向都是在家里带孩子忙家务，很少参加这种热闹场面，临别时真有点依依不舍呢！
一路上F 没有和我说话，只是大步地向前走，我也只好大步地跟着。
到家后他说话了。
“你呀，真是太幼稚了，说这么些话，你可知道人家是小说家呀，会笑话你的……”
我一想可不是吗？他们一定把我看做无知的傻女人了……
为此，我很懊丧，至今我都还记得这次的会见，可见它给我的印象和教育之深了。
我第一次见萧红完全把她当做一个普通的但很能干的家庭主妇。瘦高的身材，长长的白皙的脸，扎两条粗粗的小辫，一对有点外突的大眼睛，说话时声音平和，很有韵味，很有感情，处处地方都表现出她是一个好主妇。
一两个月后的一天上午，F 又带我去看他们。萧红扎着花围裙正在收拾房间，擦地板。我们推门进去，她才直起腰来，似乎有点气喘吁吁，很吃力的样儿。F问：
“怎么你一个人？三郎呢？”
她一边请我们坐，一边说：
“人家一早到法国公园看书用功去了，等回来你看吧，一定怪我不看书。”停了一会儿，似乎忍不住了又说：
“你看这地板，烟头、脏脚印，不擦行吗？脏死了，我看不惯。”
这时我发现这房间很大，比那天晚上我看到的显得又大又阴暗。房里从地板到窗框的颜色都是棕色的，更显得阴沉。萧红也没有那天精神好，兴致好。有点疲乏的样儿。脸色也不好，带点不健康的苍白。她向我们抱怨南方天气不好，冷得难受。我感到很奇怪，忍不住问了：
“北方冰天雪地的，还会比南方好？”
她笑了说：“你可不知道东北了，那里是冰冻三尺，有时雪也高三尺。但屋里可暖和，不穿棉衣都行。它有厚墙、厚房顶，窗子是双层的，哪像这里的窗子，你看多大的一条缝，直灌风，冷死人了。”说着时还故意夸张地做着冷得不得了的样儿。又说：“有的屋里还有火墙、热炕，简直温暖如春，哪像这里四面进风。连空气都是潮乎乎的，你连个躲处都没有。”
F和她谈她的小说，她听得很认真，很仔细。她的回答也很使F满意，他们谈得很投机。我坐在一旁细心地听着。
不久萧军回来了，肋下夹了几本书，方形的脸，被风吹得红彤彤的，五短身材，穿一件短大衣，戴的是当时很时新的无沿法国式便帽。不像是用脑的作家，倒像体育学校或是美专的学生。他精神充沛，容光焕发，一进屋就给带来了一股阳气和热力。
他热情地和我们打了招呼，就谈他看的书了，说得那么兴高采烈而又自信。他说着说着，果然用一种带夸耀又带谴责的口吻说萧红了：
“你就是不用功，不肯多读点书，你看我，一早晨大半本。”说时还用手拍着书。
这下萧红可不干了，冷冷地说：
“喝，人家一早去公园用功，我们可得擦地板，还好意思说呢！”
萧军感到有点理亏，就哈哈地一阵大笑，笑得那么天真，萧红忍不住笑了，我们大家都笑了。
他们邀约我们一道去俄国餐馆吃饭，我们回绝了。
成名带来的苦恼
她用悄吟的笔名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和散文，又用萧红的名字自筹经费出版了《生死场》。萧军出版了《八月的乡村》和发表了许多小说。这一对夫妇作家，在当时的上海文坛不但站住了，还成了有名的新秀。他们为东北广大的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请命，写出了他们为民族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声张了民族正气。尤其萧红写的一些散文式的短作品，那些栩栩如生的小人物，那些浓郁的地方色彩，都极令人感动，引得读者的同情，对作家也产生了喜爱。于是他们都个个带着自己的风格特色在上海滩上站住了。
F为她的《生死场》写了一篇“后记”，书出来后，他要我多看看，说：
“这是有着天才闪光的作品，你看看吧，可以得到不少益处。”
我读了，有些地方很使我感动，也很喜欢，我在F面前说话是毫无顾忌的，我发问了：
“怎么这样写呀？忽然这样，一下子又那样，一点不连贯，也不完整，简直把人搞糊涂了，不像小说。‘小说作法’上一定没有这样写法。”
F 听后还是嘲笑了我：
“你呀，你呀，真是被旧小说害得不浅，什么‘小说作法’，那些框框害你不浅，你要好好地读读她的作品，它虽然有缺点，你看她的感觉多敏锐，写人物自然风景不受旧的形式束缚，这正是她独特的风格，这是近年来不可多见的作家！”
我没有理由能驳倒他，因为我也爱上了她的作品，许多地方虽然看起来不习惯，但是看了又放不下，有的地方还使我感动得掉下了眼泪，我成了她的一名忠实的读者。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没有能见到她，只是从F的口中知道他们搬到北四川路一带去住了。我们的住处没有告诉过他们，所以就不易见到他们了。有一次F忽然说起在霞飞路上遇见了萧红，她一个人去俄国大莱馆吃两角钱一客的便宜饭，还不止一次。
我奇怪了，他们两人的稿费收入已经不少，去逛过一次杭州——那是他们送鲁迅先生的干菊花茶，鲁迅先生又转送给F时，我们才知道的。但是像他们这样在上海已吃得开的夫妇作家，很可以过上像样的生活，请个娘姨(保姆)做饭，何必一个人游游荡荡去吃便宜饭？是怕麻烦？怕干扰？还是……
1936年夏天，F 常带我去虹口鲁迅先生家。这时F 正在帮助一个不懂中文的日本人翻译鲁迅先生的著作，因为是先生亲自委托的，他不好推托，这样就常到先生那里。不久冯雪峰由陕北回了上海，那他就差不多天天都要到那边去。在我的请求下，F，他有时就带我去，有时是F要我送东西去。
但是去前F总嘱咐我，不要随他上楼去，在楼下和许先生谈谈。能见到许广平先生，我也是很高兴的。许先生那样忠诚细心地照看鲁迅先生，为这一家老小操尽了心，又那么亲切热情地招待客人，我是十分敬佩的。常常是我自己厌于琐碎的家务，情绪低落时，一到鲁迅先生家，那种安详的肃穆的气氛，和许先生和蔼可亲的面容，就使我感到鼓舞，心情轻松愉快了。
经常都遇到萧红在下面。F悄悄地从后门直接上楼去了。许先生亲自来引我到大厅里，并且低声地对我说：
“萧红在那里，我要海婴陪她玩，你们就一起谈谈吧。”之后她就去忙她的事了。
萧红形容憔悴，脸都像拉长了，颜色也苍白得发青。她对我很冷淡，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儿，倒是海婴很活跃，搬出了他的玩具和书本，要萧红和他一起搭积木，我也就参加了。海婴嘴不停地问这问那，萧红慢慢地兴致也好了起来。这时她才和我拉拉家常似的，问我孩子长得怎么样？海婴也接着说：
“侬格小弟弟好白相勒！”
我们大家都笑了，气氛也就变得和谐愉快了。
有一次许先生在楼梯口迎着我，还是和我诉苦了。
“萧红又在前厅……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来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
详细情况我也不好多问，我就尽量地陪他们玩着，使他们高兴。一直到F在楼梯口出现，我才向他们告辞。
是天气正热的时候，萧红到我们住处附近来做西服，说是要到日本学习去。这时我想她已经从爱的纠纷中摆脱了，我为她高兴。
可能是为她饯行，还是别的场面，我又见到过她。这时她不但穿上了新衣服，还烫上了蓬蓬松松的头发，西服是便宜料子，又是小店做的，穿在她身上我感到反而失去了她过去的平淡朴实，那一头烫发也没有两条粗辫显得大方。我想她可能想彻底改变一下旧容貌了；不但是想换个生活环境，连形象都想改换一下吧，但是依我看，她这一改，倒有点不伦不类，很像当时的朝鲜妇
女了。
她去日本不久，鲁迅先生逝世了，这在她是一个不小的精神上的打击。听和她一起到日本的朋友的爱人后来说，她似乎在日本也没能安下心来好好学习，又加之生病，就老想家、想祖国，没到这年冬天就又回来了。
他们搬到法租界住。许广平先生也从大陆新村搬到霞飞坊住了。在许先生家我又有机会常常见到萧红。她恢复了过去的样儿，穿着简单朴素，头发也是平顺的短发，使我感到她又平易可亲了。
这时上海文坛向他们敞开了大门，不但许多刊物向他们约稿，有的还拉他们做台柱儿。所以在名誉和金钱方面他们是双丰收的。萧红心情非常好，比他们刚到上海时还好。
有一次在一个新创刊的刊物主编邀请撰稿人的小宴会上我见到萧红，她是那么情绪高昂。她说出自己的主张和想法，我才发现她是那么热爱她的文学事业，她真是想在文学方面干一番大事啊！这一段时期她可以说过得既丰富又热烈，有许多新朋友像捧角儿似的捧着他们，使他们都有点飘飘然了。
可惜这时间太短暂了。一个日本的进步作家来上海游历，特别想见见许广平先生和我们大家。在一间小咖啡室里，萧氏夫妇来了，还有另外几位，但是大家最奇怪和最关心的是萧红的眼睛，她的左眼青紫了很大一块，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背着客人走到她身边轻声地询问：
“你怎么了，碰伤了眼睛？”
“好险呀！幸好没伤到眼球，痛不痛？”
“怎么搞的？以后可得小心呀！”
对这些好心的问话，她平淡地回答：
“没什么，自己不好，碰到了硬东西上。”她又补充一句：“是黑夜看不见，没关系……”
回答得虽然有点吞吞吐吐，但我们谁也没有不相信。
送走了客人，大家都一起在街上溜马路时，太太们又好心地提起这事，主要是希望萧红以后要小心，萧红也一再点头答应我们。可是走在一旁的萧军忍不住了，他表现男子汉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气派，说：
“干吗要替我隐瞒，是我打的……”
萧红竟淡淡地一笑：
“别听他的，不是他故意打的，他喝醉了酒，我在劝他，他一举手把我一推，就打到眼睛上了。”同时她还细声地告诉我：“他喝多了酒要发病的。”
“不要为我辩护，……我喝我的酒，……”我们不好说什么，就这样各自走散了。
他们夫妇同一位编辑成了好朋友，常到他们家去，F和我抱着两岁多的儿子也去看望他们，正好他们都去了。萧红对我的孩子表示出特别的喜爱，F要他叫“姑姑”，叫“叔叔”，他都叫了，大家顶高兴，就问他叫什么名字？我说：
“小弟，我们都叫他小弟弟。”
“哈，哈，哈，”萧军大笑，“总不能老是你们的小弟弟呀，应该有个名字。”
F 说：“我本想用周先生最后用的那个笔名‘晓角’。”
“呵，晓角，很不错。”大家一致同意。
可是萧军又叫了起来：
“不行，晓角，晓角？我们北方音就是小脚，不好，不好，小脚，不好……”
我们一琢磨，误会成“小脚”倒真是不好，只能不用这有纪念意义的名字了。
萧红这时可向萧军发命令了：
“去，你这叔叔，去给小家伙买个小玩意。”
编辑先生也说：“是呀，叔叔可不是好当的。”
编辑太太没开口说话，显出不相干的样子。
萧军还是去了，不一会儿就上楼来了。
他到弄口俄式面包店买了几个面包圈，用绳子穿着提了上来，口里大叫着：
“列巴，列巴圈，好不好？”还将它在我儿子面前晃着。我儿子可能被这声音吓着，就一个劲儿扑向我怀里。
我说：“你看，叔叔给你买面包来了。”
萧红表示出很不满意：
“嘿，叫你买玩意儿，给买几个列巴圈。”
“怎么？列巴圈不好？”
我一看萧军眼睛瞪着，赶快说：
“这就顶好，又能吃又能玩嘛。”
萧红的心理我是理解的，她想给孩子买一件真正的玩具，这也可说是她母性加女性的表现，谁知萧军没把它当回事，还故意显露出不听她摆布的样儿，我看得出萧红很难过。真的买件能保留下来的玩具，可能我们会保留到现在呢！
萧红的生活的风浪刚平静下来，又遭到了暴风雨似的迎头的袭击。她的心波涛翻腾，感受着屈辱，不得安宁！
此时，萧红又常一个人到许先生那里去，一坐就是半天，看得出心里有什么不愉快的事。
我从来不喜欢打听别人的隐私，尤其一方在气头上，在痛苦中，用话去诱出或套出对方的内情来，我觉得是不道德的。所以我即使听到她说什么也只好安慰几句，希望她珍惜身体。
这时的痛苦她也只有向许先生去倾诉，许先生就代替了她的妈妈；她想在这里舔伤，在这里得到慰藉。
由于我常去许先生那里，有时她正在诉苦发牢骚时，也就不回避我。她那时身体很坏，常常失眠和肚子痛。当然更难忍受的是精神上的痛苦。许先生和我商量过，我们不好规劝对方，只能安慰她几句。但都惋惜这一对作家夫妇，怎么会在生活中出现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他们不是很懂得人生疾苦、很有感情的人吗？为什么要使对方受苦呢！
后来知道萧红还是力求摆脱这精神上的屈辱和痛苦，离开了萧军一段时间。
这次突变，给她打击很重，种下了无法医治的精神创伤，可能是后来分手的原因。
抗战时期在武汉
抗战爆发了，我们一家三口，离开了沦陷的上海，回到了F的故乡湖北。由于F 一直没有职业，就只好让我带孩子住在乡下老家，一直到秋末冬初，他的工作基本上稳定了，我才到武汉来，住在他寄住的朋友家里。
这是一幢花园洋房，我们住的是花园前面的两间小屋，在花园的一角。一旁是养花的暖房，房门外面是两个大铁丝笼，里面还喂着一双漂亮的雉鸡和一笼鸽子，和雉鸡一起的还有几只种鸡。很有点小动物园的味儿，就是已经零落了，我们只能见到这几样。花园有竹编拦成的曲径一直通到我们住处，上面爬满了蔷薇花藤，院子里种有松柏和各种树木，虽未成荫，就这样，已是一个美丽幽静的好地方了。
《七月》杂志常借他家的客厅开座谈会，主人见到这些作家们都十分热情地打招呼。这儿就是《七月》的摇篮——武昌小朝街。
萧红他们住得离这里不远，是常来的客人。来时只要一过正楼，走上花园的小径，我们就能听到他们的嚷嚷声。除萧红、萧军夫妇外，多了一个人。这人我在上海时曾见过，是他带了稿子从北平到上海来的。他的长篇小说鲁迅先生交给了F看，所以鲁迅先生逝世后，他找到F，我们也成了朋友。后来我们也介绍他与萧氏夫妇认识了，因为他们同是东北人，现在他们住在一起，常同来同往的，显得十分亲切和热闹，萧军虽然个子不高，倒是精力充沛，说话嗓门又大，争论起来更滔滔不绝，他们争论什么？我弄不太清，但我多半被萧军的谈风所征服，总认为他是对的。而萧红只是显得不耐烦，不愿听他们这种争吵不休的谈话，不是坐在一旁翻翻书报看，就是和F聊天，有时也同我和孩子聊聊。更多的时间我是带着孩子走开，因为小屋被几支香烟熏得烟雾袅袅，简直使人睁不开眼，要头昏的。F 是烟不离手的，而萧红也不少抽，那抽烟的气派、手势，看来也是一个老烟客；萧军抽得也不少，但是他只顾说话就少抽了。
这次我感到萧红起了很大的变化，身体比过去结实多了，脸色也不是青白的而是白里透出红润，好像“七七事变”的炮声一响倒把她的噩梦打醒了，她又像过去初到上海时一样，睁着两只大眼睛到处张望，发现人们对她不仅是善意的，而且是尊重的，于是她昂起头，眼睛也发亮了，精神飒爽且带着自信和豪迈。
我心里想这才是真正的萧红。
这是我第一次在家里接待他们。他们坐在这小屋里，萧红首先对我们的儿子表示关心，又问叫什么名字，萧军就喊了起来“小脚”、“小脚”。F告诉他们：
“现在他有名字了，是晓谷。天刚晓的晓。山谷的谷，再也不能讹成‘小脚了’。”
“晓谷这名字好，拂晓的山谷，真美。”
大家都赞同这名字。
他们常常是在外面吃了早饭，就顺路到我们这里小坐一会儿。慢慢地我知道萧军和那位朋友为什么争吵了。一个自比托尔斯泰，一个就以巴尔扎克自诩，这样两位中国的“大师”争论不休。一个说你描写的自然景色哪像托尔斯泰；一个就反唇相讥，你的人物一点也没有巴尔扎克味儿。就这样互相争执，又互相讨论，我们就都做旁听者，谁也不愿插嘴。最后是萧红出来说：
“你们两位大师，可以休息休息了，大师还是要吃饭的，我们到哪儿去呀？回家？还是过江去？”
这很灵验，他们住口了，有时是决定去黄鹤楼游蛇山，萧红总问我去不去？我记得似乎一次也没同他们去过。都说孩子走不了，谢绝了。
他们三个人老在一起，萧红活泼多了，如果和萧军发生争吵，那位朋友就以义士自居出来护她。他们在一起，多半还是吵吵闹闹玩玩，没听他们说准备写什么作品，好像这抗战后方的小小自由是该尽情享受的。
事实并不如此，敌人是在伺机相扑的。一天下午F正午睡时，萧红一个人气急败坏地跑了进来，连话都说不清：
“有三个流……流氓……样的人，跑来逼着萧军要跟他们走……萧军……还要我们都到警察局去。”
顺了一下气才说清楚：萧军被他们带走了，她赶快溜出来报信。
F立即去行营找曾见过面的某处长，答应调查、交涉。又托房主人找人打听情况，后来知道是省党部特务组干的，F就求房主金老伯去找特派员，那是他过去的学生。不久萧军就出来了。时间虽然只有几个小时，却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警告。因为他们想秘密捕人，那是确切的。这次只因为萧红跑出来报了信，我们营救得快，他们无法隐瞒这鬼蜮伎俩，只好悄悄地放人，故意借口说是因为他们没报户口。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萧红是机智勇敢的，她对萧军的安危是关心的、挚爱的。此后，她简直对萧军一人行走都放不下心了。
出了这事后的几天，萧红送F一方小图章，说是她亲自刻的，是阳文，F的名字也是她亲自写的。印出来倒也别致好看。F用过几次，后来从武汉撤退时丢失了。我知道萧红能画，《生死场》的封面就是她亲自设计的；能刻图章，这是我第一次知道。
一次我在F书桌上发现了两本女作家的长篇小说：一本是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一本是德国丽丝琳克的《动乱时代》。我正在翻看其中的一本时，萧红一人来了，F 不在家，她坐下来陪我聊天。
“你看过这两本书了？”她见了桌上的书问我。
我点点头。
“喜欢吗？喜欢哪本？”
我瞪大眼睛望着她，好像是在受老师的考问，犹豫了半天才说：
“喜欢《大地的女儿》，读了它使人感到应该追求理想，为理想而斗争……”我说不下去了，觉得说得太大太空。但看见她望我微笑着，就给了我勇气，这才又说：
“她坚强勇敢，从小就反抗旧社会的不平等，尤其是男女不平等。你看她后来就敢同一个亡国奴印度人结婚。”
“是这样，还有呢？”
“总之我读了很感动，她是一个勇敢的人，同情弱小民族的人，同情被压迫者，对吗？”
她点点头，没表示可否，而问：“那一本呢？”
“它当然也很不错，有许多地方也使我感动，如她的童年生活就比《大地的女儿》写得生动。但我怕它，它使我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人民的受苦，逃难、没吃、没穿，还怕随时被炸死。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吗？它使我憎恨战争，但它写得太真实了，使我害怕，使我为孩子们担心。”
我的体会是很不完全很不深刻的。后来我在《七月》上读到了萧红对这两本书作的读后记，可惜她也没有作什么深刻的评介。看来她不适合写评论文章。她用的是散文笔法，我看得出她也是更喜欢《大地的女儿》的。写得更多的是她自己的生活，和她对小巷中那个受战争所迫逃到他乡、饥寒交迫的老汉的怜悯和同情。不过她说了心里话，可能是她生活的实感。
1937年快完了，抗战已经好几个月了，前方除了失利还是失利。作为大后方的武汉看来也将变为前线了。现在是紧张混乱，敌机常常飞临头顶，并且就在头顶上空战。探照灯交叉地盯着敌机，高射炮发着一串串的白光嘭、嘭、嘭地响着，有时敌机着火了，就像红金鱼似的在天空翻腾，最后跌落下来。开始看看是鼓舞人心的，一次打下三五架是经常的，有一次打下二十一架。但是被它炸死炸伤的人数可没有报道过。
人心惶惶，从四面八方拥来大批难民，又各自谋求生路奔走四方，生活的困难，交通的不便，使得人们的心情既焦躁又愤怒。
萧红他们三个也开始心神不定，有点坐立不安了。来时就谈到逃难，怎样离开武汉，想找个安全的地方。
这时山西办了个民族革命大学，是李公朴当校长，派人来邀请教授，并招收学生。来邀请的人想邀请萧军夫妇和F 都去，萧军很想去，还希望大家都去，只有那位朋友在一旁做无可奈何状，看来只得跟着走了。F因为《七月》，一时走不了，只好暂且留下。
在行前，F同《七月》最早的出版者熊君商量，因为试刊时从未发过稿费，F 本人也没有拿到分文的编辑费。现在大家要分手了，又是到遥远的北方去，F提出应该给每人送点钱，添置行装，他答应了。但是由于《七月》虽然销路不错，可是请各书店代销折扣打下来剩得就不多了，所以每人也就只能送几十元钱。
这一群北上的朋友中，最使我感动的是一位诗人的一家，他的那位一向不在人前多说话的，美丽端庄的妻子抱着刚一岁多的女儿小“七月”，（她是芦沟桥一声炮响时那个月生的。）她无忧无虑地偎在妈妈的怀里。后来她也随着父母，顶着严寒大风奔赴大西北的前方，可敬的妈妈没有表示一点犹豫，因为她是全心全意地跟随着自己的丈夫，把艰难困苦和可能遭到的危险都置之不顾了。多真诚善良的女人啊！我望着他们上路，心里是难受的，祝福他们一路平安！
萧红情绪很好，大约是她喜欢北方，想到又能见到满天的飞雪和温暖的热炕，她一直很兴奋，披着她的毛领呢大衣，矫健地走着。只有后来出发坐上车时，发现那是货车，才有点惊讶。是呀，怎么能请教授们坐货车呢？幸好她并没计较，因为这是战争时期呀！
她被大风沙刮回来了
他们都走了，留下F 一个人支撑《七月》的全部工作。过去，两位诗人是把《七月》的出版，看做自己的工作，连一些跑印刷厂、校对等杂务，都帮着F做，现在他们走了，得靠F一人在众多的来稿中发掘出新的生命力，继续健康地成长，他两眼都熬红了，我没法帮助，最多帮他做些打杂的事务活。
他们到了北方后有信来，看来前方情况不妙，无法上课。不久就听到临汾已兵临城下了，幸好收到了他们已脱险平安到达西安的信，似乎萧军分道到陕北去了。4月中旬诗人一家回到了武汉，带来了萧红的信，说是已怀孕，和萧军分开了。诗人告诉F她已和那位友人在一起。啊，明白了，原来如此。
这个第三者的闯入，使他们本来有裂痕的共同生活，彻底破裂了，这只能是萧红精神上的一种对抗，现在这能是真正的爱情吗？也许仅是想转换一下生活对象罢了，做得似乎太冒险了，我为萧红担心！不久他们两个也回到了武汉。
几天后，他们可能是来找F谈谈的。那位朋友有意地站在蔷薇花丛的阴影下，我们随便地坐着。
萧红谈了她在西安的那段情况，她见到了另一位女作家，对她的解放的思想和生活，她表示了吃惊和不习惯。最后她宣告，同萧军闹开了，人家到前线打游击去了，我现在同他（用嘴向蔷薇花丛那方向努一努）在一起过了。
而那个他只冷冷地似笑非笑表示了一下。我们不能有任何表示，也并不感到突然，连对他们说句祝贺的话，都无法说出口，这点恐怕很出于他们意外吧！
也算是萧红的女友S女士来我们家，可发起牢骚来了。
“我请她住在我家，有一间很好的房子，她也愿意。谁知晚上窗外有人一叫，她跳窗逃走了。”之后她又气恼地补上一句：“喝，像夜猫子一样，真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
她双手一摊，可能对这“夜猫子”一词很欣赏，以为在中国话里找到了好的形容词，还咯咯地一个人笑了起来。
我心想这可能是爱得狂热了效文君的私奔？还是真的被爱着呢？或者正因为他的一副胆怯相，一副温和的绅士派头，使她离开了粗犷的萧军？总之，我以为她这是一个任性的反拨，走向另一极端的选择。我们是说不出祝贺的话的。
他们两个并不经常走在一起，萧红常是一个人来看我们。遇到F不在家时也留下来坐一会儿，可能是她怀孕了更愿意和女人接近，这样，我和她有了更多的谈话机会。她和我说到她出生的遥远的北方家乡，那里是天寒地冻，但室内温暖如春。她形容那里的冰冻，曾很形象地告诉我，她小时候刚上小学时，不敢举手说要小便，结果尿了裤子，等回家时，将裤子脱下来，那棉裤冻得都可以立着不倒。我就像听海外奇谈似的听着，而她自己却哈哈大笑了，好像笑别的孩子似的。
有一次她来了，我和孩子正在花园里玩。当时是初夏，这花园显得很美丽，通向我们小屋的竹长廊正被蔷薇爬满了，一骨朵一骨朵的蔷薇，真像十姐妹拥抱在一起，院中的小松柏笔直地站着，垂柳就低倒着头。那小小花房此时正盛开着石竹花，红的、白的，还有外围红得十分漂亮，月季花正含苞待放，十样锦更是成片地铺满在花畦里。萧红很喜欢花，我们就在花房前坐着。这时我的孩子在草地上挖着什么；可能是捉蚂蚁，她高兴地蹲下来和他一起玩着。随便和我谈话。
她说：“孩子顶可爱的，尤其是三四岁，似懂非懂顶好玩。”
孩子也喜欢她，老是萧姑姑萧姑姑地叫着，过去孩子见着他们，也叫的，但多半贴在我身旁，不敢对她表示亲热。
我说：“看得出你喜欢孩子，将来你一定能把孩子带好。”
“我？孩子？那太缠人了，麻烦……”最后她叹了一口气，没有说什么。
这一次的花园聊天，不知是谁给我们照了一张相，我经过多次的抄家迁徙，这照片还在，就越发觉得它的可贵了！
孩子是可爱，是好玩，但在这兵荒马乱时，实在不宜拖儿带女的。我发现自己好像怀孕了，反应特别厉害，在街上昏倒过。这样我就同房主人的夫人一起去找医生准备打胎，萧红知道后要和我们一道去。检查的结果当然是有孩子了。萧红的已有三个多月了，打胎可以，要一百四十元，她吓了一跳，出不起，我们也出不起，就这样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医院。
一次愉快的重逢
我逃难到鄂西住了几个月，后来又辗转抢搭轮船，几经艰险才于1938年底到了山城重庆。找不到房子，就住在朋友让出来的小旅馆里，半个月后我提前生下了我的女儿，我们一家就住在仅有三四平米的小屋里。
生第一个孩子时有我母亲和妹妹在一旁照料，现在她们远隔万里，一切都得靠我自己了。小衣服还只做好了一件，三天后我就下床赶做衣服好给孩子洗澡换。我的眼睛正枯涩得要命，忽然房门开了，我眼前一亮，随着一阵清香扑鼻而来，我几疑是回到了我童年时寄居的梅花三馆呢！一株尺多长的红梅出现在我眼前，手执梅花的正是萧红。
她亭亭玉立地站在我面前，身穿一件黑丝绒的十分合体的长旗袍，显得十分高贵清雅，脸色也像梅花白里透出点淡淡的红色，这时我感到她真美。忘了普通的应酬，就丢开手里的活，拉着她的手，好像他乡遇故人似的亲热。看来她也很高兴，就坐在我床边上，并且还看了看一团血红的小婴孩。
F 拿着这花没地方插，就将它捆在我的床头，他有事出去了。
“你的孩子呢？一定很大了吧？”我关心地问她。
“死了，生下三天就死了！”她有点凄然地回答我。
我大吃一惊：“怎么会死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是男孩，唉！死了也好，我怎拖得起呀……”停了一会儿她又接着说：“我一个人到码头上赶船就跌了一交，当时我心想，孩子呀，孩子呀！你就跌出来吧！我实在拖不起了，我一个人怎么把你拖大！可是他啥事也没有，……”
是呀，一个人怎么拖得起一个孩子？但是她不是还有另一个人吗？我不好问了。就顺着她说：“一点不错，做女人太不幸了，我为了生这女儿，坐着滑竿跑了大半个城，也没有医院肯收我，都回绝说没床位，我们说自己买帆布床来，也不答应。还是江苏医院是同乡人，同情我，叫我回旅馆，她来接生。你看这还不是顺利生下了，三天了，谁知将来会怎样？但是吃再大的苦，我得把他们带大！”
我们俩都在为做一个女人而叹息，我的大孩子玩得满头大汗地进来了。他高兴地叫着萧姑姑。萧红说：
“他长高了，可是瘦了。”
我再一次地仔细地望望她说：
“你倒比过去胖了，精神也好，穿上这衣服可真漂亮。”
她高兴地笑了。“我自己做的，这衣料，这金线，还有这铜扣子，都是我在地摊上买的，这么一凑合不是成了一件上等的衣服了吗？”
是的，她将金线沿边钉成藕节花纹，那有凹凸花纹的铜扣被她擦得锃亮，使这衣服显得光彩夺目，穿衣人也就颇有神采了。我还看到过她穿的另一件她自己亲手缝制的毛蓝布旗袍，她用白丝线绣上人字形的花纹，虽是粗布料，穿上它可显得雅致大方。我心想原来她是爱美的，也很有审美力。过去是没时间？没心情打扮自己？在武汉她将她的女友S的西服上衣和花裙子穿着，倒也潇洒，这次可自己动手精心打扮了。
F 回来后他们就带着大孩子一同出去了。
好容易找到了住处，在这山城算是安了家。这样从各地来的新朋旧友就不辞辛苦地爬上我们住的三层阁楼上来。
我有机会见到两位萧红故乡的老朋友，P女士（后来我知道她同萧红的关系是很深的，这可见之后有关她的回忆文章。）来看我，并同我谈到萧红是住在她家生孩子的。她告诉我萧红在产前心情是很好的，不但细心地做了自己的衣服，还给孩子做了小衣服，她是沉醉在做妈妈的幸福中。孩子生得很顺利，低额头四方脸，看去就像萧军。谁知产后三天我们傍晚从医院看了她出来，第二天再去她就告诉我们，孩子死了！医生、护士和我们都很吃惊，都说要追查原因，她本人倒反而表示冷淡，没多大的悲伤，只说死了就死了吧！这么小一个孩子要活下去也真不容易！
就这样，她结束了做母亲的责任，和对孩子的爱！
后来又来过一位东北作家的夫人，她是萧红中学时代的同学。她和我一样是文学爱好者，所以对她的成了作家的同学谈得很多。从她那里我们才更多地知道一些萧红的身世和遭遇。她没有读完高中，就被父亲作为交际的礼物许配给一个官僚地主的儿子。她不愿意，从家中逃了出来，这样就同她那狠心的父亲决裂了，在哈尔滨街头成了一个挨饿受冻的流浪者。后来她得好心人的资助到北平读书，可是她的未婚夫找上门来用花言巧语和伪装的爱情欺骗她，将她带回哈市，在旅馆里过着盲目的享受生活。钱用完了，她的肚子也一天天地大起来了，那坏蛋就骗她说回去取钱，结果逃之夭夭，旅馆留下她做了人质，要让她归还两个人的店饭钱，一直到萧军他们来将她救出。
她和萧军同居了，孩子出生了，但是付不出住院费，那时他们都无收入，孩子只好送了人，逃也似的离开了医院。当她与我说到萧红这段往事时，她动了感情，不无感慨地说：
“她好像不是生来做母亲的，没有做妈的命！第一个坏蛋在她怀孕时，抛弃了她，第二个呢，他们两人又分开了。要不然一家三口多美好啊！”
这当然是萧红的不幸！但她绝对不是不愿做母亲，她是爱孩子的。是谁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爱自己孩子的权利？难道一个女作家还不能养活一个孩子吗？我无法理解。不过我对她在“爱”的方面更看出了她的一些弱点。
我常在S女士那儿看见她，这时S刚生下一个女儿，夫妇两人都视若掌上明珠，宝贵得很，因此生活上不愿有一点干扰，已经不是上海滩上流亡的时候了，人家现在双双都是政府官员。但萧红太相信过去的关系了，常去打扰他们，S发牢骚了，甚至可以说生气了。脸红耳赤地向我们说：“真没办法，你的饭做好了他们来了，就在阿妈住的大厅里打地铺，阿妈更不高兴，就要不干了，那不行的，我没有阿妈不行的。”（潜台词是没有朋友倒行的。）
我们不好回答，我们也不好去向萧红说，后来终于不见他们来了。
默默无言的余情
我们忽然得到萧军从兰州寄来的信，信中还有一张照片，原来他已经和一位姑娘结婚了。双双坐在一处山石上，身边还有一只狗，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姑娘很年轻、很健康也很漂亮。萧军在信里忍不住宣泄了自己充满幸福的心情。
我们衷心祝愿这一对新婚夫妇，天长地久，永远幸福！
我正在为萧军高兴，萧红一个人爬上三层阁楼来看我们。F不在家，她留下来，在竹制的圈椅里坐下，半天气才顺下来，她抱怨这山城行路真难，爬高上低走不完的梯坎，真是要人命！
我为她倒了茶，眼看着她满脸红潮，气紧得很，真为她担心。这山城的路是没有上海和武汉的马路好走，我这阁楼又是山上的第三层，还得走一段没光的扶梯，只好摸着上来。它本是朋友家的贮藏杂物的房间，承蒙主人借给我们安身，已是很大的幸运了。我们就将杂物归在一边，用一块布遮拦住，倒也空出十来米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卧房、书房、“客厅”、“餐厅”了。这么高，又是这么一个拥挤的地方，一旦有朋友来我是很感抱歉的。而她不辞辛苦地来看我们，我更感不安，我高兴地亲切地和她闲谈着。
闲谈着，我忽然想到萧军的来信，就不加思索地从抽屉里取出来给她看。
她仔细地看了信，也看了照片，看了正面又看反面。反面写着：“这是我们从兰州临行前一天在黄河边‘圣地’上照的，那只狗也是我们的朋友……”她手里拿着照片一声不响，脸上也毫无表情，刚才的红潮早已退了，现出白里透青的颜色，像石雕似的呆坐着。
我发慌了，后悔了，想不到她对萧军还有这么深的余情！看得出她心里是痛苦、失望、伤心的。这张照片对她该是个不小的打击，但又是必然要来的一个打击。
后来她像是醒过来了，仍旧没有做任何表示，只是说：
“那我走了，同F说我来过了。”
就这样像逃避什么似的匆匆地走了。
在乡下赶场
随着重庆的“五三”、“五四”大轰炸，我们又拖儿带女地逃到复旦大学所在地黄桷镇去住。因为F在那所大学有两门课，本来每周都要去一次，现在我们索性就移住到那里去了。
我们的住处离镇上有好几里，买蔬菜和粮食等（尤其是拿信拿报）都得到镇上去。大学借用了一座庙宇办公，传达室可能是过去的旁门，但它面向镇上大街。
这里是二、五、八场期，我是每场都赶的。在人头挤挤的“场”上常常会遇见熟人或认识的教授太太们，有时仅仅打个招呼，有时也谈谈物价和交换外面的消息。从靳以先生那里我知道萧红已经住到镇上来了。那位他的友人在学校有两点钟的课，萧红就和他住在一起。那是这镇上唯一的新式楼房，另有好几家教授也住在那里。
在下次赶场时，我遇见了萧红，她不是在菜摊上挑选蔬菜，而是随一个大娘（保姆）在杂货摊那边选购日用品，只见那大娘手里提着砂锅、铁锅之类，她空着手，大娘要什么她就打开皮包付钱，连一点意见都没有，就这么匆匆忙忙地买着，只想赶快离开。见这情景我不便上前去和她打招呼。
这次搬家当然不像几年前她文章里写的“搬家”了，也不会再像商市街那样生活了，这是高贵的教授生活，但她没有兴致。可能是想到了过去，那时可不是她一个人安家，一个人奔波操劳，那时她得到作为一个女人的照顾和爱护，而今天她成了保姆的主人，保姆头头罢了。
过去F带我到靳以家去过，我能找到萧红的住处，但我想还是不去拜访她为好。
一个月后，我去小学校接大孩子。那要经过一段小溪沟，下坡再上坡，爬到上面正好是大学的操场。这时在篮球架旁站着一个女人，不像是女同学，穿着蓝底白花旗袍，我一下就认出来了，是萧红。她一个人站在那里望着远处的青山和将消失的红霞，似乎在沉思，我想她大约被这美丽的景色打动了，正在做诗吧。我不想惊动她，想从她身旁斜穿过去，可她掉转了头，和我打了个照面，我只好停住了脚。
“你住在这里吗？”她表示亲切地问。
“我就住在溪沟那边的坝子上的老乡家，怎么样？你稍等一会，我上街去接孩子，回来领你一道去我家坐坐。”我高兴地邀请她。
她犹豫了一下说：“不了，下次吧，下次我会去看你们的。”
就这样我只好走了，等我回来时她已经不见了，但是F可一直都关心着她。我隐隐地知道她不会来看我们。
我还是能经常见着她，多半在下午我去传达室取报的时候，当许多学生、教授走出校门经过镇上大街，这里面会有他们两个。他们有时可能是出来散步或是到对岸北碚去。时间已是深秋了。男的穿着他常穿的咖啡色夹克，像过去一样斜着肩低着脑袋，在街上走着，相隔两米远的后面萧红也低着头尾随着。不知道他们关系的人，只当是两个路人呢。知道的也可以认为他们不和刚吵了架哩！都低着头不高兴和人打招呼。别人也就不去和他们点头招呼了。萧红在她的旗袍上有时加一件红毛衣，从背影看显得瘦多了，两肩比过去耸得更高，抬着肩缩着脖，背还有点佝偻，真不像一个只有二十多岁的少妇的身影。再也看不出过去那个在上海昂着头挺着胸，用劲地响着皮鞋在马路上赛跑的年轻的北方姑娘了！
我虽然多次看见他们，就从来没看到过他们有说有笑地并肩走在一起，来我家看F的同学们谈到他们，也表示很奇怪。女同学都很尊敬和喜欢萧红。内中有一位女同学是东北流亡学生，她对萧红更有着特别的感情，她们成了知心朋友，她说萧红并不快乐，常找她发牢骚诉苦，对目前的生活看来不是十分如意的。我不好询问她具体情况。想到萧红下决心和萧军分离，得到的……我心里很是难过。
我的邻居是学校的会计主任，一个美国留学生，外表长得矮小，一口江西土话更像个土老头，为了怕镇上遭轰炸，在我的住处附近租了一间正房让他的老娘和四五岁的独生子住。他貌似孝子，常来看望母亲，但是七十多岁的老娘要照顾他的孙子，为他做饭洗衣，有时还要做好菜给儿子吃，每次儿子走后，老太太直叫腰酸背疼。我讨厌这个邻居，觉得他有点伪君子的味儿。
果然他取下了假面，用着嘲笑的口吻和我说话：
“张太太，你们文学家可真行呀，丈夫打了人叫老婆去跑镇公所，听说他老婆也是文学家，真贤惠啊！”
一听这话我就知道是指谁。但是我真难相信。“你搞错了吧？”我板着脸回答了他。
“哈，哈，哈。”他发一阵开心的大笑。“哪会搞错，现在哪个不知、哪个不晓啊。”从会计主任的嘴里我知道萧红又遇到了不如意的事了。
我在去北碚的码头上，遇见了靳以先生，他也在等船。他和我谈起萧红，因为他们是邻居，对于一些生活细节他说得活灵活现，而且也充满着激情和气愤。一个有正义感，尤其是对女性十分崇拜十分关切的他，是不能不这样的。想着他对他的年轻美丽的妻子那份爱护备至，我更没有理由说他不应该责备那位和萧红一道生活的朋友。后来靳以在悼念萧红的文章中所写的词句已经冷静而又冷静了。但当时他涨得脸红耳赤，一边愤怒地说着，一边不停地用手推着眼镜，我真为他担心，怕他上不了船，因为他太激动了。
这件不愉快的事发生后，我好久都没有见到萧红他们。我想起来了，我曾在《新蜀报》上看到一个消息，说那朋友将要出版一本大型文艺杂志，可能是趁寒假期，他们到重庆办杂志去了。
那之后，他们就真的到重庆去了。
等我知道他们飞往香港时，可能已好久之后了。还是靳以告诉我的，看来连他事先也都不知道的。他这次是大骂了。靳以说：不告诉朋友们倒也罢，怎么连大娘都不辞退。……走得这样神秘，这样匆忙，为什么？连我这个老朋友都不告诉？连我都不相信。在这点上他感到伤心，并为萧红担心：“怎么会想到去香港哩？！”
是呀，所有的朋友听到这消息无不表示了惊奇，怎么会想到离开抗战的祖国到香港去？后来我才约莫地懂得了她当时的心情，她是以屈就别人牺牲自己的精神去香港的。这里表现她为别人牺牲的伟大，也表现了她跳不出她已感到桎梏的小圈子的软弱。她只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力量拉住她，不让她去。但她终于远离了抗战的祖国和人民，到那人地生疏、言语不通的亚热带的香港去了！
1941年春夏，我们因抗议国民党背信弃义制造皖南新四军的惨案。周恩来副主席决定我们离开重庆到香港去。到港后才知萧红已染肺病，当时我要带孩子回上海，没有能去看她。但在上海从许广平先生那里知道，萧红旅居香港，心情一直很寂寞，许先生也奇怪她为什么离开重庆，离开有那么多朋友的重庆？她为她的病体担心。
我去信F，要他抽空去看萧红，他去了，来信说：“虽然躺在床上，看上去精神很好，见到老朋友显得很高兴，并且仍豪情满怀，说要办一个大型杂志，要把老朋友们都邀请到，还要找萧军来……”可以看出她的心情是寂寞的，养病条件也不好。等我再到香港，想和F一同去看她，谁知第三天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
一直到1942年夏季，见到了骆军，才知道萧红已在战争时，因得不到好的治疗和亲人的关心，含恨而逝世了！中国的一个很有才华但未得到充分发挥，写出她的辉煌巨著的女作家，只31岁，就过早地逝世了！
1984年11月10日
选自《花椒红了》，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9月
我与萧红的缘聚缘散①
萧 军
就这样决定了：让他们去运城，我留在临汾，一定要看个水落石出才能甘心——我比他们强壮。
“你总是这样不听别人的劝告，该固执的你固执；不该固执的你也固执……这简直是‘英雄主义’，‘逞强主义’，……你去打游击吗？那不会比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更价值大一些，万一……牺牲了，以你的年龄，你的生活经验，文学上的才能……这损失，并不仅是你自己的呢。我也并不仅是为了‘爱人’的关系才这样劝阻你，以致引起你的憎恶与卑视……这是想到了我们的文学事业。”
“人总是一样的。生命的价值也是一样的。战线上死了的人不一定全是愚蠢的……为了争取解放共同奴隶的命运，谁是应该等待着发展他们的‘天才’，谁又该去死呢？”
“你简直……忘了‘各尽所能’这宝贵的言语；也忘了自己的岗位，简直是胡来！……”
“我什么全没忘。我们还是各自走自己要走的路吧，万一我死不了——我想我不会死的——我们再见，那时候也还是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远地分开……”
“好的。”
摘自第一章 第一节
自从1938年我们最后宣布“诀别”以后，凡属遇到的故人、老友……他们首先要问及我和萧红为什么要分开。在他们意念中，我们的“结合”是不平凡的，经过的贫困艰难也是不平凡的，又有相同的文学事业为基础，无论从某一角度来观照，似乎全没有可以分离的理由和条件。事实上在我们结合以后，彼此也没想到会有中途分手的一天，默默中也全是以“白头偕老”这一“默契”作为人生行程最后归宿为目标的。
除开故人、老友的关心和惋惜以外，也还有若干具有善意的读者们，也提出了这一问题，……这使我如何和怎样回答呢？
在我们经行的生活历程上，也并非尽属康庄大道，或者是“水波不兴”。正如一般青年男女一样，彼此之间也发生过猜疑，发生过误解，发生过“外力”的干扰。……但是经过彼此真诚坦率的说明，所谓：猜疑和误解最终总是能够烟消雾散，冰释云分；而所谓“外力”的“干扰”，经过彼此同心坚决的排除，……最后也还要以胜利而告终结。原来的两颗赤诚的心，坚贞的心，彼此爱怜的心仍然是血肉无间地结合起来共同跳动着、呼吸着……
但是人间的事情终归是人间的事情，总要有所变化。一旦主观、客观条件有所变化，时间、空间有所变化，共同基础有所变化，相应的人的思想、感情、理想……也必然要导致于变化。由思想到行动，如果再遇到相应的偶然的契机，由渐变也就可能导致于突变的。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总是有它的一定规律可寻的，因此对于我们之间的“诀别”，也就无足稀奇了。
在我的主导思想是喜爱“恃强”；她的主导思想是过度“自尊”。
因此，在我是不能具有像托尔斯泰那样“基督教”式的谦卑，说“一切都是我不好”；我也不能责备或诬枉已死者，说“一切都是她不好”，这是有背于一个作为人的动物起码品质和道德的。
因此对于这一问题，不管是对于故人、老友以至于善意的读者们，我只能采取外交官们的通行例语：“无可奉告”。这倒并非是我有什么“内怀愧怍”，不敢暴露自己的恶德；也并非“存心忠厚”对于已死者“葆其令名”，真正的原因只有以下两条：
一、回忆、复述、分析、综括……这类事，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它并不比唱一支愉快、美丽的歌那样会使你感到一种愉快的，美的享受！每谈一次这类问题，就相同虐待自己一次，我是不愿意虐待自己……而满足于别人的“好奇心”或可感谢的“同情心”的。至于某些居心不良，别有目的的人，想从我们个人生活中间寻找一个罅洞，敲开一道缺口……搜集一点“材料”，利用这点可怜的“材料”，对于已死者可以假冒为善表示狐狸式的仁慈；对于尚存在者，可以施行豺狼式的袭击，……我没兴趣，也没有义务来满足它们这颗下贱的，贪婪的心！
二、不算历史人口，仅就今天世界现存的40亿人口来观照，人与人之间的离合聚散……的事件，不独每天要发生，恐怕每一个小时、每分钟……全会发生的。我们也仅是这40亿中的一份子，应属无足稀奇。同时我以为凡属个人私生活中的任何事件，如果它不是牵涉到广大人民的利害，不是有损于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可以不必过多注意、关心它们的。可能由于我和萧红全是从事文学写作的人，发表过文章，出过书，……所谓“名人”。人对于有些“名气”人们私生活方面的琐事常是怀有一种近于天真的“好奇心”，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任何伟大的人，如果就其吃喝拉撒睡……的方面来观察，……他和普通人并无不同的……(大意如此)。
最近在东北，似乎兴起了一阵研究萧红的热潮，其中也有我的老朋友。他们向我这里来征集材料，听取意见，……我给他们的建议是这样：
“对于这样一位作家，仅仅从事文学生涯只有十年间的历史，为我国文学事业——无论质或量，社会意义，艺术造诣——留下了不能抹煞，不可磨灭的业绩，我们是应该进行一次严肃的认真的研究和探讨的工作，我是赞成的。但是对一个作家的评价是应该从他或她的具体作品效果和意义而衡量、而产生的，而不是别的什么‘属性’。因此我建议你们对她的作品本身多作具体的突入，全面的分析，全面的综合……而获得一个相应的结论，来启示读者，教育读者，……对于她生活方面的一些琐事，不必过多注意，过多探求……否则将会遇到一些难于通过的‘死角’，这是无益而浪费精力的事，……”
1946年秋，我又回到了我认为是“第二故乡”的哈尔滨。从1934年夏初我同萧红离开哈尔滨出走到青岛，后来到上海，而后又辗转飘流到各地……到1946年秋，大致时经约十二年。当时我曾写下过一首诗：
金风急故垒，游子赋还乡：
景物依稀是；亲朋半死亡！
白云红叶暮；秋水远山苍。
十二年如昨，杯酒热衷肠！
这是写出了我当时真实的一种凄怆的心境！
在哈尔滨我曾做过群众巡回性的五十天左右的讲演。大约出场了百次上下，解答了约为千数个各项问题。
其中有一项问题，每到一个场合总要遇到的，这就是：
“你和萧红为什么，和怎样分开的？”我当时只能回避开，也只能用“无可奉告”这句话来回答那些热情的、善意的听众。因为哈尔滨和整个东北当时正在被国民党分路进攻的政治、军事紧迫的情况下，我更不宜于谈论这类属于个人性质的问题的，因此就一概加以回避和拒绝了。这倒并非我“态度骄傲”或“故作神秘”，凡事我们总应该先分清主要、次要，按缓、急、轻、重……来对待的。
在今天，在这里，我以为简括地把这“诀别”的问题略谈一下可能是适宜的。
1932年夏季间，这时我正流浪在哈尔滨，为一家私人经营的报纸——《国际协报》——撰写一些零星小稿，借以维持起码的生活。同时也辅助该报副刊主编老斐——裴馨园——编一些儿童特刊之类。
一天，老斐收到一位女性读者来信，请求他给以帮助，能够为她寄去几本文艺读物，因为她是被旅馆所幽禁的人，没有外出的自由……信是写得很凄切动人的。
老斐和我商量一下，要我去看看情况是否属实，我同意了。由他写了一封“介绍信”，附上了几本书，在一个快近黄昏的时候，我到了哈尔滨道外正阳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
由于我是以报馆编辑名义前来的，旅馆对于那时的报馆还是存有一定“戒心”的，不能不让我去见她。
……
（编者注：经过详见第一辑萧军的“和萧红偶然相识”）
这就是我和她偶然相遇，偶然相知，偶然相结合在一起的“偶然姻缘”！
1932年终，报社要在新年出版一份“新年征文”的特刊，我和其他朋友们全鼓励她写一写，于是她就写了《王阿嫂的死》这个短篇（可能是它）被刊载了，受到朋友们鼓励了……这就是她从事文学事业正式的开始。
1933年秋天，在经济上受到一些朋友们——特别是舒群——热心的资助，和当时承印的“五日画报社”王××社长的帮忙，把我们所发表过的短篇小说和短文，选成了一个集子，定名为《跋涉》得以出版了。我将永远感念这些有助于我们的朋友们！
1938年初夏，在延安我计划要去“五台”，当时不能成行，就随同丁玲、聂绀弩一道到了西安“西北战地服务团”。这时萧红也正寄居在该团。
正当我洗除着头脸上沾满的尘土，萧红在一边微笑着向我说：
“三郎——我们永远分开吧！”
“好。”我一面擦洗着头脸，一面平静地回答着她说。接着很快她就走出去了，……
这时屋子里，似乎另外还有几个什么人，但当时的气氛是很宁静的，没有谁说一句话。
我们的永远“诀别”就是这样平凡而了当地，并没任何废话和纠纷的确定下来了。
这一喜剧的“闭幕式”，在由延安到西安的路上我就准备了的。但还没想到会落得这样快！这“快”的原因，据我估计可能是萧红自己的决定，也可能是某人所主张，因为他们的“关系”既然已经确定了，就应该和我划清界限，采取主动先在我们之间筑起一道墙，他们就可完全公开而自由，免得会引起某种纠纷……其实她或他估计错了，我不会、也不屑……制造这类纠纷的。
早在从临汾和萧红分手的当时，我和她就说出了这一“约定”，我说：
“……我们分别以后，万一我不死，我们还有再见的一天，那时候你如果没有别人，我也没有别人，如果双方同意，我们还可以共同生活下去，……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各走各的路吧！”
尽管当时我也和聂绀弩说过这样的话：
“别大惊小怪！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这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还永远是夫妇，我决不先抛弃她！”（见《在西安》）
既然有了原先的“约定”，她已经有了“别人”，而且又是她首先和我提出了“永远诀别”，这是既合乎“约定”的原则，也合乎事实发展的逻辑，我当然不会再有什么废话可说。
我对于两性之间的关系原则是这样：
如果我还爱着她，而对方不再爱我、或不需要我了，我一定请她爱她所要爱的去、需要她所需要的去，决不加以纠缠或阻拦；如果我不爱她了，不需要她了，她说可以去爱她所要爱的去。……不管她此后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交给“天使”或“魔鬼”这完全是她自己的事情了……
对于夫妻、对于朋友……我是谨守着中国这句“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的古老格言的。我现在还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老朋友，也有中途“绝交”的，但我是尊重、珍惜……历史的，我不愿意它们被玷污，尽管我不是什么“君子”，但作为一个“人”，他们是应该有这一点尊严感的。
作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作为一个有才能、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如果从“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什么“遗憾”之情！
鲁迅先生曾说过，女人只有母性、女性，而没有“妻性”。所谓“妻性”完全是后天，社会制度造成的。（大意如此）
萧红就是个没有“妻性”的人，我也从来没向她要求过这一“妻性”。
她是反对她的家庭为她所订的“亲事”，因而逃向了北京。可是她的未婚夫——是她所卑视的、憎恶的人——竟也赶到了北京。她终于在他无耻的、狡猾的纠缠下，而使自己降伏了，而且有了身孕，竟被作为“人质”，……几乎被陷进可怕的、可耻的、黑色的……无底深渊中！
可以这样说，在客观上她的一生是被她所卑视、所憎恶……的社会制度；所卑视、所憎恶的“人”……而毁灭了！
也可以这样说：在文学事业上，她是个胜利者！
在个人生活意志上，她是个软弱者、失败者、悲剧者！……
尽管在她临终之前，她曾说过这样的话：“假如萧军得知我在这里，他会把我拯救出去的……”（大意如此，见骆宾基著《萧红小传》）。但是，即使我得知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时她在香港，我却在延安……
以上这就是我和萧红六年来由相识、相结到诀别简要的过程。
1978年9月28日海北楼
这段文字是从我所写的一本旅行记《侧面》（1947年桂林“泥土社”版）第一章中摘录出来的。由这段短短的记述文中，也可以理解我们于1938年夏天终于永远诀别真正的原因和根源所在。
选自《聚颂纷纭说萧军》，秋石编著，学林出版社，1997年4月
“爱”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