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萧红的文学贡献（节选）
摩 罗
一部断裂的文本
《生死场》自诞生以来，读者对它的接受跟作品本身一直有某种距离。我在读萧红时深深感觉到了这一点。为什么人家阐释的《生死场》跟我感受中的《生死场》不一样呢？
我们都知道，现代文学这个学科是1949年以后在现代文化史和现代革命史的影响下逐步建立起来的，它很大程度上被用来阐释现代革命的合理性，阐释新一代政权的合法性。在建构学科理念和体系上，在作家的取舍和评价上，在每一部具体作品的阐释上，都难免带有这种比较功利的眼光。比如某些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影响很大，但在建构现代文学这门学科时，人们对他或者批判，或者回避，或者歪曲，这样就使他们在教科书上的面貌与他在文学史上本来所具有的面貌相距甚远。许多作家就这样在文学教科书中和读书界沉浮不定。不光作家有这样的命运，一些作品也经历了这样的起落。《呼兰河传》和《生死场》可以说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呼兰河传》在上世纪40年代刚诞生时，没有多大反响，80年代却备受欢迎。《生死场》刚刚问世就名噪一时，后来一直被看做抗战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受到称道。当这种定位无法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时，就逐步受到冷落。
《生死场》写于1934年。萧红20来岁在哈尔滨开始了她的文学生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人大约在半年之内占领了东北全境，萧红他们作为难民离开东北往内地跑。1934年萧红和她的伴侣萧军来到青岛，萧军在这里写下《八月的乡村》。《八月的乡村》是直接写抗战活动的小说，萧红在这里写下《生死场》。两本书写完之后就寄给了鲁迅。鲁迅看了很欣赏，经过不太长的周折就帮他们在上海出版了。书出版的时候，萧红萧军已经到了上海。“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社会抗日情绪非常强，不太夸张地说，全国都在关注东北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大家把注重点都集中到了作者的独特身份（东北人），作品的独特地域（东北）和独特情绪氛围（抗日）上，两部小说都被定位为抗日小说，两位年轻的作者一下子名声大振，享誉全国。《生死场》就以这种方式得到了广泛传播。这是《生死场》刚诞生时文学界读书界对它接受的角度——认为它是一部反映东北人民抗战生活的小说。
鲁迅为《生死场》写序的时候，日本人在关内一些地区也已经咄咄逼人，鲁迅还到租界去躲过日本人的枪炮。鲁迅写序就是从抗日角度写的，读者就更有理由从抗战的角度来解读这部作品。
可是我读《生死场》的时候，感觉不是这样。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从抗日角度来阐释《生死场》虽然有合理的一面，但是第一，这显然是不全面的；第二，可能有很大程度的歪曲。我认为《生死场》主要不在于写抗战。《生死场》一共七八万字，如果看成八万字的话，前面的三分之二大约五万多字内容与抗战毫无关系。“九一八”之前的十来年，约1921年前后，这个时期东北两个村庄的老百姓是怎么样过日子的，怎么样地生病，怎么样病了没钱看医生，怎么样地死亡，怎么样贫穷得养不起孩子只能把孩子摔死……全是写的这种东西。简单来说，就是写生民的生、老、病、死，这体现了萧红最深切的人生感触。
写过这些东西之后，小说怎么收住呢？
萧红作为一个难民逃到了关内，回望备受日寇蹂躏的故乡和比平时更加苦难深重的父老乡亲，她很可能意识到自己的文学作品应该担负起某种与时局有关的责任，对日本侵略者进行谴责和控诉，表达一个具有亡国之忧的人收回故土的愿望。在这样的情感背景下，萧红把《生死场》的后三分之一尽力向抗日的方向上扭，这是可以理解的。另外，萧红在学习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受到萧军、舒群、金剑啸这几个人的影响。舒群、金剑啸都是共产党员，萧军也是左翼倾向很明显的人。他们的影响也会使得萧红的创作有时候主动向左联的文学主张靠近。于是我们看到，她笔下的这帮普通老百姓，他们生老病死的过程突然发生了某种变化，日本人占据村庄以后，他们的生活便多了一个内容：反抗日本人。这样，在小说前三分之二和后三分之一间，内容有了一定程度的断裂。
在现代，一般把鲁迅看做最伟大的作家。到现在为止，中国那些杰出作家其写作主题还总是会跟鲁迅挂上某种关系，从他那里找到灵感的原点，然后延伸开来，可见鲁迅的影响多么巨大。但是根据我个人的体会，《生死场》前三分之二所达到的某种东西，是连鲁迅作品也没有达到的，鲁迅没有以这种角度来审视我们的生死与人生，所以我认为《生死场》前三分之二非常有价值，萧红完全靠自己的天才和独一无二的苦难经历，触及了生老病死的重大主题，而不是用思想触及了这么深刻的东西。在现代文学史上，这种深刻的资源非常少见，如果我们能够比较忠实地阐释《生死场》，就能得到这种比较新鲜的、稀少的资源。如果只从抗战文学或者左翼文学的角度理解《生死场》，那就等于放弃了这种稀有资源，那是十分可惜的。所以，我们有必要特别强调《生死场》前三分之二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意义。
生命意识的麻木
《生死场》前三分之二，究竟蕴含着什么独特的气质和信息？
首先，萧红在这部作品中极力书写乡民们生命意识是如何麻木。
我们知道，课堂上老师讲鲁迅最喜欢讲的就是鲁迅文章里所写的人物灵魂如何麻木，但是他们俩有所不一样。鲁迅可以说是跟时代风尚结合得最紧密的作家，他身上最好地体现了时代精神，他跟所有别的作家都不一样，他有能力驾驭时代精神，有能力把时代精神跟他的文学糅到一块。怎么个糅法呢？他把所有的时代命题，包括社会政治层面的命题，都糅到精神层面来说话。他生活和创作在一个社会很动荡、阶级矛盾很激化的时代，他也一直很关注这种动荡和激化，但是他不像茅盾等人那样全面铺排社会政治问题，而是从精神角度切入社会。所以鲁迅的小说虽然涉入时尚很深，却不是追逐时尚，而是将所有的文字都聚焦到国民的精神麻木这一点上。
萧红也写人们的精神麻木，但是她没有重复鲁迅的发现，也没有重复鲁迅的手法和角度。鲁迅所写的精神麻木是结合特定时代的要求和时代使命来说话，比如他写阿Q的精神麻木是从遭遇革命、糟蹋革命最后被革命所糟蹋的革命角度来表现。但萧红写精神麻木的角度我认为更加根本，萧红是从一般的日常生活或者说是从生存本身的意义上来写人的精神麻木、灵魂麻木的。鲁迅作品处理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阶级、家、政府）的关系，萧红作品处理的则是人与存在的关系甚至包括人之外的其他生命与存在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萧红写的角度是鲁迅小说所没有自觉涉及的角度。
生和死是一个过程，完成生老病死的过程是每一个生命的天职。这句话与其说是她的感慨，不如说是她的独特发现。她一定是被这个发现所深深震撼，才按捺不住用一部小说，用一生的创作来展示她的这一发现的冲动。这句话可以看做是这部小说的主题所在，它暗示这部小说写的就是所有生命都在完成一个生老病死的苦难过程，她要写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她写生命不光是关心肉身的生命，还关心生命的另一种形态：灵魂。因为灵魂也是生命的真谛所在。她沉痛地说：“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又说：“在乡村永远也感受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他们。”也就是说她写的是地球上这些生命的肉身意义上的痛苦和灵魂麻木。对于生命层面的麻木，鲁迅小说没有自觉地涉及。鲁迅展示人物的灵魂麻木，是以一个启蒙者的眼光，展示他们如何没有自我意识、如何没有尊严、如何屈辱而偏偏不知屈辱。他的笔触耕耘在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而萧红一笔就戳到了生命层面的痛穴，表现的是更加本原、更加永恒的苦难。所以，我觉得萧红的作品具有非常独特的价值，在现代文学史上，涉及这种主题的作家实在不多！
生存困境
《生死场》另一个引入注目的特色，是它对生存困境的强调。
很多现代作家写到生存困境，但是写的角度和深度各不一样。别的左翼作家从什么角度来铺陈这个主题呢？都是写阶级矛盾阶级对立，地主老财盘剥呀，官府敲诈呀，我们受穷啊。这样写当然很真实，但这是一个社会的公共经验，其中缺乏作家本人的独立发现。因此写不出独特之处。但是萧红是从生存本身意义上展现人生的生存困境，其中包含着她个人的切身体验和独立发现。
一种情况是贫穷的直接压迫。金枝的丈夫摔死孩子，直接的原因就是贫穷。金枝作为《生死场》的主人公之一，充分体现了贫穷对人性的扭曲。她曾到城里去找活干，出发时她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叫她千万别跟男人接触，一定要学好不要学坏。金枝给人家缝衣服。那个男主顾故意多给她一点钱，对她提出性要求，她在金钱的诱惑下也只能是半推半就。她回家给了她妈妈一块钱，她妈妈知道她的钱是怎么来的，这个时候她妈妈跟原先的想法不一样了。金枝在家里才住了一晚上，她妈妈就赶她快到城里去挣钱。在贫穷压迫下，一个人要想按照自己的观念保持自尊是难以做到的。
第二种情况是疾病的折磨。萧红写疾病的折磨写得很成功。萧红在31岁的时候因为肺结核病死去，她可能很早便生病了。她写《生死场》的时候很可能已肺病在身。一个身体不好的人对疾病的体验特别深。《生死场》写少妇月英，生病在床没人照看，两个村妇来看她，掀开被子发现满床臭烘烘的，她的排泄物都在床上，于是这两个村妇帮她擦拭。擦拭的时候发现她身上已经长了白蛆了。然后村妇从隔壁借来一面镜子，让这个生病的人看看自己的样子。月英一照镜子就嚎啕大哭，说我这哪是人啊，分明是鬼啊，老天你让我早死吧！活埋了我吧！
最后还有一点，这种生存苦难还包含着战争。日本人打进来了，他们又多了一重生存苦难。村子里那个吕青山组织人去打日本人，有位寡妇的儿子被日本人打死。这个老妈子就跑过来揪住吕青山，说我19岁守寡守大一个儿子你把他带去死掉了，你这个坏蛋你还我儿子。她哭着说我现在也不能活了我也死吧，又对小孙女说你也死吧，在日本人的眼前你还想长大吗？第二天人们到她家，发现那个老妈子真的与孙女一起吊在屋梁上。萧红说“那梁上挂着像两块干鱼”。《生死场》虽然是个断裂的文本，可是后面的抗日故事其实差不多也可以纳入到前面三分之二之中。战争是人类摆脱不了的永在的苦难之一，你写人的苦难当然可以包括战争。生老病死应该加两个字：一个是贫，一个是斗，变成生老贫斗病死。人类之间的冲突和伤害，是如此残忍如此血腥，战争是其中最严重的形态，萧红写抗战跟别人就不大一样，别人写抗战小说是写抗战英雄，拿着党旗拿着军旗，冲冲杀杀，写胜利凯歌。萧红从人的苦难上去写。你以为你把日本人打死了你也死了你就胜利了？有人说战争永远没有正义可言，还有一句，同样可以并列起来：战争永远没有胜利可言。战争没有胜利者，所有的人都失败了。因为战争本身是永在的苦难。所以萧红写战争她选择一个老妈子的角度，用一个生命的屈辱和毁灭对战争提出严正抗议，把战争转化到诸多生存苦难之中的一种来理解它。这和别的作家的写法也是有所区别的。这种写法对这个断裂的文本有一定的弥补作用。
两性伦理中心灵的荒凉
下面要讲的问题是《生死场》里最突出的东西，也是最能打动读者的东西，是什么呢？我把它叫做心灵的荒凉。萧红的这一感受跟鲁迅很相近。我认为萧红写心灵的荒凉写得比鲁迅更加生动，因为鲁迅是放在一个比较功利的框架里来写，他始终摆脱不掉社会革命、思想启蒙的功利目标。萧红没有这样强烈的功利目的，没有如此严重的束缚，所以她写得更加逼真、更加贴近她的原初感受。
《生死场》里第一个值得说的荒凉是男人和女人相处中所体现出来的心灵的荒凉。一个年轻的女作家通常比较善于处理爱情题材的写作，因为男女之间的爱情应该是她最向往的情感归宿，是最渴望的心灵慰藉。但是萧红笔下的就没这事儿，就没这种东西。这颗心永远是封闭的，从来没有打开过，即使是热恋的时候也是没打开的。
我写过一篇文章：《冷硬与荒寒：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美学特征》，一个世纪的文学就是这样令人不寒而栗。当我们对这个世纪的文学表示轻蔑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它其实基本上体现了中国人人性死灭、心灵冷漠、情感荒凉的精神现实。
我所不能容忍的是，为什么绝大多数作家都只是客观地再现这样的精神现实，而不能用自己的热血和爱心创造一个百花盛开、天慈人悲的世界，对这样的精神现实构成否定、改造和提升？如果因为文化资源不够、精神力量不够、个人修养不够无法创造出这样的世界，无法改变现实的残酷与荒凉，至少可以因此而焦虑、而痛苦、而无望地呼号。有人说，一个有教养的人就是要为无可改变的悲剧现实承担责任，顺而言之，一个作家就是要对令人绝望的世界担当情感痛苦。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拯救世界，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创造未来，但是，为苦难的世界担当情感痛苦却应该是一个作家的精神底线。在20世纪的中国作家中，我之所以特别推崇鲁迅和萧红，是因为在我看来他们至少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精神底线。他们的灵魂痛苦流淌在每一个意象、每一行文字之中，颤栗在每一个人物的声音里和眼神里。他们写了许多寒冷刺骨的作品，可是他们都在用绝望的悬崖上残存的那么一丝微弱的温热，尽心尽意地包裹着这个世界的寒凉。这一层薄薄的包裹，大大缓解了那些残忍寒冷意象对于读者的伤害与摧残。
死亡恐惧与乱坟岗意象
萧红的一生比较凄惨。童年时期没有享受到正常的父母之爱，情感世界荒草丛生。少女时期感情受骗，被人抛弃在旅馆做人质，这种打击是毁灭性的。后来跟萧军相依为命，但是性格不合，常常产生矛盾冲突。她性格极其敏感也极其软弱，同时还自尊心特强。
萧红的这么一种经历，这么一种状态，就培养了她看世界的独特视觉。《呼兰河传》中有一段文字，简直就是为她自己做的一个总结，特别凄惨，特别感伤，还有一种在感伤之中慢慢死去的美感、一种凄凉的美感。这段文字是这么写的：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
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
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
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
哭了一朝或者三日，就总得到城外去，挖一个坑把这人埋起来。
埋了之后，那活着的仍旧得回家照旧地过着日子。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
假若有人问他们，人生是为了什么？他们并不会茫然无所对答的，他们会直截了当地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人活着是为了吃饭穿衣。”
再问他，人死了呢？他们会说：“人死了就完了。”
这段文字体现了萧红看待人生的一个稳定视角，那就是生老病死的视角。她基本上是用佛家那种悲天悯人的眼光看待人类生活和生命的。而在现代以来的中国作家中，用这种贴近生存真相的眼光来描述我们的生存、我们的生活的人，极其稀少，萧红是极其难得的一个。所以我觉得萧红的作品应该成为我们一种非常珍贵的文学资源，我们来加以继承，也应该来发扬光大。萧红并不是佛教徒，也没有别的宗教的皈依，所以她没法依仗某种终极意义来化解生老病死，只能是没有价值归属的虚无主义状态，只能是一种荒芜的、荒寒的痛苦。她在生老病死之后加上一个“完”字，表现了她对于这种没有意义归属的人生的深刻绝望。萧红直到临死前才把“人死了就完了”这句话写在《呼兰河传》之中，可是早在《生死场》中她已经用类似的方式表达过这种感受和发现：“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他们。”这样的句子充满了精神死灭的焦虑。正因为这样，死亡的恐惧弥漫了萧红的所有作品，自然也弥漫在《生死场》的文本之中。
如果将《生死场》看做两个文本的勉强连缀，其第九章实际上就是前一个文本的最后一章。就这个文本而言，乱坟岗子不但是人生舞台的中心，许多人物、许多矛盾都在这里交汇并得到解决，也是所有生命旅程的终点，是生命悲剧最后的归属。有人说20世纪中国文学缺乏悲情，我很认同这个说法，同时又觉得必须补充一点：在萧红、废名、苏曼殊、鲁迅的作品中以及许地山、李叔同等人的某些作品中，这种悲情常常有星星点点的闪烁。在萧红笔下，许多人物的命运饱含悲情，她的创作作为一个整体，其切入生活的视角、其情调、其氛围，都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中最具悲情的作品。完全可以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萧红的作品是真正的珍稀物种。她的作品不但因为独特而成为不可复制的绝品，而且因为具有这种非常深沉的悲情气质而开拓了读者的审美视野、启迪了读者的生命体验，并且一定程度地弥补了现代文学的浮躁与浅薄，从而为下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开启了另一种别具一格的资源，标示出文学的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我们必须重视萧红作品的理由。
（根据2002年5月17日在北京大学演讲录音整理，感谢南朵女士为整理录音所付出的劳动）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石家庄）200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