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
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但由于受到某些社会力量的阻碍和反对，改革形势有可能出现逆转。这种阻碍和反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某些在转型期中凭借特权受益的既得利益者的干扰，使得一些重要的改革受到阻碍或者遭到扭曲，从而使腐败等“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愈演愈烈；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开放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维护者利用这种情势忽悠大众，把他们引向反改革开放的方向。如果他们相互为用，扭转改革的大方向，就有可能造成大好形势的逆转。
——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曾在北大发表演讲）
中国经济的崛起始于30年前的改革开放，这是没有疑义的。那么，近代中国的衰落又始于何时呢？有人认为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但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数百年，即明朝初年，中国屈辱的近代史便已悄悄埋下了伏笔。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雄才大略的开国帝王，但他对经济却一窍不通。史料记载，朱元璋甚至一度想过要废除货币和商品交易。另据传说，朱元璋在修建工程量浩大的南京城墙时，所需城砖竟然都是从全国各地烧造好后运来的。至于在南京就地建一个砖瓦厂，是不是更高效、更经济，朱元璋好像压根就没有考虑过。
这种经济思维势必影响朱元璋的治国理念。另外，由于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军阀割据时期，战乱不休，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日本就像今天的索马里一样，迅速滋生出大量海盗，频频骚扰富饶的明朝海疆。对此，朱元璋既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力打击倭寇，也没有派什么护航编队之类保护贸易通道，而是出笼了一项非常失败的政策——海禁。结果海禁不仅没有禁住倭寇，反倒招来了更多的海盗。原因倒也简单，日本孤悬海外，物资贫乏，文化也相对落后，非常依赖与中国的物资贸易。海禁的实行，严重影响了日本的整体经济。于是，越来越多的难以为继的日本人把目光瞄准了中国，要么从事走私活动，要么直接开抢，以至有明一朝，倭患始终不绝。
不过明朝的海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闭关锁国。朱元璋及其子孙海禁的对象，实际上仅限于倭寇。而且倭寇一旦被清剿，明朝政府便会重开海禁。真正让中国与世界脱节的，是把海禁思想发挥到极致的明朝的接班人满清统治者。众所周知，清朝的建立者满洲人原本是一个几乎还停留在原始社会的落后部族，这从一些清朝早期统治者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比如清太祖努尔哈赤，其名字译成汉文就是“野猪皮”的意思，而他的儿子多铎的名字，译过来则是“獾”的意思。这样一个民族的领导人在接掌偌大的中国后，势必面临着压力。另外，当时的中国还处于西学东渐的第一个阶段，因此清朝统治者其实是在同时面临着汉化和西化的双重压力，由于缺少必要的眼光与智慧，清朝最终走上了一种比较封闭的道路。
话虽如此，清朝统治者也并非像某些人所描述的那样，实行绝对意义上的闭关锁国。事实上，清朝统治者的算盘还是拨弄得挺精明的。比如众所周知的鸦片战争，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中英贸易之间的巨大不平衡：英国工业革命的产品中国人根本不需要，而以英国人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则对中国的丝绸、茶叶、陶瓷等产品青睐有加。一来二去，越来越多的白银从西方流入中国。1793年，英国派马戛尔尼出使清朝，以庆贺乾隆八十寿辰为名，委婉地要求清政府增开通商口岸、降低关税，设常驻外交使节、开展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外交等，结果遭到清政府拒绝。碰了一鼻子灰的英国人转而在印度种植鸦片，以达到开辟中国市场的目的。这样一来，英国开始大发横财，不仅掏空了中国的国库，也从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中国的军队。于是，清政府开始禁烟，恼羞成怒的侵略者为维护其肮脏利益，强行把中国拖到了战场上。
很明显，在上述历程中，清朝统治者的失策并不是什么经济上的失策，而是因夜郎自大、固步自封，没能及时跟上世界文化、科技，尤其是军事科技的发展潮流，从此一落千丈、任人欺凌。
由于意识形态及其他一些复杂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狭义上的闭关锁国，或者说是“被闭关锁国”，长期的边缘化，不仅令我们经济落后，就连国人的思想也大大僵化，甚至是愚昧。好在春天来得虽晚，毕竟还是来了。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一代领导人的设计、推动下，中国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华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攀升，如今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已达到近现代史上的最高水平，并且还将继续延续下去，直至成为全方位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强国、富国。
不过，“窗户打开，苍蝇就会飞进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想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需要放眼世界，不断学习、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科技成果，也要学会甄别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而什么又是我们不需要并且需要坚决抑制的。
以上种种，看似与经济没有多大关系，但经济本就复杂，若非通过回顾上述历史，我们很难厘清当今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真实面目和来龙去脉，因此难免在这个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的时代，表面化乃至错误地理解经济。
2．贼喊捉贼，到底谁才是新殖民主义
什么叫新帝国主义。过去得靠打仗才能瓜分世界，掠夺世界，而且打仗是一不留神就元气大伤，比如说英国，一战前还是世界第一呢，打完了呢，死了不少人，花了不少钱，却搞得日薄西山。现在呢？不费一兵一卒，前后不到一年就把你这个国家的关键行业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了。
——郎咸平（著名经济学家，曾在北大发表演讲）
喜文华先生是中国新能源领域的专家，在几年前的一次行业年会上，喜先生在谈起中国新能源企业在非洲的发展态势时说：“这些年，我们在非洲发展得非常快，在一些地区甚至超过了欧美，但我们的投入并不见得比它们高，这是为什么呢？是我们中国人的商德起了作用。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中国企业家抽烟时，总是毕恭毕敬地掏出烟，递给非洲人一根，然后像在国内一样给对方点着；美国企业家就不这样了，他们或许更大方一些，但他们态度傲慢，往往都是开着悍马，连车门都不开，就从车窗里把整条万宝路扔给非洲人，然后丢下一句：‘抽去吧，黑鬼！’踩油门离去……”
贫者不受嗟来之食，这话看来对非洲人民也很适用。不过欧美人民又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呢？他们一方面打着民主、正义的旗号，干涉别国内政，或者直接动用武力颠覆其政权，培植亲西方的地方政府，以控制、获取非洲的各种自然资源；另一方面，他们却贼喊捉贼，给从未向非洲派过一兵一卒的中国扣上了“新殖民主义”的大帽子。
“新殖民主义”是相对于“旧殖民主义”而言的。简而言之，旧殖民主义是用尖船利炮直接攻打落后国家，赤裸裸地掠夺，而新殖民主义则是西方国家根据形势被迫作出的调整，即充分利用其经济优势，对非西方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当然必要时也可以使用军事手段，从而把那些虽取得政治独立但整体实力明显落后的欠发达国家置于它们的控制之下，掠夺其资源、倾销其商品、压榨其财富。
无论是“新殖民主义”，还是“旧殖民主义”，最终的出发点都是财富或经济利益。无可否认，非洲在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简单地说“中国从非洲得到了利益”也无可厚非，但今日的中非关系绝对与“殖民主义”扯不上关系。
英国《经济家家》周刊曾经撰文称：“大约600年前，明朝的航海家到达这个大陆的东海岸，带回了一头长颈鹿以满足皇帝的好奇；今天，中国的船只在同样的航线定期航行，带回了石油、铁矿石和其他商品，以满足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发展的贪婪胃口。”事实上，这种观点正是某些西方政府官员的观点。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在访问尼日利亚时就曾经说过：“中国在非洲所做的事件，多数是150年前我们在非洲时已经做过的。”所以，杰克·斯特劳可以用任何其他词汇来诋毁中国，但无论如何也不应该用“殖民主义”这个字眼——否则全世界人民都会为他觉得脸红！
没错，中国是从非洲获得了一些资源，比如石油、铁矿石等，但这些贸易都是公开透明、互惠互利的。在全球化时代，这也是正常的。可笑的是，那些指责中国掠夺非洲资源的国家，其自身与非洲的贸易量其实远比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量更为庞大。“只需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一无耻逻辑同样适用于他们。
众所周知，自然资源的开采，往往伴随着生态和环境的破坏。如果能源商再一心追逐利益的话，那么生存环境的恶化就是必然的。说来奇怪，很多原本在中国国内并不怎么关心环境的企业，到了非洲反倒做得中规中矩，而很多在国内比环保组织还环保的西方企业在开发非洲的自然资源时，却大有让中国人小巫见大巫之感。
比如非洲第一大产油国尼日利亚，多年来，西方石油公司为在其主要产油区尼日尔三角洲赚取最大利润，刻意减少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因此当地经常发生管道破裂、原油自燃的事故，每起事故的爆发，都会将大片农作物和森林化为灰烬，污染空气、土壤、河流，以至于当地居民甚至连干净水都喝不上。
“人权”、“腐败”、“独裁”等等一向是西方媒体诟病中国的利器，在中非贸易问题上，聪明能干的西方媒体工作者们也屡次把它们跟中国强行扯到一起，动辄说中国商人行贿非州官员、支持独裁、销售武器，等等，但由于拿不出切实的证据，时间长了，他们自己也觉得没意思了。反倒是崇尚自由、民主的西方国家，却动不动就祭出他们的现代化武器，人为制造动荡。典型的例子如索马里，这个国家之所以海盗越来越多，就在于其国内长期混战，人民生之维艰，而导致这种局面的因素之一，便是美国的介入与不负责任的撤出。
其实又何须我们多言呢？事实胜于雄辩。无论外界怎么说，深有体会的非洲人民才最有发言权。这一点，正如南非学者马丁·戴维斯博士所说的：“中国没有在非洲进行过任何形式的殖民活动，双方也没有历史恩怨。至于有人鼓吹中国是非洲的新殖民者，纯属一派胡言。多年来，中国从未停止过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很多非洲国家在基础设施、医疗、教育、住房等诸多领域都受益于中国。大量的中国医生拯救了无数非洲人的生命。而且，中国公司在非洲进入的往往都是西方公司所不愿涉足的经济领域，而这些领域对非洲国家来说又是很重要的，所以，非洲没有理由不欢迎中国。但我不得不指出，中国在非洲所做的一切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中国对非援助的细节应该更透明，宣传力度应更大。中国无疑是过去20年中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中国有着非洲亟须的关于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这是增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大好机会，我认为中国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
3．经济一体化大潮：是机遇，也是挑战
讲到竞争力，多数人很容易就想到西方发达国家和那些国际大公司，人家有技术、有资本、有人才、技术创新、管理又好、具有竞争力。按这个道理，我们竞争不过人家。其实，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一是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二是本土市场优势，三是后发优势。在当前这个阶段，对于我们多数的地区和企业来说，要想发展，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被挤垮，而且还能发展壮大，主要还是要靠这些相对优势，然后逐步才能过渡到那种“比较高级”的优势。
——樊纲（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所谓经济一体化，简单来说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通过签署条约或协议，在互惠互利基础上，协调彼此之间的经济贸易政策，以促进双方或多方经济的共同发展。
广义上的经济一体化即世界经济一体化，也称全球经济一体化，指世界各国经济之间彼此相互开放，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有机体。狭义上的经济一体化即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叫地区经济一体化，指区域内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之间，通过建立共同的协调机构，制定统一的经济贸易政策，消除相互之间的贸易壁垒，逐步实现区域内共同发展和资源优化配置，以促进彼此经济贸易发展。
目前为止，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并未实现。如果一定要找一个雏形的话，恐怕非世界贸易组织莫属。众所周知，中国人的入世之路前后共历时15年，可谓步履维艰。当然俄罗斯比我们还艰难，前后共历时19年。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俄罗斯正式成为WT·成员国，然而刚刚坐上那把久久期待的椅子，俄罗斯国内某专家便撰文称：“俄罗斯已加入WT·，但是时候思考这是否有必要了。”言下之意便是说，目前世界经济并不乐观，全球化进程也面临倒退的风险，因此俄罗斯人不仅错过了车，不可能迅速从入世中得到自己的期待的东西，还极有可能被外来商品挤压其本就不乐观的国内工业。
这实在是一种保守的逻辑。类似的论点甚至相反的论点也曾在中国出现过，比如有人指出，加入WT·，等于多边谈判，由于我们入世太晚，所以等于是在与所有先前加入了WT·的成员国谈判，其中还不乏我们的经济对手，它们联合成一个整体向我们集体施压，这样的谈判自然对我国不利。而不加入WT·，则是与每个国家双边谈判，任何一个觊觎我国庞大的市场、想与中国发展贸易的国家，都只能接受中国的要价。换言之，中国加入WT·，是被欧美日蒙骗了。这无疑也是一种狭隘的经济观。试问，发达国家在30年前没有任何产品进入中国，但这影响了它们成为发达国家吗？倒是中国，入世短短十余年，便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第二大资本流入国，这种增速是我们国家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快的，也是同期世界上最快的。如果一定要说当初的欧美日摆的是一道鸿门宴的话，如今的我们无疑扮演的是成功者刘邦的形象。
经济一体化的首要特征，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则两利、斗则两伤。比如美国以合资方式在中国设厂生产的产品的数百亿美元的销售额，是属于美国的资产，还是中国的资产？再比如中国的股民在伦敦交易所购买的韩国股票，是属于韩国的资产、中国的资产，还是英国的资产？毋庸置疑，它们属于所有参与国形成的共同经济体所有。尤其是前者，为中国带来了发展之初必不可缺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中国也正是由此起步，才逐渐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直至发展成为今天的世界工厂，同时稳步向着科技大国、金融大国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