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要大营救
自1937年11月杜月笙避居香港以后，他多次往返于香港和重庆之间，会见蒋介石、陈立夫、孔祥熙和戴笠等人，并参与策划或执行重庆国民政府在抗战方面的事宜。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全面打响，杜月笙才被迫离开香港，定居于重庆。
1941年12月初，戴笠便已经获得情报，丧心病狂的日本决定采取南进政策，海陆空三军全线向南太平洋开进，企图一举消灭包括香港、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在内的东南亚势力，攫取战略资源。
戴笠明白，东南亚各国的军事力量极其孱弱不堪，尤其是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几无兵力可以保卫，看来一场浩劫在所难免，于是戴笠立即给杜月笙发去急电，要他火速赶往重庆，商谈要事。
杜月笙已经了然于事态的紧急，香港很难再住下去了，于是交代好香港的一应事务之后，便搭飞机飞往重庆。
12月8日，日军突然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随即爆发。与此同时，日本空军对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等地发动猛烈袭击。泰国不战而降，在中国境内，北京、上海、天津的英美驻军被日军解除武装。
就在8日当天中午，杜月笙与戴笠正在密谈之时，一纸来自香港的急电让两人大惊失色。日军动用七架战机对香港展开狂轰滥炸，整个香港陷入一片火海。
杜月笙早就猜到，以英国在香港的驻军，根本无法抵挡日军的猛烈攻势。在没来重庆之前，杜月笙就曾说过：“果真要打起来，香港是守不住的，香港守军只有英军两三个营，还有就是九个营的红头阿三，统统是些坐享清福的少爷兵，打仗的时候，根本就派不上用场。”
对于杜月笙来说，香港若是沦陷，自己苦心经营的根据地将再度丧失，家人亲友、门徒学生以及安福系的门客，还有从上海抢救出来的诸多政要，如陶希圣、高宗武等人，万一落入日军的魔掌，惨遭难以想象的非人待遇不说，甚至还有可能给国民政府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当夜，杜月笙和戴笠通宵未眠，筹思营救的办法，最后决定派遣飞机到尚未被日军占领的启德机场，营救滞留香港的诸位要人。由于人多机少，二人决定拟定出一份营救名单。
要营救的人员太多，而飞机的运载能力有限，因此取舍的选择让两人煞费思量。杜月笙当然不希望自己的亲眷、学生和门客都困守香港，遭受战火之苦。但他知道，他的人在蒋介石的天平上是无法与陶希圣、颜惠庆等人相抗衡的，蒋介石万万不能得罪，因此杜月笙咬紧牙关，决然地对戴笠说：“凡是我的人，暂不考虑。”
显然，戴笠是站在蒋介石一边的。见杜月笙如此一说，他心里十分高兴，于是振笔直写，最后出炉一份以国民党要人为主要营救对象的名单，包括陶希圣、李济深、颜惠庆、许崇智、陈济棠、李福林、王新衡等人。
名单拟定以后，戴笠开始四下搜罗飞机，但当时日本战机正在对香港实施轰炸，一时找不到愿意去香港的民航飞行员，二人搔头不已。
就在这时，有一位叫阿五的朋友找到戴笠，此人是香港的富商，家资巨万，早年学过航空，驾驶技术高明，这次来重庆是应戴笠之邀，瞻仰抗战司令塔。谁曾想，他还未回到香港，太平洋战事已起，由于他的财产全部存在香港的银行，他怕自己赶不回去，百万家产必然会被日军所劫收。
阿五迫不及待找到戴笠，希望戴笠能拨一架飞机给他，好赶回香港抢救自己的财产。
戴笠正为找不到合适的飞行员烦恼不已，眼前这位阿五不正是最合适的人选吗？因此他灵机一动，当着杜月笙的面，对阿五说：“好的，我设法替你弄一架飞机，由你自己驾驶去香港。飞机落地，你便把飞机交给中国航空公司，我会请他们派驾驶员飞回重庆，不过请你注意，我是要用这架飞机接运香港方面紧要的人。”
阿五挂念香港的财产，顾不得许多，只是一口应承下来。
很快，戴笠调拨来一架飞机给阿五，然后便打电报，请中国航空公司分别通知名单内的人，于12月9日中午之前赶到启德机场集合，等阿五驾驶的飞机降落机场之后，立即换个驾驶员，飞回重庆。
自8日午夜到9日傍晚，杜月笙忧心忡忡，焦虑难眠，好不容易等到专机安全返回重庆的消息，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本来拟定的营救名单上，竟然一个也未救得出来。
原来，由于日军的推进实在过于迅速，所谓营救名单上的人物早已被日军的猛烈攻势冲散，各自逃奔，陶希圣、李济深、颜惠庆等人下落不明，杜月笙最为担心的四太太姚玉兰、长子杜维藩以及所有杜门相关人员音信杳然，杜月笙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
12月11日，驻守香港的英国军队全部撤离，香港随即落入日本人的手里。从12月8日起到11日，只用了三天时间里，香港即遭攻克。
香港沦陷，杜月笙心急如焚，夜不兴寐。为了全力营救家眷和杜门中人，他利用自己与各地帮会的关系，安排了一条自重庆经贵阳、桂林、韶关、龙川、沙鱼涌、大埔，一直到香港的交通线，准备营救与戴笠拟定的人员，以及杜月笙最为关心的四太太姚玉兰、长子杜维藩和所有的杜门相关人员。
另一方面，杜月笙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近乎疯狂的设想。他向戴笠建议，通过他的驻沪私人代表徐采丞，打通日本人的关节，向日本特务机关堂而皇之地提出：沦落香港的许多朋友，都是杜月笙一再恳商拖出来的，香港战火一起，如来不及撤离，将面临日军搜捕、暴民掠夺、三餐不继的绝境，所以日本人如果愿意帮这个忙，他将派徐采丞租一艘轮渡，从上海直驶香港，把这些朋友接回上海，住进日本势力尚未侵入的法租界，以使杜月笙能够实践诺言，全始全终，继续对这帮人有所照料。
戴笠知道，日本方面仍有许多人幻想拉拢杜月笙，而徐采丞一向与日本特务机关首脑份子川本大佐私交甚笃，倘若善加利用日本统治当局的矛盾分歧，这个计划是完全可行的，因此戴笠表示非常赞成。
时间刻不容缓，杜月笙立即给徐采丞发了一封密电，将自己的计划一一授予徐采丞，叫他火速展开对日本人的公关工作。
徐采丞与日本海军、陆军、宪兵队及特务机关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有来往。正由于这些关系，经过徐采丞的竭力奔走，巧妙安排，杜月笙的疯狂计划，居然获得一些日本特务机关的暗中支持，逐步付诸实现。
1942年2月，徐采丞包租好了一艘轮船，从吴淞口出发，驶往香港，接运滞留香港的杜门中人。几天后，徐采丞抵达香港，分别拜访杜氏亲友，报告佳音。早已得到消息的杜门亲友奔走相告，振奋不已。
这一次营救的杜门亲友及国民党政要包括陶希圣、蒋伯诚、陈策、胡叙五、颜惠庆、李思浩、唐寿民等多达三百余人，在徐采丞的精心安排下，躲开戒备森严的巡逻日军，悄悄离开香港。
另外一些人，如姚玉兰、杜维藩、顾嘉棠、芮庆荣等人，在香港沦陷之时东躲西藏，吃尽苦头，却没来得及搭上轮船。姚玉兰和杨虎的妻子乔装成难民，逃离香港。这些人经由香港出深圳，进广州，抵韶关，在沿途帮会组织的护送下，先后安全抵达重庆。
得资助广开财路
香港沦陷后，杜门中人及恒社弟子先后抵达重庆。杜月笙觉得，要想在重庆常住下去，这许多人长期赋闲坐吃山空，终究不是办法，必须广开财路，才能维持下去。
当时，国民政府推行的法币不断贬值，物价飞涨，而物资极为紧缺。杜月笙看准这一时机，决定开一间公司，主要业务就是从衡阳等地抢购沦陷区的物资。衡阳与重庆之间的物价差别很大，只要将这些物资运抵重庆，即可大发其财。
杜月笙与智囊团一番筹商之后，决定开一间“中华贸易信托公司”，但杜月笙的大部分产业毕竟还在上海，因此本金并不多，为了资本问题，他特意拜访了四川金融界的巨子刘航琛。
刘航琛本是四川军阀刘湘的幕僚，是他在财政方面的重要助手。担任四川督办公署财政处长的时候，因为范绍增送杜月笙两百担烟土，他从中帮忙免去了二十多万的特税，由此得以结识杜月笙。
后来刘湘病逝，王缵绪出任国民政府四川省主席，刘航琛主持财政工作，为了争夺盐税，王缵绪与刘航琛积怨日深。官拜主席的王缵绪一度公开扬言，只要让他接见刘航琛，必定不顾一切，将他枪毙。
迫不得已，刘航琛只好出逃，一度经昆明跑到河内。当时的杜月笙正在香港，他觉得刘航琛虽然受迫外逃，但毕竟在四川金融界的影响力巨大，而且与孔祥熙关系亲密，将来自己一旦去了重庆，凡事需要有个照应，因此他决定将刘航琛接到香港来住。
为此，杜月笙特意派顾嘉棠专程去河内，邀刘航琛前往香港。二人一见面，不胜唏嘘，烽火连天，有家难回，有着说不尽的感慨和惆怅。
谈到最后，杜月笙问刘航琛说：“我这次尽弃所有，两手空空地离开上海，也不知道究竟是做得对还是做得对不对？”
“当然对喽！在上海，你只不过是上海的杜月笙，现在你到了香港，一心一意支持抗战，对国家、民族和社会，都有很大的贡献，如今你已经是中国的杜月笙了！”刘航琛巧妙地回答道。
听他这样一说，杜月笙甚为得意，此后二人关系日渐亲密。杜月笙对刘航琛的招待可谓精心备至，万事周全，不仅为刘航琛安排了一家顶豪华的酒店，还指派得力助手顾嘉棠充任他的保镖，全天候保护刘航琛的安全，唯恐遭到王缵绪的暗算。不仅如此，杜月笙还特别指定几家餐馆，每天送一桌鱼翅全席到刘航琛住处，供其宴用。
几个月后，由身在重庆的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出面调解，刘航琛与王缵绪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在刘航琛返回四川的时候，杜月笙专程派顾嘉棠沿途护送，确保其平安回川。
刘航琛对杜月笙感恩戴德，待杜月笙来到重庆之后，刘航琛特别送上了一本川康银行的空白支票，只要数额不超过150万元法币，可任其自由支取。这一次，杜月笙准备投资创办中华贸易信托公司，正缺本金，因此特意拜访了刘航琛。
听明杜月笙的来意，刘航琛念及旧情，很爽快地答应说：“只要不超过150万法币，我刘航琛绝对可以做这个主。”
杜月笙甚为高兴，抚掌而笑说：“航琛兄果真爽快，俗话说，光棍财香，四海有份，如果航琛兄看得上这炷财香，我倒很愿意邀你入上一股，就当借本还息了！”
刘航琛扬声大笑，说道：“杜先生太客气了，想当初，我落难河内，承蒙援手相助，邀我到香港安居，我又何曾与你客气过！”
听他这样一说，杜月笙便不好再勉强。后来，杜月笙曾多次表示：“生平借款，以这一次最为痛快。”
1942年3月底，中华贸易信托公司正式开张。杜月笙自任董事长，常务董事包括上海金融巨子钱新之、得意门生陆京士以及刘航琛等人，杨管北、骆清华分任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办公地点设在重庆林森路49号。
公司开张以后，杜月笙利用自己与戴笠的亲密关系以及军统局内许多学生的帮助，很快掌握了重庆的对外交通，并搞到了大批的运输车辆，这些车辆不管运什么货，都无人敢查。因此，中华贸易信托公司成立不久，杜月笙的经济周转便大大灵活起来。
盈利后的杜月笙又将触角伸到金融行业，他在重庆设立了中国通商银行分行，自任总经理，骆清华、顾嘉棠等人负责实际运营工作。凭着他与孔祥熙、宋子文的关系，以及在四川金融行业影响极大的刘航琛的帮助，通商银行重庆分行的业务很快得到发展，吸收了不少存款。
有了这些钱，杜月笙轻而易举地与国民政府纱布管制局搭上关系，在重庆开设了中国纺织公司，由杜月笙担任董事长。此外，他还在重庆设立了面粉厂，在昆明设立了造纸厂，在西安投资了西北毛纺厂。慢慢地，杜月笙在西北金融工商界日渐成为声名显赫的人物。
凭借着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背景，杜月笙开始大作投机买卖。当时国民政府的经济状况极为糟糕，为了紧缩通货，国民政府采取了发行美金储蓄券、黄金储蓄券的方法，企图控制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
这一政策吸引了不少投机商，利用黑市上法币与美金储蓄券、黄金储蓄券的比值变化，采取低买高抛的方式，从中渔利。杜月笙在智囊团的帮助下，也做起了这一投机买卖，并获利巨丰。
有一次，重庆黑市的美金储蓄券价格一路看跌，长时间滞留在三十元法币兑换一美金的比值上，让不少手握美金储蓄券的人坐立不安，纷纷抛出。此时，杜月笙通过他的秘密电台，获悉上海的美金储蓄券黑市价格正好上扬，因此他立即在重庆购进大批美金储蓄券，派人带到上海推销，一进一出之间，杜月笙手中的财富成倍地膨胀起来。
除了赚取美金储蓄券，杜月笙利用其与国民党内部的人际关系，在黄金市场上一样翻云覆雨，大发横财。
当时的黄金储蓄券与法币的兑换比值，是由国民政府财政部在当天收市之后、第二天开市之前通知中央银行的。1945年3月，财政部预定在当月的29日将黄金储蓄券与法币的兑换比值大幅提高，由原来每两的两万元提升至三万五千元。
时任国民党财政部总务司长的王绍斋是杜月笙的学生，他立即将这个惊人的情报秘密泄露给了杜月笙。杜月笙获悉之后，马上安排中华贸易信托公司出资一千万购买黄金储蓄券，第二天开市之后，黄金储蓄券果然大涨，转眼之间，杜月笙就凭空赚得了近千万的财富。
岂料，数日之后突然传来消息，监察院要对财政部提出纠举，原因是一向滞销的黄金储蓄券在加价之前莫名被抢购，尤其在一日之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销售高峰。监察院据此认为，一定是有人在事前泄密所致，必须彻查。一时间，街谈巷议，满城风雨，舆论为之哗然。
其实，抢购黄金储蓄券的人远远不止杜月笙一人，许多国民党内部人士也通过各种渠道获悉了黄金储蓄券大涨的消息，纷纷参与抢购。国民政府迫于压力，穷追细查，根据各方检举而排出的可疑者名单中便有杜月笙。由于杜月笙与孔祥熙、宋子文等人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所以避免了被追究，但因为他身份特殊，又参与抢购黄金案，举国关注，使他的社会名誉严重受损。
迫于社会的舆论压力，国民政府只是抓了几个在银行工作、趁机买了几两黄金的职员作为替罪羊。而主要的泄密者王绍斋也被羁押归案，最后判了几年刑。不过一切风平浪静之后，王绍斋在杜月笙的暗助下很快恢复了自由身，一场轰动重庆、震惊全国的黄金案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回上海险些吃瘪
1945年夏，日本败局已定，蒋介石着手反攻沦陷区的日军。另一方面，共产党部队日益发展壮大，让他忧心忡忡。为了抢在共产党前面接收沦陷区的胜利成果，蒋介石密令戴笠“驰赴东南”，一方面协助盟军做好情报工作，配合盟军登陆反攻；另一方面，秘密特训重要分子，为接手上海做好准备。
这两项任务，都需要动员东南一带的各种势力。于是，戴笠向蒋介石力荐杜月笙及其恒社成员，希望借助杜月笙的力量，予以协作配合。不久，蒋介石亲自召见杜月笙，密授机宜。
上海本就是杜月笙的根据地、大本营，此番“驰赴东南”，一来是国家征调，为国效力名正言顺；二来，可借此机会重返上海滩，恢复往日的势力，实乃一举两得。因此，杜月笙十分高兴，接到任务不久，即与恒社弟子陆京士、徐子为、朱品三等人筹商行动计划。
1945年6月，杜月笙、戴笠、顾嘉棠、叶焯山等人从重庆动身，驱车先抵贵阳，再坐飞机辗转湖南芷江、福建永安，最后达到淳安。淳安当时设有国民党军统局55号站，主要负责秘密训练各种特工人员。这些特工人员的主要任务正是配合忠义救国军，一方面阻遏日军撤退之前破坏上海，另一方面也为了抢在共产党之前，接收京沪等重要城市。其总部即设在淳安西庙。
杜月笙在淳安住下不久，便开始和上海联系。当时，他先是利用小八股党和留在上海的青帮人物，如马祥生、杨顺铨、朱景芳等人，拉起一支队伍，以在盟军登陆时有所动作；二是利用门徒马柏生、徐朴诚的部队，帮助蒋介石在上海抢地盘。
正当杜月笙踌躇满志、急欲有所建树的时候，8月6日和9日，美国空军分别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遭受惨烈打击的日本旋即宣布投降。
当杜月笙听到这个消息时，既振奋又暗藏些许的失落。原本以为，趁这次“驰赴东南”的机会，大可捞取些政治资本，来稳固自己的地位，现在看来，当务之急，是要先回上海滩，只怕回去得太晚，无力掌控局面。
杜月笙明显感觉到，自从1937年他潜离上海避居香港后，与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联系虽然始终没有中断，但毕竟不如他身居上海时那样密切。离开上海八年，他的原班人马中，改换门庭者有之，远走他方者有之，因各种原因而离世者有之，力量已大不如初。
杜月笙愈发产生一种危机感，担心自己曾经“闲话一句”的威势一去不返。一直忠心耿耿跟随杜月笙的老兄弟顾嘉棠知道他的心事后，为了宽他的心，对他说：“月笙哥，你用不着操这许多心，上海人终归少不了你月笙哥的。”
但杜月笙却摇头苦笑说：“依我看来，事体未必乐观，我现在最担忧的就是力不从心，把握不住目前的局面了。”
为了尽快赶回上海，收拢旧班底，杜月笙指示他的得意门生陆京士、吴绍澍先行赶回上海，自己则在8月20日着手包雇船只、整理行装。三日后，杜月笙和顾嘉棠、叶焯山、胡叙五、朱品三等七人，乘坐一艘名为“健飞十七号”的轮船，取道杭州返回上海。
在杭州留宿之际，徐采丞等人特意从上海赶赴杭州，迎接杜月笙一行，并表示，这次杜先生返沪，一定要在上海北站举行一次盛大的热闹的欢迎仪式，还要在北站搭起一座七彩牌楼，表示对杜先生的衷心爱戴和拥护。
杜月笙虽然心里非常欣慰，但他还是断然说：“那怎么可以！我杜月笙不过区区一名老百姓，我回上海，大家就要搭牌楼，那将来中央大员陆续来，又如何欢迎法？”
为了表示他的心意坚决，杜月笙临时决定在杭州多留一天，改在9月3日动身返沪。
这一天，杜月笙及随从三十多人整装出发，一想到即将回到阔别八年的上海，他的心情一下子开阔起来。岂料，专车驰抵梅陇镇，急急跑来两个神色慌张的人，登上车向杜月笙附耳密语。
原来上海北站附近贴出不少匿名传单和大字标语，上面赫然写着“打倒恶势力”、“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口号。报告的人还将这些传单、标语的背景和来头一一陈述给杜月笙。
刚刚还春风得意的杜月笙霎时皱起眉头，没想到真和他所料的那样，离开上海滩八年，世易时移，早些年的巨大威势正在逐渐失去，看来局面真的要把持不住了。想到这些，杜月笙强忍怒火，堆出满脸苦笑，佯作镇静地决定改在上海西站下车。
同车随行诸人一个个惊诧错愕，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杜月笙更是绝口不提，只是吩咐司机把车开到西站。旋不久，汽车抵达上海西站，站上也有不少亲友迎接，但强颜欢笑显然掩遮不了见面时的尴尬。可见，这些前来迎候的人，很可能早已晓得在北站发生的事情，这些杜月笙的至亲好友，不得不决定请杜月笙不上北站了，否则的话，哪能这么凑巧？
预料中的盛大热烈场面没有出现，失落的杜月笙没有心情回家，他不回华格臬路杜公馆，也不去姚玉兰的十八楼，更不到金廷荪为他准备的杜美路大厦，出人意料的是，他偏偏选择了先到爱文义路顾嘉棠家中歇脚。
这种诡秘的行程安排，让随行人员不敢多问，一个个心中难免惴惴不安。杜月笙进了顾家的客房休息，待他刚一离开客厅，众人便嗡嗡议论起来，互相打探究竟出了什么大事体。经在北站回来的人详细一说，众人无不瞠目结舌，接下来便怒目切齿，破口大骂。
原来这一次让杜月笙坍台的不是别人，正是接杜月笙指令先期赶回上海的弟子吴绍澍，一个足足喊了他十年“先生”的得意门生。
自日本战败投降以后，吴绍澍领杜月笙密旨，与陆京士先行赶往上海探听消息、安顿秩序。但吴绍澍却暗中实施自己的计划，他知道杜月笙离开上海八年，根基渐失，此时正是自己大展宏图的机会，为此，他早就秘密培养自己的势力，羽翼日渐丰满。此次回上海，正好可以抢在杜月笙之前进行“劫收”。
吴绍澍到达上海以后，他的一些潜伏在上海的骨干已经开始动手，首先将汪伪三省税务局长邵式军的一幢豪华大楼接收下来，作为上海市党部办公大楼；将富民路43号作为三青团支团部；将日本驻沪领事馆作为分团部，同时接收了汪伪的《平报》与《国民新闻》，又接收了日本三井洋行大班的一座私人花园住宅，将三青团支团部迁入。在这次劫收中，他手下的骨干大都成为了暴发户，住进洋房，出入汽车，风光无限。
吴绍澍本人更是身兼数职，除三青团上海市支团部主任外，还兼任上海市军事特派员、上海市政治特派员和上海市副市长以及社会局局长，一跃成为上海市第一新贵。
风光无限的吴绍澍当然不希望杜月笙回到上海以后恢复昔日的势力，威胁到自家的利益和地位。因此他回上海不久，便一方面在报纸上宣传“建设正义的新上海”；另一方面，以打击流氓势力为号召，给杜月笙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自杜月笙回到上海以后，吴绍澍始终避而不见，连一句问候也不曾有，这让杜月笙有些灰头土脸。他暂居顾嘉棠的家里，每天都会接待各界好友的登门拜访，迎宾送客，忙得不亦乐乎，但这并不妨碍他清静之时细细思量，当务之急便是要稳住自己的阵脚，恢复元气，才能扩充实力，重新掌控局面。
戴笠扳倒吴绍澍
自杜月笙回到上海以后，便蛰居爱文义路顾嘉棠家，深居简出，表面上休养生息，应酬新朋旧友的拜访，实则他早已马不停蹄地展开了“劫收”上海的行动。
杜月笙利用他与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刘攻芸的交情，名正言顺地开始接收起敌伪物资。他首先授意管家万墨林，在杜美路26号成立“劫收”总部，专门组织杜门中的徒子徒孙进行“劫收”，仅“劫收”中央商场一个仓库的无账物资，价值便在600亿元以上。大毒贩罗洪义的不动产也被杜月笙与徐采丞共同支配。其次，他还设法为川东袍哥大佬范绍增搜刮来一座仓库的敌伪物资，净赚黄金三千多两。
杜月笙积极参与“劫收”行动，进一步激起了吴绍澍的不满。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吴绍澍开始积极改组国民党上海市市党部、社会局以及三青团支团部，在重要岗位上安插亲信，而那些曾经给杜月笙递过门生帖子的人员不同程度遭受排挤。
吴绍澍曾当众让杜月笙难堪，如今又公然与杜月笙为敌，让杜门中人义愤填膺，破口大骂，都说他欺师灭祖，忘恩负义，需按帮规处死。顾嘉棠、叶焯山等几个武角色更是扬言要与吴绍澍拼命，方能出这口恶气。
杜月笙却表现得相当镇静，他一再阻止左右亲信说：“不忙，我自有应付的办法。”
一天，杜月笙竟意外地备置一桌酒席，然后派人下请帖邀请吴绍澍来家中做客。为了这餐酒席，杜月笙还特意邀请了几位吴绍澍的恒社弟兄作为陪客。吴绍澍与这些恒生弟兄走得最近，其中有一位叫王先青的恒社朋友就曾劝过吴绍澍：“绍澎兄，如今你身为上海市副市长、社会局长，身兼六大要职，在上海滩大红大紫，杜先生有你这样的得意门生，真是脸面有光，你现在的种种反对他的作为，都是所为何来？”
吴绍澍听后脸色大变，支吾地诡辩道：“你不要弄错了事体，我从来未反对过杜先生，我看不惯的是吴开先和陆京士。”
那一晚，杜月笙特意把酒席设在同孚路的一家酒店。八点钟，吴绍澍准时赶到同孚路赴宴。让众人没想到的是，这一席酒菜吃得了无生趣。杜月笙本以为吴绍澍能念师徒情分，大家坐下来打开话匣，叙旧情，结新谊，盼个云开雾散。孰料吴绍澍并不买账，始终寡言少语，神色木然，一副拒人千里的模样，让这一席酒菜吃得相当尴尬。
对于吴绍澍的态度，杜月笙一直隐忍不发，待十二点钟散席之后，吴绍澍起身告辞。望着吴绍澍渐渐远去的背影，顾嘉棠金刚怒目，双拳紧握，愤愤然地说道：“吴绍澍这个赤佬是给月笙哥磕过头拜先生的，他现在就是欺师灭祖，照江湖规矩就该处死！月笙哥，你该把他的拜师帖子寻出来，让我拿去跟他算账！”
一句话提醒了杜月笙，杜月笙回答道：“算账就不必了，帖子是该找出来，那上边还有他‘永遵训诲’的誓言，寻出拜师帖，必要时可以向他摊牌。”
于是他立刻命人打开保存拜师帖的保险箱，翻出一包包的大红帖细心检视，殊不料越寻越心慌，上千份拜师帖一份不缺，唯独少了吴绍澍的那一张。
这一下让杜月笙瞠目结舌，不知所措。顾嘉棠更是暴跳如雷，高声咆哮道：“一定是吴绍澍那个赤佬买通内线，将他的拜师帖偷了回去！”
杜月笙气得脸色铁青，簌簌发抖，没想到杜门中人居然出了内奸，这让他愤怒已极，喝道：“三天之内，必须查出这个吃里扒外的内贼不可！”
杜月笙虽贵为上海大亨，但平日里温文尔雅，极少发脾气，此番震怒吓得众人相顾愕然，于是杜公馆内人心惶惶，生怕将自己牵扯进去。然而三天后，杜月笙又不忍看见他的左右惴惴自危，便亲自对顾嘉棠说：“家丑不可外扬，纵有小吊码子，也只好放他一马，免却全家不得安宁，传出去反而给吴绍澍幸灾乐祸。”
顾家棠见杜月笙这样一说，不好再辩驳，也只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索性作罢了。
自吴绍澍从同孚路赴宴归来，愈发野心勃勃，趾高气扬。要想在上海滩的党、政、团等权力机构站稳脚跟，必须扫清一切可能扫清的障碍，杜月笙首当其冲，是必须要打倒的对象。
杜月笙见吴绍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一时又想不出太好的办法将其扳倒，只好躲在顾嘉棠家里深居简出，尽量避免抛头露面，以图后计。但凡出去应酬之时，有人在他面前提及吴绍澍，杜月笙不但绝无怨言，反而声声赞誉，推许有加。如此一来，杜月笙为人豁达大度之名声口耳相传，而吴绍澍忘恩负义、睚眦必报的秉性也渐渐散开。
种种不利的消息传到吴绍澍的耳朵，让他恼羞成怒，为了对杜月笙展开全面的打压，吴绍澍开始利用他创办的《正言报》作为大众传播工具，发出舆论，以“打倒恶势力”为主题，轮番发表社论，含沙射影地对杜月笙和他的恒社展开猛烈的抨击。
就在吴绍澍对杜月笙的攻势日趋尖锐、扬言打倒恶势力的时候，杜月笙的把兄弟戴笠突然降临上海。
戴笠初到上海，便听说吴绍澍与杜月笙师徒反目，吴绍澍对杜月笙横施打击，气焰十分嚣张。戴笠对杜、吴的师徒关系十分了然，兼之自己与杜月笙情深义重，因此不由得愤懑不平：“杜先生功在党国，理应受到全上海人的尊敬，吴绍澍身为杜先生的学生，不顾师道尊严，肆意污蔑，闹得上海鸡犬不宁，我必须呈报最高当局，将他严惩。”
戴笠一席话让杜月笙豁然开朗，毕竟戴笠身居党国要津，要想惩办吴绍澍，只要抓住他的小辫子，一纸报告便可将其扳倒，也算名正言顺了。想到这里，杜月笙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只要再给吴绍澍下一剂猛药，他必将一败涂地。
想到这里，杜月笙赶紧派人找来得意门生陆京士，密授机宜。此时的陆京士任职社会部沪宁特派员，他还效仿“忠义救国军”的名称，吸收大量工人骨干，拉起一支“工人忠义救国军”，安插在大小工厂之内。
在杜月笙的授意下，陆京士以及他拉拢来的大批工人骨干，开始对上海市总工会发起责难和攻击，导致吴绍澍派去担任总工会筹备委员的人难以顺利开展工作。陆京士还利用大批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愿望，组织他们到社会局请愿，给吴绍澍制造麻烦，施加压力。而许多工商金融界的老板，也在杜月笙及其门徒授意下，拒绝与吴绍澍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吴绍澍的困难和阻力一天比一天大，精心培养起来的亲信也渐渐散去，如此被动的局面让他感觉到心灰意冷。吴绍澍的萎靡状态，杜月笙颇为快意，为了彻底扳倒这个背叛师门的学生子，杜月笙发动了更猛烈的回击。
日本投降以后，吴绍澍是最先一批返回上海接收敌伪物资的人，其中，汪伪三省税务局长邵式军的一幢豪华大楼正是被吴绍澍接收过去，并被改造为上海市党部办公大楼的。
邵式军弃家潜逃，而他的亿万家财绝无可能随身携带，那么，这么庞大的财产究竟到哪里去了呢？唯一的疑点就是邵式军逃脱之际，他的所有财产均被吴绍澍及其同伙接收之后，私匿起来。
为了彻底查清这些财产的去向，戴笠专门派人找到了邵式军的太太，请她提供资料和线索。邵太太不仅如实交代了家里的奇石古玩、名贵字画所藏无数，光是满载金银财宝、各种钞票的巨型保险箱便有四只，还十分配合地开出了各个保险箱内的明细清单。
办案人员不禁大喜，接下来再问邵太太，邵式军是如何逃跑的。
胆战心惊的邵太太再一次交代说，那是有“交换条件”的，吴绍澍自前门进来接收，却把邵式军从后门悄悄放走，条件是邵式军决不泄漏财产被吴绍澍“接收”了多少的真相。
当办案人员如实向戴笠汇报时，戴笠勃然震怒，连夜派出大批忠义救国军，彻底搜查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其结果是，四只巨型保险箱悉数搜出，其中三只被破坏，箱内空空如也。借此一点即可证明，三只巨型保险箱里的亿万财产全被吴绍澍阴谋窃占，据为己有。
鉴于证据确凿，戴笠派人整理了证据，直接呈报重庆最高当局。不久，最高当局的批示迅即来到：予以严办！
原本高高在上的吴绍澍此刻早已心慌意乱，六神无主了。情急无奈之下，他竟一改常态，天天到杜美路求见戴笠。戴笠则避而不见，置之不理，直到他听说吴绍澍准备飞往重庆上下打点，方始让吴绍澍走进他的会客厅。
吴绍澍自是满脸谄笑，奴颜屈膝，一番苦苦哀告，只求戴笠免予究办。戴笠好不容易听他诉完，便是脸色一沉，叱喝道：“像你这种人，我为什么不办？”
吴绍澍没法，只求戴笠法外施恩，准许他飞往重庆，向他的上司自行请罪。戴笠明白，请罪是假，打点上司是真，因此断然拒绝，随即吩咐下去：“通知各航空公司，不许卖机票给吴绍澍。”
戴笠的不讲情面让吴绍澍求告无望，只得静候法办。不久，重庆国民政府由宋子文出面，下令免去吴绍澍的上海市副市长和社会局长职务，改派杜月笙的朋友吴开先接任上海社会局长。
这个一度要铲除恶势力的人，最后却被杜月笙连根扳倒。吴绍澍下台后，陆京士主办的《立报》趁机大打落水狗，连篇累牍对其展开揭发和攻击。吴绍澍虽然被免去了上海市副市长和社会局局长的职务，好在还保住了党团的工作，但他的政治生涯彻底走进了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