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主啊， 我将她托付给你”
乌斯曼反应过来， 开着校车一路飞奔， 向斯瓦特中央医院冲去。
女孩子们都在尖叫大哭。我趴在莫妮巴大腿上， 血从我的头部和左耳流出。我们才开出一小段路， 就被一位警察拦下来问话， 浪费掉一些宝贵的时间。一个女孩摸了摸我的脖子， 发现还有脉搏。“她还活着！” 她大喊道， “我们要快点带她去医院。别再拦着我们了， 快去把凶手抓起来！”
对我们来说， 明戈拉好像是个很大的城镇， 但其实只是一个小地方， 消息很快就传了开来。父亲当时正在斯瓦特媒体俱乐部参加私立学校协会的会议， 刚刚踏上讲台， 准备开始演讲。这时， 电话响了。他看到号码显示是胡沙尔学校打来的， 便把电话交给他的朋友艾哈迈德·沙赫， 请他帮忙接一下。“你们的校车被人开枪攻击了。” 他急迫地压低声音向父亲说道。
父亲脸色惨白。他马上想到： 马拉拉可能就在车上！ 然后他试着安慰自己， 可能只是哪个吃醋的年轻人， 拿着手枪跑来对空鸣枪，想让他的女朋友难堪而已。他当时正在参加一场很重要的集会， 大约有四百位来自斯瓦特各地的校长参加， 抗议政府准备成立中央管理局的决定。身为组织的领导人， 他觉得自己不能让大家失望。于是， 他按照原定计划完成了演讲。但他的额头不断冒出豆大的汗珠，而且仅此一次， 他没有被人提醒时间已到。
演讲一结束， 父亲没有等观众提问， 就与艾哈迈德·沙赫和另一个有车的朋友一起赶往医院。到医院只有五分钟的路程。他们抵达时， 发现医院外面已经挤满了人， 还有拍照和电视台的摄像机。
这时， 他知道我肯定是在这台车上了。父亲的心猛地一沉， 他推开人群， 在此起彼伏的闪光灯中冲进医院里。我躺在担架上， 头上包着绷带， 披头散发， 双眼紧闭。
“我的女儿啊， 我勇敢的女儿， 我漂亮的女儿。” 他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一边说一边亲吻我的额头、脸颊和鼻子。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用英文跟我说话。虽然我当时双目紧闭， 失去知觉， 但我觉得， 我一定知道父亲来到了身边。父亲后来说： “我无法解释， 但我觉得她在回应我的呼唤。” 有人说我微笑了一下。但父亲知道那不是个微笑， 那只是一个美好的瞬间。在那一瞬间， 他知道他没有永远失去我。看到我当时的状况， 对父亲来说是致命的打击。每个孩子对父母来说都是宝贵的， 但对于父亲而言， 我就是他的全世界。一直以来， 我都是他的战友。最开始， 我是秘密的古尔·玛凯， 后来就公开以马拉拉示人。他一直认为， 如果塔利班要针对我们， 那个人应该是他， 而不是我。他说他当时觉得自己好像被雷劈了一样。
“他们想要一石二鸟， 只要杀了马拉拉， 我就会永远噤声了。”父亲非常害怕， 但他没有哭。医院里到处都是人。集会上的校长们全都赶到了医院， 还有成群的媒体和政治运动积极分子。似乎整个镇上的人都聚集在此了。“替马拉拉祈祷吧。” 父亲告诉大家。
医生们安慰他， 说他们已经帮我做过电脑断层扫描， 确定子弹没有伤到我的大脑。他们已经清理伤口并包扎了。
“噢， 齐亚乌丁！ 他们做了什么？” 玛丽安老师冲进门。那天，她接到姐夫的电话， 问她是否安然无恙。当时， 她正在家中照顾她的宝宝， 不在学校里。她心里一惊， 连忙打开电视， 发现所有频道都在报道胡沙尔校车遇袭的消息。一得知我中枪的消息， 她马上打电话给她的丈夫。他骑着摩托车带她来到医院， 这是有教养的普什图妇女少见的举动。“马拉拉， 马拉拉， 你听到我在叫你吗？” 她喊道。
我发出了一声闷哼。
玛丽安老师想知道更多我的病况。她认识的一位医生告诉她，子弹穿过我的额头， 没有打中大脑， 我没有生命危险。她也去看了另外两个中枪的女学生。夏息雅中了两枪， 分别打中她左边的锁骨和手掌， 她和我一起被送到医院来。卡内一开始并没有发现自己受伤， 所以就回家了。到家后才发现自己的右上臂被子弹擦伤， 所以她的家人又把她送到了医院。
父亲知道他应该去看看另外两个学生， 但他一刻都不想离开我的身边。他的手机响个不停。开-普省首席部长是第一个打电话来的人。“别担心， 我们会处理的。” 他说， “白沙瓦的瑞丁夫人医院已经准备好为马拉拉治疗。” 但是来接管一切的是军方人员。下午三点，当地指挥官来到医院， 宣布他们将派一架军用直升机把父亲和我送到白沙瓦。因为没有时间回去接我母亲， 所以玛丽安老师坚持要和我们一起去， 以备不时之需， 玛丽安的家人对此不太高兴， 因为她还有个刚开完刀没多久的小宝宝要照顾。但她就像是我的第二个母亲一样。
我上了救护车后， 父亲害怕塔利班再一次发起攻击， 他觉得肯定所有人都知道车里载着谁。直升机机场就在1． 6 公里外， 开车只要五分钟， 但他一路上都非常害怕。我们抵达时， 直升机还没来，我们就在救护车里等着， 等待的时间对他来说仿佛有好几个小时般漫长。直升机终于来了， 父亲、表哥卡安吉、艾哈迈德·沙赫和玛丽安， 陪着我一起搭上直升机。他们还从没有搭过直升机。我们起飞后， 经过军方正召开的大会活动现场， 当时音箱里播放着振奋人心的爱国乐曲。听到士兵们高唱爱国歌曲， 父亲心中五味杂陈。平常， 他一定会跟着一起哼几句， 但现在， 他的女儿头部中枪， 濒临死亡。爱国歌曲的旋律在此时出现， 显得不合时宜。
在直升机的下方， 母亲正站在屋顶上， 举目眺望。当她听到我受伤的消息时， 正在跟乌尔法老师学认字， 努力辨认着“书” “苹果” 这些字。一开始传回来的消息非常混乱。她起初以为我出了意外， 伤到了脚。她跑回家告诉当时暂住在我们家的外婆， 请求外婆马上帮我祈祷。我们相信真主对长者的祈祷会更加关注。然后， 母亲注意到我早餐吃剩的荷包蛋还放在桌上。到处都是我获奖时所拍的照片， 她不喜欢这些照片。她看着这些照片， 啜泣起来， 到处都是马拉拉。
很快， 家里就聚集了许多妇女。在我们的文化里， 如果有人去世了， 妇女就会来到亡者的家中， 而男性则会前往会堂———不只是家人和朋友之间会这样， 而是整个邻近地区的人都会这么做。
这么多人来到家里， 母亲惊呆了。她坐在祈祷的毯子上， 诵念着《古兰经》。她告诉其他妇女： “别哭， 快祈祷！” 放学后走路回家的阿塔尔冲进家门， 他打开电视， 收看有关我中枪的新闻。然后，他打电话给胡沙尔， 两人一起哭了起来。电话响个不停。人们安慰母亲说， 虽然是朝着我的头部开枪， 但子弹只是擦伤额头而已。母亲被各种各样的消息弄得很困惑。一开始是说我的脚受伤了， 然后又说我的头部中枪。她觉得， 她没有去医院看我， 我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但其他人劝她不要去， 因为我要么死了， 要么在准备转院。
父亲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她， 我被直升机带去白沙瓦了， 要她搭车过去会合。有人在现场捡到我的钥匙， 拿来交给她， 这令她几近崩溃。“我不要什么钥匙， 我要我的女儿！” 母亲哭喊道， “没了马拉拉， 要钥匙有什么用？” 然后， 他们听见了直升机的声音。
直升机停机坪离我们的家只有1． 6 公里远， 所有在场的妇女都冲上了屋顶。“一定是马拉拉！” 她们说。当直升机在上空盘旋时，母亲解下她的头巾———这对一个普什图女人来说是非常罕见的行为。
她双手捧着头巾， 将它高举到空中， 好像是要献给什么人那样。“主啊， 我将她托付给您。” 她向着天空说， “我们没有警卫， 您就是我们的守护者。我恳求， 她在您的看顾之下， 您会把她带回家。”在直升机里， 我口吐鲜血。父亲吓坏了， 以为我内脏出血。他的希望开始慢慢破灭。但接着， 玛丽安发现我试着要用头巾擦嘴。
“你看， 她还有意识！” 她说， “这是最好的征兆。”
当我们抵达白沙瓦时， 他们都以为我们要去瑞丁夫人医院， 人们向父亲推荐了那里的一位脑神经外科医生———墨姆塔兹医生。但我们却被带到CMH， 也就是军事综合医院。CMH 是一座巨大的砖造医院， 从英国占领时期就存在了， 有六百张床位。医院正在进行扩建， 要盖新的大楼。白沙瓦是FATA 的入口， 自从2004 年军方开始进入FATA 地区后， 医院就一直忙于治疗伤兵和市内外频繁发生的自杀式炸弹案件的受害者。和国内许多地方一样， CMH 四周有许多水泥碉堡和检查哨， 以保护医院免受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攻击。
我被紧急送往位于一栋独立建筑里的加护病房。护士室墙上的时钟显示， 时间刚过下午五点。我被推进玻璃墙隔离的监护病房，护士帮我打上点滴。隔壁房里躺着一个士兵， 他在一次攻击中被严重烧伤， 还被炸断了一条腿。一位年轻男子自我介绍， 说他是朱奈德上校， 是一位脑神经外科医生。父亲更加忐忑不安了。他觉得这个男子看起来太年轻， 不像一位医生。“她是你的女儿吗？” 上校问道。玛丽安假装称是， 这样她才得以一起进到病房。
朱奈德上校帮我做了检查。我有意识， 而且很惊慌， 但我无法说话， 也无法对任何事物做出反应。我的眼睛在不停眨动。朱奈德上校为我缝合了左边眉毛上方的伤口， 但他惊讶于扫描时未发现子弹。“有子弹进入的伤口， 就一定会有射出口。” 他说。他用手抚触、检查我的脊椎， 发现子弹卡在左肩胛骨旁边。“她一定是弯下身子了， 所以子弹卡在这儿。” 他说。
他们又为我做了一次断层扫描。然后， 上校把父亲带到他的办公室， 扫描结果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他说， 斯瓦特的医生只做了单角度的扫描， 这次扫描显示受伤的程度很严重。“齐亚乌丁， 断层扫描显示子弹经过的地方离大脑很近。” 他说， “骨头的细微碎片伤到了脑膜。现在我们只能祈祷， 等着看看状况如何。目前， 我们暂时不会进行手术。”
父亲更加焦虑了。斯瓦特的医生让他不要担心， 而现在又好像变得非常严重。如果情况危急， 他们为什么不赶紧给马拉拉动手术？军事医院让他感觉很不自在。在巴基斯坦， 因为军政府多次掌权，人民对于军方都抱有防范心理， 斯瓦特的人民更是如此。父亲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他说： “把她转出那家医院吧。我们可不想让她成为第二个国家烈士， 就像利亚格特·阿里·汗那样。” 父亲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我不明白，” 他对朱奈德上校说， “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 我以为我们要去普通民众的医院。” 接着他问道： “拜托你， 可以请墨姆塔兹医生来吗？”
“这怎么行？” 不出意料， 朱奈德上校回答时， 好像被冒犯了的样子。
后来我们才知道， 虽然他看起来很年轻， 其实已经有13 年的脑神经外科从业经验， 而且他也是巴基斯坦军方最有经验、获勋最多的脑神经外科医生。为了获得使用更先进的医疗器材的机会， 他追随同为军方医生的叔父的足迹， 加入军事医疗机构。白沙瓦的军事综合医院位于军方与塔利班交火的前线， 朱奈德医生每天都要面对枪伤和爆炸事件。“我已经治疗过数千个马拉拉了。” 他后来说道。
但父亲当时并不知道这些， 他感到非常沮丧。“就听你的吧，”
他说， “你是医生。”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观察期， 护士监控着我的心跳和生命指数。
我偶尔会低声呻吟、动动手指或是眨动眼睛。这时， 玛丽安就会呼唤我： “马拉拉， 马拉拉。” 其中有一次， 我完全张开了眼睛。“我以前从没注意到她的眼睛如此美丽。” 玛丽安说。我一直躁动不安， 企图把手指上的监视器弄掉。“不要这样。” 玛丽安说。
“老师， 不要阻止我。” 我轻声说道， 就像我们还在学校里那样。玛丽安老师是位很严格的班主任。
那天晚上， 母亲跟弟弟阿塔尔赶来了。父亲的朋友穆罕默德·法鲁克开车四小时， 带他们来到白沙瓦。母亲到达医院之前，玛丽安已经打电话提醒她： “见到马拉拉的时候， 不要哭也不要大叫。虽然你觉得她听不见， 但她其实是可以听见的， 要尽量保持她的情绪稳定。” 父亲也打电话给母亲， 要她做好最坏的准备。他想要保护她。
母亲抵达时， 父亲忍着泪水， 与她紧紧相拥。
“阿塔尔来了，” 母亲对我说， “他来看你了。”
阿塔尔情绪激动， 哭个不停。“妈妈，” 他哭道， “马拉拉伤得好严重。”母亲当时处于震惊之中， 不能理解为什么医生不开刀把子弹取出来。“我勇敢的女儿啊， 我美丽的女儿啊。” 她喊道。后来因为阿塔尔实在太吵闹了， 医护人员把他们带到医院的军方宿舍安置。
医院外面聚集着形形色色的人， 有政客、政府高层、首席部长，甚至连省督都来了。他们都是来表达对我的同情。但父亲被这些人搞得不知所措。省督给了父亲十万卢比， 作为我的医疗费使用。根据我们的传统， 如果家里有人去世了， 有高官来慰问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但现在父亲却很烦躁。他认为这些人之前完全没有保护我，现在也只是在等我死去而已。
后来， 他们吃饭时， 阿塔尔打开了电视， 父亲立即就关掉了。
那时， 他无法承受再看到有关我被攻击的新闻节目了。等他离开饭厅， 玛丽安再次打开电视。每个频道都是我的画面， 配上祈祷和感人的诗句， 好像我已经死了一样。“我的马拉拉， 我的马拉拉啊！”母亲大哭起来， 玛丽安也泪流满面。
到了大约午夜时， 朱奈德上校把父亲叫到重症加护病房外面。“齐亚乌丁， 马拉拉的脑部肿起来了。” 父亲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朱奈德上校告诉父亲， 我的情况恶化了： 我的意识开始模糊， 也再次开始吐血。他送我去做了第三次断层扫描。扫描结果显示大脑的肿胀程度很危险。
“但子弹不是没有射中大脑吗？” 父亲问。
朱奈德上校解释说： 我的头骨裂开， 碎片掉进大脑里， 我的大脑受到震荡， 导致大脑开始肿胀。他必须移除部分头骨， 给肿胀的大脑一点空间， 不然我会脑压过高。“我们必须立即进行手术， 她才有存活的机会。” 他说， “如果我们不动手术， 她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我不希望以后当你回想此刻， 会后悔自己没有采取行动。”
切除头骨对于父亲来说十分恐怖。“她能撑过去吗？” 他绝望地问道， 但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朱奈德上校的这个决定非常勇敢， 但他的主管不同意， 有人告诉他的主管我应该被转到国外治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真正生死攸关的决定。父亲同意开刀， 朱奈德上校表示他会找墨姆塔兹医生来协助。签下手术同意书的时候， 父亲的手颤抖不已。同意书上白纸黑字地写着： 患者有死亡的风险。
凌晨一点半左右， 手术开始了。母亲和父亲坐在手术室外面。“噢， 主啊， 请你让马拉拉康复吧。” 父亲祈祷道。他向真主提出交换条件。“就算让我住在撒哈拉沙漠也没关系， 我需要她张开眼睛；没有她我活不下去。噢， 主啊， 把我剩下的生命都让给她吧， 我已经活得够久了。请让她活下去吧。”
最后， 母亲打断了他的祈祷。“真主没那么小气，” 她说， “他会把我的女儿完好如初地还给我。” 她手捧《古兰经》， 连续数个小时面向墙壁站立， 不断地诵念经文。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谁像她这样祷告。” 玛丽安说， “这样的祷告， 真主肯定会回应的。”
父亲试着强迫自己不要回想过去， 不要怀疑自己是不是不该让我公开演讲和参加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