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针对我的威胁出现之后， 母亲希望我不要再到处走， 并坚持要求我搭人力车上学， 下课就搭巴士回家， 彻底忽视我走路回家只需五分钟的事实。巴士把我送到通往我们街道的阶梯前方， 然后放我下车。我们邻里有一群男孩常在那附近闲晃。有时候， 一个名叫哈鲁恩的男孩会跟他们一起玩。他比我大一岁， 以前也住在我们那条街上， 我们小时候经常在一起做游戏。一天， 他告诉我他爱上我了。但后来， 我们的邻居萨芬娜的一个漂亮的表妹搬来， 他便转而爱上了她。当她告诉他， 她对他没兴趣后， 哈鲁恩又把注意力移回了我身上。这件事发生之后， 他们就搬到了另一条街上， 我们则住进了他们的房子。然后， 哈鲁恩离家， 去军校念书。
他假期时回到故乡。有一天， 当我从学校回家时， 发现他在街道上晃荡。他跟踪我回家， 并将一张纸条放到大门旁我一眼就能看见的地方。我请一个小女孩帮我拿到纸条， 上面写着： “现在你已成了名人， 我依旧爱你， 也知道你爱我。这是我的号码， 打给我。”我把那张纸条拿给父亲。父亲很生气， 当即打电话给哈鲁恩，告诉他， 自己会将这件事情告诉他的父亲。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哈鲁恩。在这件事后， 男孩们不再在我们居住的街道上玩耍。但是，有一个与阿塔尔一起玩的小男孩每次只要一看到我经过， 都会暗示性地呼喊： “你觉得哈鲁恩怎么样？” 我受够了。有一天， 我让阿塔尔把那个男孩带进来， 生气地对着他大喊。从此之后， 他不再那样说了。
在我和莫妮巴又和好了之后， 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她。她对待男孩子们总是十分谨慎， 因为她的兄弟们随时都在监视她的一举一动。“有时候啊， 我真的觉得当个《暮光之城》里的吸血鬼比当个斯瓦特女孩简单多了。” 我叹着气说。但说真的， 如果被男生骚扰就是我人生最大的问题的话， 那也真不是什么大问题。
20谁是马拉拉？
夏末的一个清晨， 父亲正准备出门去学校时， 注意到那幅由卡拉奇的一所学校送给我们的， 上面画着我注视天空的画像， 不知为何， 画像的位置斜了。他很喜爱那幅画， 所以将它挂在他的床头。
看见画上心爱的女儿在自己的眼中扭曲， 使他心生不祥的念头。“请帮我把它挂好。” 他请我母亲帮忙， 声调异常尖锐。
在那同一个星期， 一天， 我们的数学老师夏息雅小姐来到学校时， 显得极度惊慌失措。她告诉父亲， 她做了一个噩梦， 梦中， 我来到学校时腿部严重灼伤， 而她尽力想保护我。她恳求父亲煮一些米饭， 分发给穷人。因为我们相信， 如果你送别人白米， 就连蚂蚁或小鸟都能吃到掉在地上的碎屑， 因此都会帮我们祈祷。父亲用金钱取代白米， 她见状心绪更加烦乱， 坚持说这两种做法的意义根本不同。
对夏息雅小姐口口声声说的“预兆”， 我们一笑而过， 但我也开始做噩梦。我没有和父母亲们提起过这些梦。但每次出门， 我都担心持枪的塔利班会忽然出现在我面前， 或者朝我的脸上泼硫酸， 他们对阿富汗的女性就是这么做的。我特别害怕那些通往大街的阶梯，就是那些男孩们过去常常流连的地方， 有时候， 我觉得自己听到身后响起脚步声， 或觉得恍惚看见人影潜进附近的阴影中。
跟父亲不同， 我严加防备。晚上， 我会等到家中所有人———母亲、父亲、两个弟弟、住在我家里的其他家族成员， 以及留宿我家的故人访客———都睡了， 然后起身， 检查每一扇门窗是否锁紧。我会走进院子， 确定大门已经上锁， 接着逐一检查每一个房间。我的房间位于屋子的前半部， 房里有很多扇窗户， 我会把窗帘都拉开。
我希望随时掌握周遭的所有动静， 但父亲劝我不要这样做。“如果他们真想杀我， 那么他们早在2009 年时就下手了。” 但我担心有人会在屋子的外面架设梯子， 爬过墙头， 打破窗户， 闯进我的房中。
在夜里， 我经常长时间祷告。塔利班认为我们不是穆斯林， 但我们的信仰是确确实实的。我们比他们更相信真主的存在， 而我们也相信它会保护我们。我喜欢诵念摘自《古兰经》的句子。这些诗句非常特别， 我们相信， 如果你在夜里念诵三次“夏亚乌丁”， 恶魔便没有办法入侵你的家； 如果念诵五次， 你所居住的街道就会平安；如果念诵七次， 整个区域都能得到神的庇佑。所以我会念诵七次甚至更多次。接着我会向真主祈祷： “请保佑我们。保佑我的父亲及家人， 保佑我们的街道， 保佑我们的邻里， 保佑整个斯瓦特。” 然后我会说： “不， 请保佑所有穆斯林。” 然后是， “不， 不只是穆斯林； 请保佑全人类”。
一年当中， 考试期间我祷告的次数最多。那是我和我的朋友们唯一会做完整五次祷告的时候， 就像我的母亲以前经常要求我做的那样。我发现下午的祷告最难坚持， 因为我不想被迫放弃正在看的电视节目。考试期间， 我会向阿拉祈求高分， 但老师常警告我们：“如果你们不用功， 真主不会赐给你们高分。真主会降福在我们身上， 但他也是刚正不阿的。”
所以我还是会努力念书。通常， 我喜欢把考试视为一个验证自己能力的机会。但在2012 年的10 月， 这些“机会” 变成了压力。我不希望3 月份的情形重演， 输给玛丽克·努尔， 屈居第二。然而这次， 她竟然一举多出我五分！ 为准备这次考试， 我下了苦功。考试之前， 我请男子学校部的主管阿姆杰德先生帮我额外补课。考试的前一天， 我熬夜学习到凌晨三点， 把整本教科书全部复习了一遍。
第一科考试， 是在10 月8 日， 星期一， 科目是物理。我钟爱物理， 因为它关乎真理， 是一个由原理与定律所掌管的世界， 既不杂乱无章， 也不像政治那样会扭曲、变形———好比那些发生在我们国家的事情一样。等待开始答题之前， 我心里默念神圣的诗句。我答完了考卷， 但很快发现我在一道填空题上出了错。我生自己的气，气到差点落泪。那道题目只不过占一分， 但它让我预感到某种更具破坏性的事情将要发生。
那天下午回到家时， 我很困， 但第二天的考试科目是巴基斯坦研究， 一门对我来说难度较高的课。我很担心自己会拿到更低的成绩。所以， 我为自己泡了一杯加牛奶的咖啡， 想以此来驱走睡魔。母亲来看我时， 尝了一口我的饮料， 觉得很好喝， 便一口气把剩下的全部喝光了。我没有办法对她开口说： “嫂嫂， 别喝了， 那可是我的救命咖啡啊。” 而橱柜里的咖啡已经喝完了。这天， 我照样复习到很晚， 背诵课本上关于独立的章节。
一大早， 父母和往常一样来我的房间叫我起床。在我的记忆里，在过往上学的所有日子里， 从没有一天是我自己主动爬起来的。母亲为我们准备了和平常相同的早餐： 加了糖的茶、薄饼与荷包蛋。我们大家一起吃早餐———我、母亲、父亲、胡沙尔和阿塔尔。那天是母亲的大日子。当天下午， 她要开始跟着我幼儿园的老师乌尔法小姐学习读、写我们的语言。
父亲打趣阿塔尔， 他当时八岁， 脸皮比以前更厚了。“等着看，阿塔尔， 等哪一天马拉拉成为总理， 你来给她当秘书。” 父亲说。
阿塔尔听了很生气。“我不要， 不要， 不要！” 他说， “我才不会输给马拉拉。我要成为总理， 让她来当我的秘书。” 这些玩笑话耽误了我不少时间。后来， 我只能匆匆吞下半个鸡蛋， 也没时间整理仪容便赶去学校了。
巴基斯坦研究的考卷比我想象的要简单。考题包括真纳怎样将巴基斯坦建成第一个伊斯兰国家， 以及孟加拉国的独立所造成的国家悲剧。毕竟两国之间相隔千里， 我总是觉得很难想象孟加拉国曾是巴基斯坦领土的一部分。我写出了所有问题的答案， 也对自己的答案充满信心。考试结束了， 我很开心， 一边跟朋友们闲聊， 一边等着学校助理谢尔·穆罕默德·巴巴通知我们巴士来了。
那辆巴士每天跑两趟， 这天， 我们搭的是第二趟。我们喜欢留在学校， 而且莫妮巴说： “考试让人筋疲力尽， 回家前， 大家留下来聊会儿天吧！” 因为对“巴基斯坦研究” 的考试比较满意， 我同意了她的提议， 心情愉快。我觉得肚子饿了。但因为我们已经年满15岁， 不能独自上街， 所以我找了一个小女孩帮我买了一穗煮玉米。
我吃了一点儿， 将剩下的给了另一个女孩儿。
12 点钟， 爸爸用广播召唤我们。我们跑下楼去。出校门前， 其他女孩都先把脸部遮好， 然后才爬进巴士的后座。我用围巾把自己的头包起来， 但我从不遮掩自己的面容。
在等候另外两个老师上车前， 我要乌斯曼大哥讲笑话给我们听。他的脑子就是一部超级搞笑的故事大全。那天他没讲故事， 倒是变了一个让鹅卵石消失的魔术。“你怎么办到的？ 跟我们说说！” 我们吵嚷着， 但他坚持不肯泄露。
当所有人都准备就绪， 他让茹比小姐和其他几个年纪较小的孩子， 坐在前面的驾驶区。另一个小女孩哭着说她也要跟他们坐在一起。乌斯曼说不行， 因为前面已经没有空间了， 她得跟我们一起留在后座。我觉得她很可怜， 便说服了乌斯曼让她也坐在前排。
母亲叮嘱阿塔尔要和我一起搭巴士， 所以他从小学部走了过来。
阿塔尔总是喜欢松开车辆的后挡板， 这让乌斯曼很生气， 因为这样做很危险。那天， 乌斯曼觉得他受够了， 让阿塔尔住手。“坐进去，阿塔尔·汗， 否则我就不让你上车！” 他说。阿塔尔发了顿脾气， 拒绝上车， 决定和他的几个朋友一起走路回家。
乌斯曼发动了车子的引擎， 驶离校区。一路上， 我与莫妮巴，我那聪明而又善良的朋友谈天。有一些女孩在唱歌， 我用手指在座位上打着节拍。
莫妮巴和我喜欢坐在靠近车后方的出口处， 这样， 我们就可以看见外面的景色。在一天当中的那个时刻， 哈吉巴巴路上总是挤满了各种颜色的人力车、行人与摩托车骑士， 每个人都企图超车， 并猛按喇叭。一个卖冰激凌的男孩蹬着一辆彩绘着红色与白色核弹头的三轮车追在我们的车后， 朝着我们不停挥手、吆喝， 直到一名老师把他嘘了开去。一个男人正在斩鸡头， 鸡血滴落在大街上。我的手指仍在打着节拍。“咚、咚、咚”， “嘀、嘀、嘀”。说来有趣， 当我还小的时候， 我们常说斯瓦特人爱好和平， 你很难找到一个男人愿意帮你杀鸡。而现在， 一切都不一样了。
空气中满溢着柴油、面包及烤肉串的气味， 还混杂着河流的臭味。人们无视父亲一次又一次的当众呼吁， 依旧将垃圾倾倒入河中，而且看来似乎永远不打算住手。我们也已经习惯了。此外， 冬天很快就要到了， 大雪将落， 它将使一切变得洁净、安宁。
在军队检查哨处， 巴士右转， 远离了干道。一个凉亭上张贴着一张海报， 上面是一群蓄着胡须， 戴着帽子或头巾， 眼神疯狂的男人， 上方则用大大的字母写着“通缉恐怖分子”。最上面那张照片里， 黑头巾、长须的男人正是法兹鲁拉。军方驱逐塔利班的行动从开始至今， 已经三年多了。我们对军方心存感激， 但无法理解为什么军人仍随处可见： 他们在屋顶上架设机枪， 或置身于检查哨之中。
人们甚至需要官方的许可， 才能进入我们的河谷。
开上小丘的道路通常是繁忙拥塞的， 因为那是条捷径。但是那天， 却异常安静。“人们都到哪儿去了？” 我问莫妮巴。所有的女孩都在唱歌、聊天， 巴士里充斥着我们的声音。
在那个时间点， 我母亲大概刚穿过大门进入学校。这是她自从六岁辍学， 第一次再度进入学校上课。
我没有看见那两名站在马路上、迫使巴士紧急停车的男子， 也没有机会回答他们的问题： “谁是马拉拉？” 因此， 我没有机会跟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应该让我们这些女孩， 以及他们自己的姐妹与女儿去学校接受教育。
我记得， 当时我脑海中正在想的， 是为第二天考试要进行的复习。我记忆中最后的声音不是那三颗子弹带来的“砰、砰、砰”， 而是那斩鸡头的男人所发出的“咚、咚、咚”， “嘀、嘀、嘀” 的声音。那些鸡头坠落在肮脏的街道上， 一颗， 接着一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