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马拉根德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在卖柳橙。因为不识字， 她用一支铅笔在纸上画记号， 记录自己卖掉的柳橙。我把她拍了下来， 心里暗暗发誓： 我一定要尽我所能去帮助这样的女孩。
这是一场我准备要开打的战争。
18女人与海
那玛姑姑眼眶里满是泪水， 她此生从未看到过大海。
我们一家人坐在大石头上， 眺望着一望无际的海面， 呼吸着阿拉伯海咸咸的空气。这海如此广阔， 没有人知道它延伸到哪里去。
我的心情非常愉悦。“我希望有一天能到这片海洋的对面去。” 我说。
“她在说什么啊？” 我的姑姑问道， 好像我说了什么不可能的事一样。而我还在试图理解她已经在卡拉奇这个海滨城市生活了三十年， 却从未亲眼看过大海这件事。她的丈夫不会带她去海边， 即使她有办法溜出屋外， 也没有办法跟着路标走到海边， 因为她不识字。
我坐在石头上， 想着大海另一边女人们的自由生活。巴基斯坦有女总理， 我在伊斯兰堡也见过令人佩服的女性工作者， 但事实上国内绝大多数女性必须完全依赖男性才能生存。我的班主任玛丽安女士是个很坚强， 也受过教育的女性， 但在我们的社会里， 她不被允许独居， 也不能独自去工作。她必须要与丈夫、兄弟或是父母住在一起才行。
在巴基斯坦， 如果女人表示希望独立， 人们会认为她是不想服从父亲、兄弟或丈夫的指令。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希望独立， 是希望我们能自己做决定。我们希望能够自由地去上学或者工作。《古兰经》里没有任何一句话写到女人必须依赖男人生活。真主并没有告诉我们， 女人一定要听男人的话。
“亲爱的， 你的心思飘得好远。” 父亲打断了我的思绪， “你在想什么呢？”
“在想穿越重洋， 爸爸。” 我回答。
“快别想了！” 弟弟阿塔尔大叫， “我们在海边啊， 现在我想去骑骆驼！”
2012 年1 月， 在信德省政府宣布要将教会路上的一所女子中学用我的名字重新命名， 以示对我的褒奖之后， 我们受新闻电视台的邀约来到卡拉奇。我的弟弟胡沙尔在阿巴塔巴德上学， 所以只有我和父母， 还有阿塔尔一同前往。我们是搭乘飞机前往卡拉奇的， 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 这都是第一次。旅途只花了两个小时， 让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如果搭公交车， 需要花上两天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在飞机上， 我们发现有些人因为看不懂字母和数字， 找不到自己的座位。我的座位靠窗， 可以看见脚下的沙漠和高山。随着我们越往南方去， 土地就越焦枯。我已经开始想念斯瓦特绿油油的模样了。我也开始理解为什么在卡拉奇工作的斯瓦特人希望最终魂归故里的原因了。
从机场前往旅馆的路上， 我惊讶于沿途道路上的人、房子和车子的数量之多。卡拉奇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想到巴基斯坦建国时， 卡拉奇只是一个只有30 万人口的港口， 就会觉得很神奇。真纳住在这里， 并将卡拉奇立为巴基斯坦第一个首都。很快， 数百万穆斯林难民就从印度来到这里， 他们被称为穆哈吉尔人（mohajirs， 即“移民者” 的意思）， 都说乌尔都语。现在， 这里大约有两千万人口， 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普什图城市， 虽然距离我们的家园很远， 却有大约500 万到700 万普什图人在这里工作。
可惜卡拉奇也是一个充满暴力的城市， 穆哈吉尔人和普什图人之间常常爆发冲突。我们看到的穆哈吉尔地区全都非常整洁而有条理， 而普什图人的地区则是肮脏又混乱。穆哈吉尔人几乎全部都支持一个叫作统一民族运动党(MQM) 的党派。MQM 由阿尔塔夫·侯赛因领导。他被流放后住在伦敦， 平时通过Skype 与他的党员联系。
MQM 是个很有组织的团体， 穆哈吉尔社群也很团结。相反， 我们普什图人是非常分裂的。有些人追随伊姆拉姆·汗， 因为他是普什图人， 是部落首领， 又是优秀的板球选手； 有些人追随毛拉·法扎勒·拉赫曼， 因为他的党派伊斯兰神学者协会(JUI)； 有些人追随非宗教的人民民族党(ANP)， 因为ANP 是普什图的爱国政党； 有些人追随贝·布托的巴基斯坦人民党(PPP)； 还有些人则是支持纳瓦兹·谢里夫的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PML)。
我们去了信德省的议会， 所有议会成员为我鼓掌祝贺。然后，我们拜访了几所学校， 包含那所将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学校。我发表了一场讲述教育重要性的演讲， 并谈到贝·布托， 因为这里也是她的家乡。“我们一定要为了女性的权利一起努力。” 我呼吁道。孩子们为我表演了歌唱节目， 还送了一幅画给我， 画里的我仰望着天空。
看到学校挂着的牌子上写着我的名字， 就像巴基斯坦的许多学校都叫作马拉莱·迈万德一样， 这感觉很奇怪， 但又很美好。父亲和我打算在下一次学校放假的时候， 到斯瓦特山上偏远的地方， 去找那里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 跟他们谈谈学习读写的重要性。“我们就像是教育的传教士一样。” 我说。
那天晚些时候， 我们去拜访了姑姑和姑父。他们住在一间非常小的房子里。父亲终于明白， 当初他要上大学时， 他们拒绝让他寄宿的原因了。路上经过阿西宽·拉索尔广场的时候， 我们震惊地看见杀害省督萨尔曼·塔希尔的凶手的照片被花环和玫瑰花瓣装饰，好像他是个圣人一般。父亲对此很愤怒， “一个两千万人的城市， 居然没有任何人想去把那张照片拿下来吗？”
我们去了海边， 还去了市场， 母亲在那里买了很多衣服， 除此之外， 我们这趟卡拉奇之旅还有一个一定要去的重要地方， 就是我们的国父、伟大的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陵园。真纳的陵墓用白色大理石建造而成， 在车水马龙且人声鼎沸的城市里， 陵园给人一种异常平静的感觉， 仿佛散发着神圣的光辉。当初贝·布托乘坐的汽车， 就是在她前往陵园进行她返回巴基斯坦后第一次演讲的路上被炸毁的。
警卫向我们解说道， 主间大吊灯下的棺木里， 并没有安置真纳的遗体。真正的棺木在地底下， 他的身旁埋着比他晚很多年才辞世的妹妹法蒂玛。另一边则是我们的首任总理利亚格特·阿里·汗，他是被暗杀的。
稍后， 我们去了陵墓后方的一个小博物馆， 里面展示着真纳从巴黎特别订购的白色领结、他在伦敦定制的三件式西装、他的高尔夫球具， 还有他特殊的旅行箱， 箱内能安放12 双鞋， 包括他最喜欢的双色雕花皮鞋。馆内的墙上挂满了照片。在巴基斯坦建国初期的那些照片里， 你可以从他凹陷的脸颊和如纸般薄的皮肤看出， 他已不久于人世。但当时这还是个秘密。真纳一天要抽50 支烟。当英国在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蒙巴顿勋爵同意印度应该被一分为二、独立治国时， 真纳的身体已经被肺结核和肺癌侵蚀得很严重了。后来总督曾说， 如果当时他知道真纳已快去世， 他一定会延后宣布这个消息， 那么巴基斯坦就不会存在了。而事实正是如此， 真纳在独立消息宣布的一年后， 也就是1948 年9 月辞世。之后不到3 年的时间，我们的第一任总理被杀。从一开始， 我们就是个很不幸的国家。
这里展示了许多真纳著名的演讲稿。包括那篇讲述在新建立的巴基斯坦， 人们都可以自由信奉各种信仰的演说， 以及他讲述女性的重要性的演说。我想看看那些在他生命里出现过的女人的照片。
但他的妻子很早就过世了， 她是帕西人。他们的独生女黛娜则留在印度， 最后嫁给了帕西人， 这件事在这个新成立的伊斯兰国家并不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现在， 黛娜居住在纽约。所以我看到的， 大都是她的妹妹法蒂玛的照片。
拜访陵墓， 并看过那些演讲稿之后， 很难不去想象如果真纳还活着， 一定会对现在的巴基斯坦感到很失望。他大概会说， 这不是他原本想要的国家。他希望我们能够独立， 能够包容， 能够善待彼此。他希望不论是信奉什么宗教， 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
“如果我们没有独立， 而是一直属于印度的一部分， 情况会不会更好些？” 我问父亲。在我看来， 在巴基斯坦建国之前，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不断。然而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家之后， 冲突仍然没有平息， 只是变成了穆哈吉尔和普什图之间， 还有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斗争。我们的四个省份不但没有一起庆祝独立， 反而难以和平共处。信德省常常提出与其他省分歧的意见， 而俾路支省虽然一直在打仗， 但因为实在太偏远了， 几乎无人关注。这些斗争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再次把国家切割分裂呢？
我们离开博物馆时， 外面有些年轻男子举着旗子在抗议。他们告诉我们， 他们来自旁遮普省的南部， 他们的语言是赛莱基语， 他们想要拥有自己的省份。
人们可以找到无数的理由进行争斗。但如果像那些人说的基督徒、印度教徒和犹太人都是我们的敌人， 那我们穆斯林之间为什么还要内斗？ 我们应该把关注点放在更为实际的事上： 我们国内有这么多人是文盲， 许多女性完全没有接受过教育； 在我们的国家里，学校会被炸； 我们没有稳定的电力； 每一天都有巴基斯坦人被杀害。
一天， 一个名叫夏拉·安亚的女人来到我们的旅馆。她是住在阿拉斯加的巴基斯坦裔记者， 在《纽约时报》的网站上看到有关我们的报道之后， 很想来见见我们。她和我聊了一会儿， 然后和父亲谈话。我注意到她的眼眶湿湿的。她问父亲： “你知道吗， 齐亚乌丁？ 塔利班已经威胁要伤害这个无辜的女孩了。” 我们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她打开网页， 给我们看塔利班那天对两个女性发出的威胁：一个是迪尔的政治运动积极分子莎·贝加姆； 而另一个就是我， 马拉拉。“这两人在散布政教分离的观念， 罪该万死。” 上面这么写道。
我没把这当回事， 毕竟网络上什么消息都有， 如果这是真的， 那我们就会从别的地方听到这个消息。
那天晚上， 父亲接到一通电话， 是在过去十八个月以来都与我们住在一起的一家人打来的。这家人之前住的屋子是泥土砌的屋顶，逢雨必漏。因为我们家还有两间空房， 便让他们来和我们同住。他们会象征性地缴一点儿房租， 孩子则去我们的学校免费上学。他们家有三个孩子， 我们很高兴他们搬进来， 因为我们可以一起在屋顶上玩官兵抓强盗的游戏。他们打电话告诉父亲， 警察来到家里， 询问我们有没有收到任何威胁。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 拨了电话给警察局副局长， 副局长问了同样的问题。父亲问道： “为什么这么问？有什么消息吗？” 副局长则请父亲回到斯瓦特后与他碰个面。在那之后， 父亲便显得坐立不安， 无法好好享受在卡拉奇的时光。我看得出父亲和母亲都忧心忡忡。我知道母亲还在悼念阿姨，他们对于我获颁这么多奖也觉得很不安， 但情况看来好像不仅仅如此而已。“你们怎么了？” 我问道， “你们看起来很担心， 却不告诉我。”
于是， 他们告诉了我那通从家里打来的电话， 并表示他们很严肃地看待这次威胁。不知道为什么， 得知自己成为攻击目标， 我并没有特别担心。对我来说， 既然没有人能够永生不死， 那么最终是塔利班造成的， 还是癌症造成的， 好像并不那么重要。所以， 我更应该继续完成我的使命。
“亲爱的， 也许我们该停止这些宣传了， 先低调一阵子。” 父亲说。
“这怎么可以？” 我回答， “是你告诉我， 如果我们相信有些事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 那即便我们死了， 我们发出的声音只会更强大。我们不能放弃！”
有人要我在活动上演讲， 我怎么能因为安全的问题就拒绝呢？这不是我们会做的事， 骄傲的普什图人更是如此。父亲总说普什图人的血液里流淌着英雄的基因。
但当我们回到斯瓦特时， 心情仍然非常沉重。父亲去了一趟警局， 警方给他看了我的档案。他们说我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吸引了多方注意， 也让我成为塔利班威胁的对象， 他们说我需要被保护。他们表示可以为我们提供警备人员， 但父亲对此持保留态度。斯瓦特有很多知名人士身边都有警卫， 但仍然被杀害了； 而旁遮普的省督则是被自己的保镖杀死的。父亲同时认为武装警卫人员会让学生的家长紧张， 他不想让其他人也身陷危险当中。以前他受到威胁的时候， 总是说： “让他们杀我， 没关系， 但要杀就杀我一人。”
他建议把我送去阿巴塔巴德念寄宿学校， 像胡沙尔一样， 但我不想去。他还因此拜会了陆军上校， 上校说去阿巴塔巴德念书并不会更加安全， 只要我在斯瓦特能低调一点儿， 应该就没事了。所以当开伯尔-普什图省政府提出要任命我为和平大使时， 父亲说还是拒绝比较妥当。
到了晚上， 我开始记得为家门上锁。“她感受到威胁了。” 母亲这样对父亲说。父亲很不开心。他一直要求我晚上将房里的窗帘拉上， 但以前我不愿意这么做。
“爸爸， 现在真的很奇怪。” 我跟他说， “当初还在塔利班化的时候， 我们还很安全； 现在没有塔利班了， 我们却身陷危险。”
“是的， 马拉拉，” 他回答， “现在的塔利班化是特别针对我们来的， 针对像我们这种敢站出来说话的人。斯瓦特的其他地方都没事。人力车司机、店家老板都没有危险。这次， 塔利班针对的是特殊对象， 而我们就身在其中。”
领那么多奖还有一个麻烦———我常常不能去上学。3 月的考试过后， 新书架的奖杯上， 写的是第二名。
19秘密的塔利班组织
“我们来假装自己是在《暮光之城》的电影里， 我们是一群森林里的吸血鬼。” 我对莫妮巴说。我们这次郊游的目的地是马尔格扎，一座美丽的绿色山谷。那里的空气很凉爽， 还有一座高山和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我们打算在溪边野餐。那附近有一栋“白宫饭店”，是旧时瓦利的避暑宫殿。
那是2012 年的4 月， 上个月刚结束大考， 我们的心情都很轻松。
我们大约有七十个女孩子。随行的还有我们的老师与我的父母。父亲租了三辆简便巴士， 但我们没办法都挤上车， 因此我们五个人———我、莫妮巴， 还有三个女孩坐上了丰田迪娜， 也就是我们的校车。车里不怎么舒适， 车上堆满了为野餐准备的、里面装了鸡肉和米饭的许多口大锅。但好在车程也不过30 分钟。我们玩得很开心， 一路欢唱。莫妮巴看起来非常漂亮， 肌肤如陶瓷般白皙。
“你现在擦哪种护肤霜？” 我问她。
“跟你用的一样。” 她回答。
我知道她在说谎。“怎么可能？ 你看看我的皮肤多暗沉， 你再看看你自己的！”
我们参观了白宫饭店， 见识到了皇后的寝宫， 也欣赏了繁花似锦的花园。很可惜我们没办法看到瓦利的房间， 因为它遭到洪水的破坏， 尚未修复。
我们在绿林里奔跑了一阵， 拍了些照片， 然后在河里玩耍， 互相把水泼洒到彼此的身上。飞溅的水珠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
山崖下有一道瀑布。我们在大石头上坐了一会儿， 聆听水声。后来莫妮巴又开始往我身上泼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