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渎神法》是“黑暗之法”， 而他的这个说法则被某些想要炒作新闻的主播反复强调。因此， 拉瓦尔品第较大的几座清真寺里的教长， 纷纷在周五祈祷会上谴责这位省督。
几天后， 2011 年1 月4 日， 萨尔曼·塔希尔在伊斯兰堡吃过午餐后， 被自己的保镖开枪打死。凶手共朝他开了26 枪。凶手后来说， 他是在听了拉瓦尔品第周五祈祷会的讲道后， 决定要替神完成这件事。有那么多民众赞许这个凶手的行为， 对此我们实在难以置信。甚至当凶手出庭时， 律师还往他身上撒玫瑰花瓣。与此同时，这位过世的省督所属的清真寺教长， 则拒绝在他的丧礼上祝祷， 总统也没有去参加仪式。
我们的国家疯了。居然开始赞誉杀人凶手了吗？
在那之后不久， 我父亲又收到一则死亡威胁。在纪念哈吉巴巴高中遭炸弹袭击三周年的集会上， 父亲发表了一次热情洋溢的演讲。
“法兹鲁拉是所有邪恶的统帅！” 他喊道， “为什么他还没被抓到？”在那之后， 有人告诉他要多加小心。接着， 一封给我父亲的匿名信寄到了家中。信的开头写着“愿和平降临在你身上”， 但信的内容却一点也不和平。信里写道： “你是毛拉之子， 但却不是个好的穆斯林。不论你在哪里， 穆斯林游击队都会找到你。” 父亲收到信后， 担心了好几个星期， 但他拒绝停止出席活动， 后来也就很快被其他事情转移了注意力。
那一阵子， 大家好像都在讨论美国。以前， 我们会把一切怪罪到过去的敌人———印度身上， 现在， 这对象则变成了美国。每个人都在抱怨无人飞机几乎每周都攻击FATA 的事情。我们听说有许多平民因此惨死。接着又有一名中情局探员———雷蒙德·戴维斯———在拉合尔开枪射杀了两名骑着摩托车接近他座驾的男子， 他说他们企图抢劫他。美国宣称他不是中情局人员， 只是一名普通的外交人员， 但这个说法让大家非常怀疑。即使小孩子都知道， 一般的外交人员不会开着没挂车牌的车子到处跑， 身上还带着格洛克手枪。
我们的媒体报道称， 因为中情局不信任我们的情报部门， 所以派遣了大批秘密情报人员到巴基斯坦， 而戴维斯便是其中的一员。
传言称他负责监视拉合尔的武装组织： 虔诚军。这些人曾在大地震与洪水来袭后大力帮助过我们的人民， 但据闻他们也是2008 年可怕的孟买连环恐怖袭击背后的主使者。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将克什米尔的穆斯林从印度的统治下解救出来， 但他们最近也开始在阿富汗活跃起来。还有人说， 戴维斯其实是在监视我们的核武器。
雷蒙德·戴维斯很快成为巴基斯坦最有名的美国人。全国各处都展开了抗议行动。民众们想象市场里到处都是雷蒙德·戴维斯这样的人， 搜集情报传回美国。而被戴维斯杀害的两人中的一位的遗孀， 为了促使事件更快获得公正解决， 吞下老鼠药自杀了。
华盛顿和伊斯兰堡之间， 或者说是华盛顿和拉瓦尔品第的军事中心之间， 来回沟通了数周， 才终于正式结案。他们的解决方式，有点像是我们传统的部落制度， 美国人“血债血还”， 支付了230 万美金作为赔偿金， 而戴维斯则暗中迅速地被送出巴基斯坦。巴基斯坦随后要求中情局把许多承包商送回美国， 并停止核发签证。这起事件在各方面都造成不好的影响， 特别是在3 月17 日， 也就是戴维斯被释放的第二天， 瓦济里斯坦北部又遭到无人机轰炸， 造成约四十人死亡。这起攻击事件好像是在告诉我们， 中情局在我国可以为所欲为。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 我正准备靠着墙量量身高， 看看我有没有奇迹般的一夜长高时， 听到隔墙有人在大声说话。父亲的朋友们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美国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前一晚突袭了阿巴塔巴德， 也就是当初我们逃难时曾经住过的地方之一， 抓获了奥萨马·本·拉登， 并且把他杀了。原来， 他一直住在距离我们的军校不到2 公里的地方， 一座围墙高筑的院子里。我们无法相信军方居然一直对本·拉登的下落一无所知。报道称军校生甚至还在本·拉登藏身的住处旁的空地上进行训练。院子的围墙有3．6 米高，上面还加装了带刺的铁丝网。本·拉登与他最年轻的太太住在顶楼，她是也门人， 叫作阿默。另外两个太太和他的十一名子女住在楼下。
一名美国参议员说， 本·拉登的藏匿处只差没装个招牌而已。
事实上， 普什图人因为深闺制度和隐私的缘故， 大多住在围有高墙的大院里， 所以， 本·拉登的屋子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奇怪的是， 住在屋里的人足不出户， 而屋子里既没有电话也没有网络。他们需要的食物由两位兄弟负责采购。这两兄弟和他们的太太一起住在大院里。他们是本·拉登的运输员。而其中一位兄弟的太太居然还是斯瓦特人！
海豹突击队员开枪射中本·拉登的头部， 并将他的遗体用直升机运走。听起来他好像没有进行什么反抗。他的两个兄弟和一个已成年的儿子也被杀了， 本·拉登的太太和其他孩子则被捆绑， 留在现场， 后来被巴基斯坦收押。美国人把本·拉登的尸体葬进了海里。美国总统奥巴马非常高兴。我们在电视上看到， 白宫外举办了很隆重的庆祝活动。
一开始， 我们以为我们的政府知道此事， 并且参与了美国的这次行动。但后来， 我们发现这是美国人自己采取的行动。我们的人民对此难以接受。美国和巴基斯坦本应是同盟， 在这场与恐怖分子的斗争中， 我们牺牲的士兵比他们还要多。他们在夜里以特殊的直升机安静地低飞， 进入我们的国家， 用电子干扰器隔绝了我们的雷达探测。他们只是在任务结束后， 向陆军参谋长基亚尼将军和扎尔达里总统通报了这次行动。而大多数军队领导人都是从电视上得知这个消息的。
美国说他们别无选择， 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做法， 是因为没有人知道ISI 到底站在哪一边， 如果他们知会巴基斯坦， 可能就会有人在行动开始前向本·拉登通风报信。中情局指挥官宣称巴基斯坦“若非牵涉其中， 就是能力不足。而两者皆不是好状况”。
父亲说这是耻辱的一天。“一个这么恶名昭彰的恐怖分子， 为什么能够在巴基斯坦躲了这么多年， 却没有人知道？” 其他人也有一样的疑问。
若有人觉得我们的情报部门一直就知道本·拉登的藏匿地点，也是很合理的。ISI 是个很庞大的机构， 探员遍布全国。他怎么可能住在离首都这么近———仅有9． 6 公里的地方呢？ 还住了这么久！ 也许最显眼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吧。可是， 他竟然从2005 年大地震之后就一直住在那里， 他的两个孩子甚至还在阿巴塔巴德医院出生。本·拉登在巴基斯坦住了九年多。搬到阿巴塔巴德来之前， 他住在赫里布尔； 而在这之前， 则是躲在我们的斯瓦特河谷。就是在那里， 他认识了9·11 事件的幕后主使者： 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
本·拉登被找到的过程， 就像我弟弟胡沙尔喜欢的间谍电影的剧情一样。为了避免被追踪， 他一切都用人工， 不用电话或电子邮件。但美国发现了他的一个手下， 并追踪到此人的车牌号码， 从白沙瓦跟踪车子到阿巴塔巴德。接着， 他们用备有X 光透视功能的无人机监视本·拉登的家， 看到一个长得很高的蓄须男子， 在院子内来回走动。他们称他为“步行者”。
民众热切关注每天传出的新细节。但比起世界最可恶的恐怖分子居然住在我们国内， 他们似乎对于美国的入侵感到更加愤怒。有些报纸报道说， 美国人其实几年前就已经杀死本·拉登了， 只是一直把他的遗体冷冻起来。他们故意把尸体放在阿巴塔巴德， 然后演出这场突袭， 就是为了让巴基斯坦难堪。
我们开始收到要我们上街游行， 表达对军方支持的手机短信。“1948 年、1965 年和1971 年（指的是巴基斯坦与印度的三场战争）， 我们都与你们同在。” 一则短信这样写道， “现在， 我们被从背后刺了一刀， 请与我们同在。” 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嘲弄军方的短信。有人问： 为什么我们一年有6000 万美金的军费投入(是教育经费的七倍之多)， 而四架美国直升机居然可以大摇大摆地躲过雷达的探测？ 如果他们可以做到， 那我们又如何能阻止邻国印度的入侵？ “请不要按喇叭， 因为军队在睡觉。” 一则短信这样写道。“二手巴基斯坦雷达求售， 不能侦测美国直升机，但能接收有线电视信号。” 另一则短信这样说。
基亚尼将军和ISI 局长帕夏将军被议会找去质询， 这是之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我们的国家饱受羞辱， 我们想要知道原因。
我们也得知， 美国政府对于本·拉登一直都住在我们身边， 而非他们以为的躲在洞穴里一事感到非常愤怒。美国抱怨说， 在过去八年的合作过程中， 他们给了我们200 亿美金。然而我们到底站在哪一边， 实在令人质疑。有时候， 让人感觉这一切好像只与金钱有关。然而， 大部分的资金都流入军方手中， 平民百姓什么都没有得到。
本·拉登事件发生的几个月后， 2011 年10 月， 父亲告诉我他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通知： 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儿童维权团体———儿童权利协会提名了五位国际和平奖候选人， 我是其中之一。南非的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提交了我的名字。他一直努力推行反对种族隔离制度， 是我父亲心中的大英雄。我落选时， 父亲很失望。但我告诉他， 我只不过是开口说说话而已， 而那些获奖者们则成立了自己的组织， 并采取了具体的行动。
那之后不久， 我收到旁遮普首席部长沙巴兹·谢里夫的邀请，前往拉合尔的一场教育盛会上演讲。他正在建立一个新的学校网络，名为达尼斯学校。学生会获得免费的笔记本电脑， 不过一开机， 就会看到桌面是他的照片。为了刺激各省的学生好好学习， 他为学习优异的男女学生提供现金奖赏。因为推广女孩接受教育的权利， 我收到一张50 万卢比的支票， 大约相当于4500 美金。
我穿了一身粉红色的衣服去参加那场活动， 并且第一次公开提到我们是如何无视塔利班的命令， 偷偷地继续去上学。“我知道教育的重要性， 是因为有人曾经从我的手中强行夺走了我的笔和书。” 我说道， “但斯瓦特的女孩们谁都不怕， 我们还是继续接受教育。”有一天在学校里， 班上同学告诉我： “你赢了大奖啊， 有50 万卢比的奖金！” 当父亲告诉我， 政府把第一届国家和平奖颁给了我时， 我简直不敢相信。那天来了好多记者， 学校变成了一座新闻电台。
颁奖典礼于2011 年12 月20 日举行， 地点是总理的官邸。总理官邸坐落于山丘上， 是宪章大道尽头白色别墅群中的一座。在上次伊斯兰堡的旅行中， 我们曾参观过那栋房子。这时候， 我已经习惯与政治人物会面了。虽然父亲一直跟我说吉拉尼总理出身于圣人家庭， 企图扰乱我的心情， 我还是一点儿也不紧张。总理向我颁发了奖杯和支票后， 我则向他呈递了一大串的请求清单。我告诉他， 我们需要重建学校， 斯瓦特还需要一所女子大学。我知道他不会把我的请求当真， 所以也没有逼得太紧。我心想： 有一天， 我会成为政治人物， 亲自去实现这些愿望。
政府决定， 这个奖项每年颁发一次， 对象是18 岁以下的孩子，并将这个奖项命名为“马拉拉奖”， 以表彰我的作为。我发现父亲对此不是很高兴。他和大多数普什图人一样， 有点迷信———在巴基斯坦， 我们并不习惯在某人还在世的时候， 用其名字命名事物， 作为赞誉。我们只会对过世的人这么做， 所以他觉得这件事不是个好兆头。
我知道母亲不喜欢这个奖， 因为她怕我因为出名而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她自己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 甚至连拍照都不愿意。她是一个很传统的女性， 而这样的行为是我们流传几个世纪的美德。如果她打破传统， 就会受到大家， 特别是来自家族成员的指责。她从未对我和父亲所从事的事业表示过反对意见， 但当我得奖后， 她说：“我不要什么奖， 我只要我的女儿。就算拿全世界来换我女儿的一根眼睫毛， 我也不会答应的。”
父亲辩解道， 他的初衷其实只是想开办一所学校， 让孩子们来学习而已， 逐步介入政治运动和推动教育事业都是顺势而为。“我唯一的野心，” 他说， “就是在我的能力范围内， 教育我的孩子与我的国家。但是当国家领导人里有一半都在说谎， 而剩下的一半都在与塔利班合作时， 我已经别无选择， 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
回到家中， 我被告知有一大堆记者等在学校里， 准备采访我，我得穿得体面一些才行。起初， 我想穿一件很漂亮的裙子。但后来我决定还是穿一套普通一点儿的服装接受采访， 因为我想让大家将注意力集中在我想要传达的思想， 而不是我的服装上。当我来到学校时， 发现大家都精心打扮过了。“惊喜！” 我走进学校时， 他们大声喊道。原来他们筹了一笔钱， 为我举办了这场派对。派对上有个很大的白色蛋糕， 上面用巧克力糖霜写着“永远成功”。和朋友们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 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我知道， 班上的每个女孩如果能得到父母的支持， 也都能做到我目前所做的事。
“你们现在可以回去上课了，” 派对结束时， 玛丽安女士说道，“3 月举行考试。”
但那年却有个令人难过的结尾。在我获奖五天后， 宝苞阿姨，也就是我母亲的姐姐突然过世了， 她还不到50 岁。她是一名糖尿病患者。一天， 她在电视上看到一则广告， 说在拉合尔有个医生有秘方医治糖尿病， 便说服姨丈带她去看那个医生。不知道医生给她注射了什么， 她突然休克， 然后便过世了。父亲说那个医生是江湖郎中，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继续与无知奋斗的原因。
到了年底， 我存了不少钱。总理、旁遮普首席部长、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席部长， 还有信德省政府， 分别给了我50 万卢比。陆军少将古拉姆·卡马尔也捐了10 万卢比， 为学校兴建化学实验室和图书馆。我想起在历史课上学到过， 每次军队打了胜仗， 会享受他们的战利品或是奖赏。我开始了解到我获得的奖项和取得认可的意义。
但这些都是过眼云烟， 没有太大意义。我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继续斗争这件事上。
父亲用存的钱为我买了张新床和一个新的衣柜， 然后付钱让母亲去植牙， 并在香拉县买了一块地。我们决定把剩下的钱花在有需要的人身上。我想成立一个教育基金会。从我看到在垃圾山以捡垃圾为生的孩子们那天起， 这个想法就一直在我心里挥之不去。我忘不了在垃圾山看到的黑色大老鼠， 还有蓬头垢面的女孩依序把垃圾分类的画面。我们召集了21 名女孩， 举办了一次会议， 重点在于推行让斯瓦特每个女孩都能上学， 并把首要对象锁定在流落街头的孩子和童工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