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来说，苏宁众包平台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可实现的创意，之后的资金、量产、销售、售后则由众包平台全包了。
按照苏宁方面的构想，这是一个堪称完美的电商平台新尝试：苏宁云商、全国数千家线下门店的资源、苏宁已经积累的庞大供应链、大数据预测、物流、市场推广、售后服务等一系列苏宁基础发展资源都将被开放给众包产品发展。
不过，也如观察人士担心的，众包产品与平台核心品牌产品供应商会否产生竞争的微妙关系，如此庞大的全渠道众包平台苏宁是否拥有足够强的资源整合能力等等。
不难看出，无论是苏宁开放平台，还是苏宁众包平台，以及O2O互联网门店的改造，都是大刀阔斧的打法，战略布局宏大，虽然苏宁是一家善于进行提前战略布局、执行力很强的公司，但是以上每个战略的落地，都将是对苏宁资源整合能力、资金运转能力、细节执行能力的大考。
更何况，外部环境正变得更加复杂，比如阿里牵手银泰，与腾讯结成战略合作的京东拿下微信一级入口，万达、腾讯和百度组建新的电商公司，中国的零售业早已经不只是传统零售业者的自我革命，已经有更多的互联网势力参战其中，变数无疑将越来越多。
·注释·
［1］云商：即云商平台，是以电商集群的方式，通过供应链有效连接组成“商务云”生态系统，在产品、服务、营销推广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同时，在线下实体店网络，以众包模式，将行业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和提供本土化设计、物流、安装的优质服务商纳入统一的云制造服务体系，实现真正的社会化服务。
［2］苏宁Expo超级店：2012年9月3日，苏宁召开发布会，正式推出全新一代实体零售门店——苏宁Expo超级店（简称苏宁超级店）。苏宁超级店经营品类涵盖3C、传统家电、图书、百货、日用品、金融产品、虚拟产品等，并结合创新商业设计、智能服务升级，营造出全新购物体验，是苏宁实体零售“科技转型”的具体体现，也是苏宁未来的主力型门店。
电信运营商的焦虑
数十年来建立的电信生态体系，已经悄然发生改变。这里，原本是围墙高筑的花园，现在花园里逐渐有越来越多的“客人”进入，后者带来的并非是传统的语音增值业务，而是一种和电信运营商主业关联性不大甚至无关的业务或者服务，他们所需的仅仅是电信运营商提供的无线连接。
自PC互联网时代始，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尤甚，传统电信运营商已经是“一地尴尬”：运营商相当于高速公路，建好物理网络后对上面运营的服务进行收费。随着手机上网速度的加快，Skype、微博、微信等免费向用户提供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等功能的应用，占用了高速公路的车道资源，却没给收费站带来应有的收益，同时还冲击到了运营商的语音、短信、彩信等业务。中国移动董事长奚国华曾公开说，来自互联网的挑战竞争比联通和电信这样的竞争对手更可怕。
OTT［1］问题及“管道化”、组织效率的问题、产业发展机遇上的问题……电信运营商有一种强烈的互联网焦虑，集体的焦虑。
5年前3G发牌时，谁也不会料到变宽的无线管道不但催生了整个移动互联网产业，还有不断壮大的OTT，他们会成为运营商的“掘墓人”吗？在中国，“电信运营商”就等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但这是在以前，现在甚至有人戏说，腾讯是第四大运营商。
2013年10月21日，中国移动公布2013年前三季度净利915亿元，同比下降1.9%。这是中移动高速发展10年来首次利润下滑。
工信部在2014年春节后公布了一组通信业运营状况，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下滑的原因：从除夕到初七，八天内全国手机用户短信发送量182.1亿条，较2013年除夕下降了8.0%。移动电话通话时长累计416.8亿分钟，仅为平日通话量的3/4。
与此同时，微信的运营状况呢？相比2013年，2014年除夕微信用户信息发送量为2013年的2倍，而信息收取量为2013年的3倍。除夕高峰时段平均一分钟有1000万条信息发出。
另据新浪微博数据，马年新春第一分钟，新浪微博共有863408条微博发出，相比2014年元旦第一分钟高出55110条。上面这些数据的综合比较，都在说明一个问题：从Skype到微博到微信等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社交通信类应用，已经对运营商的话音、短信、彩信业务产生了很大替代性。
事实上，早在2013年春节前后，中国移动和腾讯由于微信流量包的收费问题，矛盾一度公开化，运营商方面指责微信业务占据资源过大，双方关系一度甚是紧张。
在最近几年通信业的发展中，运营商们已经遭遇了两次“被颠覆”：第一次是苹果的AppStore（应用商店）模式。它成功地绕开了功能机时代运营商对移动互联网的全盘掌控，形成了自己的“入口”和收费渠道，只需要运营商提供网络即可。
第二次则来自腾讯“微信”等应用。如果说AppStore侵蚀的仅仅是运营商的增值业务部分，那么微信等移动即时通信应用则是直接影响运营商传统的话音、短信、彩信业务。
外界看到的是，在互联网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电信业似乎总是进退失据；在“被管道化”的危机面前，电信运营商似乎总是瞻前顾后，迟迟无法拿出有效的应对策略；当以OTT为代表的互联网业务正逐步侵蚀电信业传统业务时，电信运营商却始终无法拿出有效的应对办法。如通信业观察人士所言，那道看似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2］，在被互联网业务迂回绕过以后，“电信化”色彩浓厚的运营商体制和制度，便成为电信运营商转型和参与市场竞争的最大桎梏。
在原有体制下，运营商无法对用户的需求变化做出快速的响应，无法吸引和留住优秀的人才，无法真正获取用户的业务感知，更无法发掘用户的原始应用需求，在面临互联网替代型业务咄咄逼人的进攻前，自然无法做出快速的反应。
尤其是自2013年始，所有OTT应用都向移动智能终端迁移，事实上，OTT已经成为推动电信行业结构转型的关键力量，而非运营商自己。
还是先来看一组数据：
根据工信部2013年通信行业统计公报，在2013年，电信行业发展对话音业务的依赖持续减弱，其中“非话音业务收入占比首次过半，达53.2%”；移动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对整个行业的收入增长的贡献为75.7%，相比2012年的51%，增幅高达24.7%。
换言之，非话音业务收入以轻快的步伐全面超越步履沉重的话音业务收入，移动数据和互联网业务在电信业务收入增长贡献中达七成，连续20多个月保持主要业务增长贡献第一位。流量增长已成最重要驱动力，这是2013年电信行业发展中最具转折性意义的事情。手机上网成为拉动流量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其中拉动增长的四大应用类型分别是，手机即时通信、手机搜索、手机视频和手机网络游戏。在这四大领域中，三大电信运营商都有自己的业务布局，比如视频领域，中国移动有和视频，中国电信有天翼视讯；在即时通信领域，有飞信、易信等。
但是运营商自有的这些业务，本质上对运营商的收入存在减收的影响，比如用户体验不好、客户端市场份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依靠传统KPI任务式的推广和套餐流量补贴。
反倒是OTT应用，看似过顶传球的业务，实际上是拉动手机流量收入的关键：在充分市场竞争下，产品的用户体验无疑比运营商的更具优势；更关键的是，OTT服务的商业模式“更先进”，一个是对最终用户刚性需求免费服务，一个是对最终用户刚性需求收费服务。
基础服务免费、增值和衍生服务收费，这是互联网厂商的游戏规则，即使在增值衍生服务上，互联网厂商也并非一刀切全部采取收费策略。以微信为例，增值服务既提供免费的表情服务，也提供收费的表情服务；而依托微信作为重要入口的游戏，既有吸引玩家的免费功能，也有筛选出深度的有意愿付费的游戏用户的付费功能。
面对这样的现实，悲观者认为，中国乃至全球的运营商，将竞争集中在与OTT相同的服务上，无疑是一场自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战争。乐观者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OTT的繁荣对于运营商回归管道服务，提供有竞争力的网络，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从而为电信运营商提供了机会——对自己网络的价值最大化。
回到上面提及的中国移动与微信在2013年春节前后的龃龉，同年7月，联通与腾讯共同发布“微信沃卡”，从微信的角度来看，渡过了其诞生以来最大危机——与运营商的OTT之争；对联通来说，微信对电信运营商业务的确有替代性，但同时也会刺激流量的增长。那么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双方如何来分享这种流量增长的收益。
是视OTT为洪水猛兽除之而后快，还是主动拥抱之？我们赞同任正非谈运营商“管道化”的观点：内容都是要通过管道来传送的，当内容太多的时候，能提供超级服务的大管道服务商就可以减少恶性竞争的压力。
从“语音短信”向“数据业务”更替，运营商“被动”迎来基础业务的转型。不同于话务经营和宽带经营，流量经营是全新命题，尤其是当运营商从通信运营商转向信息运营商时。
流量已经越来越像一门生意，一头连接货币，另一头连接海量内容。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在2014年年初有预测：今后两三年，数据流量的收入和OTT业务的收入加起来会超过话音收入；在2020年之前，OTT业务的收入和移动数据流量的收入，将占到整个产业收入的70%左右。收入的巨大“倒转”，将成为整个电信行业的发展趋势。
2014年，随着4G商用的开启，大流量应用更加普及，移动互联网将迎来流量井喷的局面。有专家预计2014年我国移动互联网月户均流量将翻倍增长，超过200M。
对运营商来说，这是机遇，更是挑战。在话音经营时代，运营商处在产业价值链的顶端，掌控力强，业务模式单一，营销服务方式也较为单一；而在流量经营时代，运营商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发生很大变化，很难再处于掌控或主导地位，纷繁多样、层出不穷的应用，发生巨大变化的客户群需求，诸多势力挺进信息通信产业，行业格局已经从以电信运营商为中心，演变为互联网巨头、电信运营商、终端厂商、传统行业巨头和虚拟运营商等多个角色并存的多中心。
运营商的变革，势在必行，不管是业务推广模式、服务支撑体系、资费套餐、商业模式，还是与产业链上其他玩家的合作模式等方面，都要进行持续变革和创新。
对普通手机用户来说，首先感受到的变化应该是在资费方式上。
2014年7月，北京电信向京城用户推出一款0门槛、0月租的电话卡iFree。iFree卡不含任何套餐月费，用户在北京本地，拨打北京电信手机号及北京电信固话号码，还将完全免费，本地接听和来电显示也将免费。这在三大运营商中尚属首次。
iFree卡的推出，触及的是“通话免费”的老话题。语音通话的资费模式，从最初按量双向收费到单向收费，又到套餐收费，再到成为不限量的基础功能费，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壮大，进入4G时代，过去“以语音为主，赠数据流量”的资费套餐形式将发生“反转”，变成“以数据流量为标准设定、语音短信业务成为赠品”，资费计量模式也将从MOU（平均每月每户通话时长）被DOU（平均每月每户数据流量）取代。
甚至有人这样大胆设想运营商未来的商业模式：运营商变身成为一个超级渠道，向用户提供极低资费甚至免费的话音、数据流量服务，同时反过来向上游的内容商、服务商收取服务费用，并为政府、企业、机构提供更全面的增值服务。
运营商多年位居行业格局的中心，自身体量庞大，与产业链、资本市场乃至整个社会经济都休戚相关，业务体系的任何微小变化都有可能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运营商转型亟须借助外部力量来推动。
虚拟运营商，是搅动电信产业改革的一条“鲶鱼”。
早在1999年，原信息产业部在香山召开了第一次虚拟运营大会，虚拟运营的实质是网络和业务分离（简称网业分离）。事实上，1998年业界就开始探讨以网业分离为切入点进行电信体制改革，香山会议正是在此背景下召开的。但遗憾的是，香山会议并未达成任何实质性成果。而接下来的电信改革，无论是2001年的“南北拆分”［3］还是2008年的“六合三”［4］，也在诸多意志和力量的裹挟下，离网业分离的初衷越来越远。
网业分离的原理出自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罗纳德·哈利·科斯的科斯定律：在改革中，要取消各种不必要的管制，扩大经济行为主体的交易和选择空间，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中国电信业的现状是，一方面网络容量严重过剩，另一方面无法满足千变万化的信息服务需求。观点之一是，解决这一对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网络和业务分离——基础电信运营商负责管道建设和维护，业务交由其他市场主体经营。
这是一场迟来的改革。
从2013年12月26日到2014年1月29日，几乎1个月时间内，工信部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发放两批共计19张虚拟运营牌照，名单里既有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京东，也有零售巨头苏宁、国美，还有中期集团、远特通信等十分陌生的名字。半年之后，2014年8月，工信部发放了第三批虚拟运营商牌照，6家获牌方均为中国移动的合作方。而据此前已经披露的信息推测，虚拟运营商还将发放第四批牌照，获牌企业总数有望达到40家。
工信部对此次移动通信转售试点的力度之大，超出业界意料，“没想到工信部会发这么多牌照”，“也没想到一家虚拟运营商会服务几家基础运营商”，工信部甚至辟出专用号段170作为虚拟运营商的专属号段，其中中国电信号码段是1700，中国联通是1709，中国移动是1705。
此次电信改革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大背景：首先是放宽民营资本市场准入，集中体现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除了借国家意志推倒公有制经济围墙之外，4G牌照发放则是此次电信改革的技术商业背景。移动通信从3G向4G启动技术换代，给了民营资本最大的腾挪窗口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