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是她的自囚，可这俗世，也自有给她的温情。于是，她亦有亲情、爱情、友情。情谊的滋生，是她此生文字外唯一的寄托。
两生花
女人之间的感情，总是很微妙。
人说闺中密友叫作“闺蜜”。“闺”，深闺之中，自然满满的都是女儿情态，桌前的唾茸，空气里的脂粉香，当然也不乏辛秘：张生与莺莺的夜会，杜丽娘绮丽的梦……而“蜜”，光看字眼就是甜蜜蜜的，恰如女人这样的群居动物，爱腻在一起，捂着嘴，嘻嘻地笑。
一个女人，必然有自己的圈子，有几个“闺蜜”，一同讲讲秘密，一同去逛街吃茶。
而炎樱，就是张爱玲的“闺蜜”。
炎樱本名叫作FatimaOhideen，她的父亲是锡兰（今斯里兰卡）人，母亲则是天津人。而“炎樱”这个名字，则是张爱玲为她起的。“炎樱”，听起来就有一股热带的绚烂气息扑面而来，但细看着来，它又是不合情理的：“樱”怎么就能“炎”了？不过，放在这个腴丽而充满活力的女子身上，是很相宜的。她是文化碰撞的产物，身上有着西式的热情，又有一点传统中式小女子的狡黠。
两人相识，是在香港念书的时候。和张爱玲的冷淡与不合群相较，炎樱简直是个热闹极了的人物。在人群里，她总是最吃得开的一个。张爱玲在学校苦苦支撑，拼命赚奖学金，与旁人鲜有交往，炎樱则与许多人交好，甚至连修女嬷嬷也能待她很宠爱。
炎樱胆子也大：香港陷入炮火时，学校常常面临空袭。只有她，在楼上一面洗澡一面唱歌，甚至还敢上城里去看卡通电影，买冰激凌吃。大部分人在这样危险的时候，都是无比惜命的。但炎樱竟似视恐惧为无物。她好像只是奔着“怎样过得开心”去的。
她与张爱玲的交往，看来很不可思议。两个性格南辕北辙的女子，竟成了密友。对于交游颇广的炎樱来说，能够从一众人中挑出沉默寡言的张爱玲做好友，是她眼光独到；而对于有些“交流障碍”的张爱玲来说，愿意与炎樱交心，让她涉足自己的生活，对方必然是一个见解与思想独到的女子。
在《余烬录》中，张爱玲回忆她与炎樱在香港时的学习生活。她有时会画画，炎樱则将那些画着色，都是水汽淋淋的蓝与绿。这样的色调，是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偏爱的颜色。与黄逸梵一样，炎樱也是人群中的焦点，冰雪聪明的女子。甚至，她比黄逸梵还要出色一些：她八面玲珑，不但让人喜欢，还让人从心底里佩服。
因为战事，两人未能在香港念完大学，便返回了上海，一起居住在张爱玲姑姑家。两人又一起进入圣约翰大学。但张爱玲终究没有完成学业，退学之后以鬻文为生；而炎樱在校期间则混得风生水起，被学校选为学生长。最后从学校顺利毕业。
活泼热闹又聪明的炎樱，与张爱玲的命运是没有相似性的。她们的生命轨迹仅是相遇过，有一个交错。虽然是好友，但却仍有各自的生活、各自的前程。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炎樱是张爱玲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她带给张爱玲许多女人之间特有的愉快经历。
一起在上海的日子里，两人一同逛街、饮茶，对话也是妙趣横生。她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而她形容女人的头发，则是说“非常非常黑，那种黑是盲人的黑”。（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这样的比喻惊险奇妙，横空出世，如猛地展开的花朵，散发出具有侵略性的香气。张爱玲惯用哀婉冷清的笔调，而炎樱则下笔生猛，有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之况。
炎樱又爱好设计，这与张爱玲“奇装异服”的癖好很是合拍。炎樱设计出奇特的衣衫，张爱玲便作出来，穿上了，招摇过市。不过，炎樱自己却并不穿它。她实在很聪明，将自己的幻想实体化了，又不必让自己看起来“惊世骇俗”。
炎樱是风一样的精灵，令人无法捉摸的，在她面前，任谁都会带上一点自惭形秽的意思。就如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里所写，赵珏在恩娟面前，总是觉得自己好似低了一截。
张爱玲本身是一个极端自我的人，但对两个人她能将自己放低一些。一个是胡兰成，一个则是炎樱。炎樱的孩子气与热情让张爱玲感到，自己是有义务待她好的。两人晚上饮完咖啡回家，明明该分道扬镳，炎樱却腻着声一定要张爱玲送她回家。张爱玲虽抱怨，却还是去送她。
不久，张爱玲与胡兰成相恋。以炎樱的聪明，大概也明白，这一段感情很不相宜，但她并没有说出口：这大概就是西式的处理方式。张爱玲的感情生活，她认为自己不应该随意开口指点。
不过，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一段感情，炎樱到底还是有介入的。当胡兰成见到炎樱时，是很喜欢她的。与胡兰成一起，张爱玲是矮了一截。而有了炎樱在时，胡兰成竟也会自惭形秽。在《今生今世》里，有这样的段落：
“爱玲每赞炎樱生得美，很大气，知道我也欢喜她，爱玲很高兴。炎樱每来，活动不停，三人在房里，我只觉笨拙，不但是我英文不行之故，即使她是讲的上海话，恐怕我亦应接不及。她又喜理论，但她滔滔说了许多，结果只像一阵风来去得无影无踪。有时爱玲要我评评，我就试与炎樱辩答。我说，但是事实如此，她道：‘真可怕！’我说社会本来是这样的，她道：‘怎么可以这样愚蠢！’都只是小女孩的责怪，我的逻辑只好完全失败，而且甘愿认输。我忽然想起古乐府‘欢作沈水香，侬作博山炉’，却又不切合眼前的光景，但与炎樱说话，的确好像闻得见香气。”（摘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胡兰成.《今生今世》）
炎樱思维跳脱，张胡二人的一些书籍的封面，就是由她设计的——比如以日本俳句“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为旨而创立的《苦竹》杂志，便由炎樱设计封面。大红的底色，浓绿相衬，这红与绿激烈地碰撞，是中国传统的浓艳与苍翠的相融。
后来，炎樱还专门为《苦竹》撰稿，其中包括《死歌》、《一封信》、《生命的颜色》。《一封信》中的只言片语：
“兰你（炎樱对胡兰成的称呼，与她对张爱玲的称呼‘张爱’相对应），你真是不知道现在同爱玲一块出去有多讨厌。从前，虽然我们两人在一起是很合理想的滑稽搭档，到底不十分引人注目，高兴在街上吃东西也可以。但是，怎样的呀！一群小女学生跟在后面唱着‘张爱玲！张爱玲！’大一点的女孩子回过头来上下打量，那我还能够同情她们，因为我自己也最爱看人，但是我做小孩子的时候我不那么莫名其妙地凑热闹，我有较好的事可做。被一个名作家所欣赏，被用作题材，是很大的荣幸，我非常感谢的，可是我无论说了什么都被歪曲了，那又是一件事……要是你，你是否喜欢被形容作‘圆脸，微黑，中等身材，会说话’？听上去有点像一个下级动物（譬如说一只猫）对于一个人的虚拟的描写，或是一个植物学的学生在那里形容一只洋山芋，（一）它是固体，圆形；（二）外皮是棕色；（三）上面有细孔。结果一只洋山芋还是趣味毫无。我是完全同情洋山芋的，能够了解它的委屈。但是，兰你，我比可怜的洋山芋到底高一着，原来我‘会说话’！它还会说话——多了不得呀！”（摘自《一封信》，炎樱著.张爱玲译）
炎樱的语气是娇痴的，但又聪明地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距离。这有些红娘与张生耍嘴皮子的意思，却也不全然像——毕竟炎樱的地位并不低下，她是以一种“傲娇”的态度来对待胡兰成的。而借由与胡兰成的相识，她与一些日本作家有了来往，并深得他们的赏识，这为她后来赴日作下了铺垫。
炎樱看似活泼，好说话，但她内心防线是不易攻破的。而张爱玲看似把感情看透，到底没有经历过。她能对自己在香港陷落期间，于惶恐中交往的男女学生鄙夷，但轮到她自己，却又无法脱身了。一个懂她的男人，几句话就可以将她虏获。在感情上，一个理论知识丰富，却又毫无实际经验的女人，实在是可悲，也容易在感情中受伤的。
后来，胡兰成与张爱玲成婚之时，是炎樱做的凭证。在《小团圆》里，影射炎樱的比比听说九莉要嫁给之雍，脸上带着有三分恐惧的笑容，但她最终还是没有阻止，而是做了证婚人——她很聪明，也很自我，不愿意牵扯入他人的麻烦。
张爱玲与炎樱，到底是属于两个世界的。张爱玲嫁了风流成性的“汉奸”胡兰成，感情与生活的压迫都让她喘不过气；炎樱则在各方面都风生水起，奔着好的方向去了。
后来，张爱玲经历感情的破灭，胡兰成想要挽回时，想到的第一个帮手便是炎樱。但聪明的她并没有回应。
一九五二年，张爱玲惶惶然赶往香港。这时候，在日本的炎樱来信告诉她，自己正在被一个船主追求。而张爱玲自己，则有些窘困。
后来，张爱玲去了美国，炎樱也去了一趟，两人同去见胡适，胡适夫妇也是喜欢炎樱的。而到美国的炎樱，也很快适应了环境，与旁人相处很好，甚至帮张爱玲入住了救世军办的救济贫民的职业妇女宿舍。
此后，张爱玲在美国依靠写文讨生活，炎樱则在日本，嫁给了一个上流社会的人物。再后来，张爱玲与炎樱断了联系。对方为她寄来圣诞贺卡，她也不再回复了。
一九九三年，炎樱又一次给张爱玲写了一封信。已是古稀之年的她，在信里说：“你有没有想过我是一个美丽的女生？我从来也不认为自己美丽，但George（炎樱丈夫）说我这话是不诚实的——但这是真的，我年幼的时候没有人说我美丽，从来也没有——只有George说过，我想那是因为他爱我。我父亲没有说过，我兄弟没有说过，你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也没有说过，那我怎么觉得自己美丽呢？”
那时的张爱玲，身体状况极差，过着孤单而有些潦倒的生活。而两人的友情，在现实的磨砺之下，也所剩不多了。
炎樱与张爱玲之间的感情，是奇特的。张爱玲对于生活富足、性格健康的炎樱，到底还是羡慕。只是，后来两个人差距越来越大，因着羞愧，张爱玲不再愿与已经和自己不在一个世界里的炎樱来往。而炎樱，自始至终，也没有真正地提携过张爱玲，对她有过太多的帮助。这大概也是炎樱聪明的地方：她不愿惹麻烦，只是希望自己过得好。
但我们也不能责怪她什么。她是个聪明的女人，知道怎样让自己能过得幸福。而张爱玲，命运给了她伤害，她不但没有办法治愈，还让伤口的状况越来越糟糕。一对好友，一开始时，是两生花，一朵热情绚烂，一朵寂静冶艳。但后来，热情的那朵，聪明地面向了阳光，而寂静的那朵，暗自枯萎了。
但这两朵花，大抵都会记得曾一起绽放时，最美的模样。
乱世淡水之情
在良莠不齐的中国文坛，张爱玲该是一个被抛光打蜡后熠熠生辉的名字。而苏青，这个和张爱玲同属于20世纪40年代文坛的一朵奇葩，她自然有着不容小觑的实力。正是她们印证了“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句古语。这两个女人，她们彼此羡慕但不会彼此嫉妒地相处着，这或许也是她们命中注定的际遇。
如果说张爱玲的童年已经被圈禁在了豪华大宅厚重高墙的阴影下，被森严的封建教条笼上了撩拨不散的阴霾，那么苏青的童年则符合我们对于一个小女孩自由、无忧、阳光的一切设想。从小跟着外婆生活，她的成长环境充斥着的，是一群长者对一个孩子的无限宠爱。没有封建礼教的苛责，没有大家闺秀的各种限制，就是一个相对富裕的市井人家最简单的生活。也是这份明亮，给了苏青一生的鲜活，也成了张爱玲眼里无他人可比的美好。
所以张爱玲是羡慕苏青骨子里这份鲜活的，她的生命开始于笼罩着奢靡腐化的深宅里——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父亲和一生追求爱与自由的母亲。这是如此矛盾的结合，她的童年自然注定有着非利剑可以动破的阴郁。母亲的吵闹——父亲的刻板，生于大户人家的小姐，得到的却是少之又少的宠爱，和不计其数的要做一个名媛、大家闺秀的淳淳教诲。到后来母亲的离开，父亲开始大量地吸食毒品，所以张爱玲的记忆初始，便萦绕着女人的叫骂和男人的糜烂。这注定了她一生的游离，也成了她晚年悲剧隐晦的开场。
出生的不同，注定了苏青与张爱玲，一个终会成为生活的对抗者，一个则会成为生活的观摩者；一个注定要耗尽一生的热血和精力，而另一个只是抒发内心的情怀便要费一世真心。
如果说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坛不能没有张爱玲，那么苏青也必定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对于读者来说这二人的文字或许可以互补，成全一种完美。一个情感细腻在淡雅的文风里百转千回，一个凌驾于生活，写自由、写欲望、写世俗，在疯狂甚至变态的文字里无法无天。这也让读者痴迷于对这二人生活的猜想。
苏青笔下的人物总被她赋予了一种憋屈感，这个世界的女人似乎永远达不到她的要求。她想她们更自主、更勇敢、更疯狂，而现实的女人们总栖身在男人的臂弯下，所以她看不起她们，甚至可怜她们。
早年离异的苏青对男人带着本能的抵触，所以她笔下的男人总是被讽刺的。她已经把自己放进了男人们的生活，当其他女人还在当着贤妻良母，邀着女友逛街、喝茶的时候，苏青已经把男人变成了她的竞争者、她工作往来的对象。男人们被以这样的视角看待自然是不解风情的，更不可能高大伟岸。
而张爱玲是爱女人的，她笔下的女人是可爱的、是妩媚的、是娇小的。她认同女人应该被男人宠爱保护，她不要求女人要有怎样的大作为。这到底说明了她是认同了这种时代的趋势，而不似苏青那般具有斗争性。
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来自两人有着不同的生活环境。苏青的写作，源于婚姻的破裂，为自力更生的付出。写作对于苏青而言是维持她一家老小生计的饭碗，她创作，办出版社，和男人讨价还价。这终究是为了讨生活。苏青的文章里多是自己的生活琐碎，是自己跌宕起伏的情感，是自己的不屑与期待，是那种直接击中心头的触感。
张爱玲的写作，却源于求学不成的颠沛流离。相较于苏青，她却显得自由得多，她除了自由的写作环境，她过得更像是名媛贵妇的生活。她可以自由地晒太阳、喝咖啡，和朋友们结伴去戏院，写作对她而言更倾向于爱好，只是这种爱好恰好切合了她的天赋而已。所以她的文字少了激进的大起大落，而多了平凡朦胧的美感。在张爱玲的文字里，我们却难以找到她的影子，她一直在游离、在观摩、在揣测。字里行间多了些玩味，是那种抓不住实体若即若离的飘忽感。
不同的经历造就了她们不同的文风、不同的性格。彼此独树一帜，却有着琴瑟和谐的微妙，这或许便是这两个女人注定的缘分。终归是托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生活方式的福，才有得她们二人珠联璧合的相得益彰。
这两个同样拥有着精彩和凄凉的女人，因写作相识在风云际会的上海。同样的才思过人，或许都带着“独孤求败”的孤傲，或许都一直在等待那个可以和自己并驾齐驱的人出现。她们不一定要成为对手，也不一定要陷入竞争，或许会是只要相互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就可以消除矜持，摒除陌生，成为可以彼此心领神会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