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风华是一指流砂:张爱玲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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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一个人的谢幕(4)

温柔贤惠的妻与热辣娇嗔的情人,哪一个男人都不想失去。振保是这样,而振保只是千万男人中的一个典型、一个概括。男人类于捕猎型的动物,或者说如同贪婪的收藏家,希望将看到的猎物都吃掉,或将珍宝都收藏起来。若单得到一个,见到别人手中那个,或未得那个,总会眼红,总觉已到手的不那么好了。

而女人,则是为了寻找依靠,精神依靠与金钱依靠。譬如白流苏,在《倾城之恋》里,是要找到一个好男人,带回家去,出一口气。但,怎样算好?有钱,能依靠便是了。在张爱玲的故事里,男人总是要可恨些,女人即便是坏,也让人可怜。白流苏算是幸运的。若香港城不沦陷,没有那末日的氛围,她怎能等到范柳原,怎能打这场翻身仗?

而相比之下,她笔下的另几个女人,要可悲得多。

《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是个到香港留学的女学生。她聪明,生得也好看。但在富孀姑母的引诱之下,为了物质,出卖自己的青春。漂亮的衣衫,柔软的绸缎,让贫穷的女学生眼花缭乱。她想要获得它们:这样好的青春美貌,为什么要过得穷酸?一步步地堕落,她最后想,嫁个有钱人也是好的。谁知,劫数却在这时候来了。她喜欢上一个叫作乔琪的浪荡子。这就是女人,会为了物质,背叛自己;又会为了男人,背叛物质。乔琪说话很直白,他给她爱,与她结婚。她则出卖自己,换钱给他挥霍。

“乔琪笑道:‘你也用不着我来编谎给你听。你自己会哄自己。总有一天,你不得不承认我是多么可鄙的一个人。那时候,你也要懊悔你为我牺牲了这许多!一气,就把我杀了,也说不定!我简直害怕!’”

“薇龙笑道:‘我爱你,关你什么事?千怪万怪,也怪不到你身上去。’”(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

这就是男人与女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故事的最后,葛薇龙与乔琪一同外出。薇龙被人当作卖身的女子,乔琪很是不忿。她却苦笑,说自己与她们其实没有分别。乔琪有些恼了,薇龙方悠然道,她们是被迫,我是自愿。

张爱玲实在是心狠。不知她在香港读书时,是否真看到过类似的实例,她总能挑出最狠的字句,让更多人唏嘘。这是生命的无奈,爱上一个人,就是一个无法躲过的劫数。恰如张爱玲自己,与胡兰成的爱情,给她带来了无限的伤痛,但未尝没有给她快乐,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穿了一袭华服,即便是有虱子,在外头看起来,也是好的,表面的光线,大抵也让人欣慰。

《半生缘》里的顾曼桢,被爱人背叛,被姐姐背叛,失身于獐头鼠目的姐夫,最后甚至下嫁于他。这样,她受了所有的苦,忍辱负重地活着。命运强横,年轻人总是喜欢与命运对抗,不低头。只有吃够了命运的苦头,方会低下头去,承受命运给予的一切。

最痛苦的不是死亡,死亡有时可以看作是静谧的栖息,温柔的永夜。痛苦与欢乐都在死亡里终结,死亡带来的是安宁。而活着,要困难许多。有那么多不如意要去忍受,痛苦与不甘,都加在肩上,最后让人崩溃,成为生命这座残酷森林里的渣滓。

顾曼桢活着。多年后,她与曾经的爱人相见。她平缓地叙述这些年自己受过的苦楚,仿佛这些都不曾发生在她身上,她只是一个旁观者。这是强大的,如同大地一般温柔而勇猛的母性,她活着,承受痛苦。

相比之下,出卖妹妹的顾曼璐,其实也非常悲哀。为了养活妹妹,她豁出去做了舞女。可后来,又为了留住丈夫,牺牲了妹妹。对于寻求依靠的女人来说,自己是可以出卖的,亲人也是可以出卖的,这一切,只是为了留住那个依靠。男人与女人,婚姻与爱情,若做不到等价交换,一方必然最终会被淘汰出局。

《半生缘》是张爱玲在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那时候,她生活非常不如意。朋友炎樱成功进入上流社会,可她却是爱人没有了,亲人之间的感情也是淡薄的。处在这样的困境里,张爱玲更多的不是对男女之间关系的拷问,而是对命运玩笑进行了一番注解。

《半生缘》的女主角顾曼桢,与张爱玲笔下其他女主角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在以往的著作里,张爱玲笔下的女人,总是有着或多或少的缺陷,可悲又可笑。而顾曼桢,姿态近乎完美。天真,善良,纯洁,是一个几乎没有阴暗面的女人。

然而,即便是这样,她最终还是未能与爱人一起。生命中总有那么多阴差阳错,那么多不可抗力。稍稍一个差池,或者仅是一念的转变,便能将一生改写。而命运,看似掌握在自己手中,其实不然。每个人都属于世界这个巨大机器中的一小部分。一旦齿轮开始转动,所有人都会被时代背景所笼罩,不自觉地被推进。张爱玲自己,也是被时代所左右的。她的爱人、她的生命轨迹,无一不受到了时代的撞击。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则是在痛苦重压下扭曲的典型。麻油店店主泼辣而漂亮的女儿,被贪财的兄长嫁给了大户人家瘫痪的儿子。大家族里,妯娌都看不起小户人家出身的曹七巧,而患病的丈夫,也不能给她带来希望。一个女人要活下去,总是需要支撑。没有爱,那么有钱也不错。

于是,曹七巧对金钱有了疯狂的嗜好,对于自己的一对子女,也有强烈的控制欲。自己受过的痛苦,她在不知不觉中,将之一一施加在子女身上,让这痛一代代地传下去。

曹七巧对金钱的狂热,也许隐藏着张爱玲对自己的剖析。张爱玲喜欢钱,自称小市民,这是众所周知的。对于物质的狂热,源于曾经的匮乏,也源于寻求依托。所谓的恋物癖,也正是相似的道理。人的感情太危险、太缥缈,难以捉摸,难以依靠,于是就将爱放在物质上了。对物质与金钱的过度追求,是没有安全的表现。张爱玲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于男女之情之外,女人之间的感情也是值得探究的。张爱玲与苏青、与炎樱,都有过友情,但这样的情感,都未能保持一生。苏青留在国内,确是无法与张爱玲联系;而炎樱与张爱玲的关系,到了后来就值得推敲了。

在看张爱玲遗稿《同学少年多不贱》,写的就是一对好友后来的境况。大学时非常要好的朋友,多年以后,一个境况窘迫,另一个进入上流社会。两人再次见面,心中怎可能没有芥蒂?已经不属于同一个世界,聊天也是鸡同鸭讲。张爱玲与炎樱,到后来大抵就是这样的状况。

炎樱是真正聪明而现实的女人,这注定她会生活得更加容易,这也注定她会有一点“势利”。而张爱玲,当然就不愿再与这位昔日的好友交往了。即便对方不作表示,她也会不自觉地在对方面前低头。由此,多年后,已经年老的炎樱写信给张爱玲,炫耀丈夫夸自己漂亮,孀居的张爱玲会作何感想?

人情总是最贱的东西。不在一个世界里,没有利用的意义,关系就自动破灭了。

观张爱玲的一生,经历许多痛苦,欢乐却着实少见。她的故事明明已经写出了无数悲剧,无数前车之鉴,她自己却偏要重蹈覆辙。

幼年时代,被母亲抛弃,稍长些,又被父亲和继母虐待。在香港念书,全靠自己拿奖学金维持开销。遇到一个了解她的男人,对方却是个无论如何用多少真心与努力都无法赚回来的浪荡子。她经历了战争,改天换日,她又离开故土,在异国他乡漂泊。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能够真正托付的男人,对方却反倒成为她的负担,白白给她增加了十一年的困苦。她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爱人到底也离她而去,在她最后的二十六年里,过着如幽灵一般的生活。

那寂寞的岁月里,张爱玲居住在汽车旅馆,不需要家具,对食物的要求也非常低。她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不断写作。在那段日子里,她完成了《红楼梦魇》,完成了回顾自己一生的《小团圆》。

她不再试图与旁人交往,她大抵认为,在自己的生命里,把应当受的苦都受过了。她也曾有过朋友,有过刻骨铭心的爱人。她不愿再结识他人,她不想再承受一次失去,也不想再负担什么,也没有希望依靠什么。

她不断搬家,她害怕那些“跳蚤”。她躲避它们,也躲避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995年中秋节,一个团圆的美好日子。美国洛杉矶的一间公寓里,房东发现,一个几天没有出现的租客:一个中国老太太,死在了自己的房间里。她躺在地上,身上盖着一张薄毯子。张爱玲就这样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的生命充满了大大小小的痛苦,但她写下的文字又那样华美,让人惊叹。她说人生是苍凉的,她抬着头,高傲而淡漠地笑着。她穿着一袭华美的旗袍,但旗袍里爬满了让她无比痛苦的虱子。

这些虱子吞噬着她的生命,给予她无限痛苦,让她感受到无限的矛盾。但也正是这些痛苦与矛盾,刺激着她,写出直抵人心的句子,在这么长的岁月里,让多少人叹息,又让多少人流泪。

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时代的开启

她从旧上海走来。一个出身显赫、命运坎坷的女人,用她的文字,保留住了旧上海的风光。

若有人问,提到旧上海,会令人想起什么?一一数来,有百乐门舞厅里的纸醉金迷,大世界的塔楼,横跨苏州河下游河口的外白渡桥……当然,还有那个叫作张爱玲的女人。

她和旧上海,仿佛已经融成一体了。它在她的笔下,展现出百态,而她又在它体内激烈的文化碰撞中,获得了灵感。

张爱玲实在是个“怪才”。她笔下的人,总是格外矛盾,情感总是格外细腻。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她不去关心国家的存亡,反倒喜欢钻研“鄙俗”的男女之情,为很多人所不齿。但毕竟是她,将最俗辣的人情记录下来,把男人和女人,情感与欲望,写得那么透彻。

白话文写作在中国的兴起,至今不过百余年。但在这百余年里,张爱玲是第一个用白话文将男女之情写得这样深刻的女人。而与她同期的女作家的创作题材,都与她大相径庭。

张爱玲的作品,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她所表现的,是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时代大背景下的男女。那个时代终结之后,再回望她的作品,便如看老照片,让人感慨万千。

但民国时代的终结,并不代表对情与欲,男女之间感情游戏的思索会停止。一个时代的终结,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如今,张爱玲的小说,已经成为类于“小资必读”的经典。

经典的建立,也促使在张爱玲之后,涌现了更多探讨此类题材的作家。她们沿袭着张爱玲的某些特质,又演变出花样百出的风格。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便是亦舒与李碧华。

亦舒出身于书香世家,是科幻作家倪匡的妹妹。与张爱玲相似的是,她也是一个“天才”。她在中学时代即被人追到学校要稿子。同样是写爱情,较之张爱玲,亦舒的文字更加“速食化”。

张爱玲让女人相信爱情的不纯粹性,而亦舒几乎是彻底地将爱情踩碎,否定了。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很少有完美的、她们都有着缺陷,有或这或那的别扭,这也是最后造成悲剧的根源之一。而亦舒笔下的女人,则如同斗士一般,个个都是女人中的精英。她们美貌,聪明,心灵强大。这些精明女人,对于物质的要求,更加直接,但即便是如此,还是会在感情游戏里吃亏。这样,还让人对爱情有什么希求?

譬如说《喜宝》。一个穷,却聪明美貌的女留学生,在回国的飞机上,认识了富家小姐。两人竟很投缘,于是富家小姐便邀她参加自家的宴会。在宴会上,女学生认识了富家小姐的父亲,一个有名望的富商。女学生本来美貌聪明,又有学历,却甘心做富商的情妇。

故事的开始写得精彩,但是到了后部分,到底让人觉得有些造作,与张爱玲相比,到底是功力不足。若把张爱玲的书比作是一道精心烹制的菜肴,那么亦舒的小说便是洋快餐:吃起来爽快,但也仅是爽快而已。当然,亦舒的小说里不乏鲜辣的句子,但尝多了,到底觉得有些像加多了的味精,反倒让人觉索然无味了。

李碧华与张爱玲的相似度则更高一些。或者说,她更加着意去模仿张爱玲。

不过,与张爱玲关注于现实题材不同的是,学习张爱玲笔调的李碧华,偏好的是幻想题材。比如《胭脂扣》与《青蛇》。

《青蛇》显而易见是模仿张爱玲笔下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甚至连那段经典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理论都化用掉:

“每个男人,都希望他生命中有两个女人:白蛇和青蛇。同期的,相间的,点缀他荒芜的命运。——只是,当他得到白蛇,她渐渐成了朱门旁惨白的余灰;那青蛇,却是树顶青翠欲滴爽脆刮辣的嫩叶子。到他得了青蛇,她反是百子柜中闷绿的山草药;而白蛇,抬尽了头方见天际皑皑飘飞柔情万缕新雪花。”

“每个女人,也希望她生命中有两个男人:许仙和法海。是的,法海是用尽千方百计博他偶一欢心的金漆神像,生世位候他稍假词色,仰之弥高;许仙是依依挽手,细细画眉的美少年,给你讲最好听的话语来熨帖心灵。——但只因到手了,他没一句话说得准,没一个动作硬朗。万一法海肯臣眼呢,又嫌他刚强怠慢,不解温柔,枉费心机。”(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李碧华.《青蛇》)

语句安排得漂亮,但到底还是拾人牙慧。

当然,李碧华亦有李碧华的特色。即便有人说张爱玲的文章,妖气四射,但她到底还是含蓄的。而李碧华则不然,她下笔更加“野”,也更加直白。张爱玲喜欢不厌其烦的景色与器物描写,也喜欢细节刻画,李碧华则不然。她将大部分细枝末节都斩去了,只留下最必须的。简洁,看起来不费神,却也少了许多阅读的乐趣。

旁人学张爱玲,虽然能学的几分她的意思,却不如她有深厚的功底。她痴迷红楼,读过不少传统小说,于西方名著亦有涉猎,英文也精通。如今有这样功底的作家,实在是凤毛麟角。

张爱玲特殊的家庭与阅历,也注定她在文学之路上,能够走得更远。生于封建大家庭,让她对生活有着更加真切而奇特的体验。她与胡兰成惊世骇俗的恋情,也是罕见的。

说到底,张爱玲到底是张爱玲。即便有别人学她,学得一点皮相,还是学不到她的魂。她只属于那个早已远去的时代。她已与那个时代融在一起,再也不能分离。